四十二年前的預言，為何準確說中香港今天？｜【 #三退前線】EP29

2026年9月6日,信報財經新聞創辦人林行止,本名林山木,在家人陪伴下安享離世,享年86歲,也有部分文件記載他享壽88歲。 附文傳出,香港各界以湘江第一鑑比的美譽送別這位傳奇豹人,但如果我們只把這件事當作一位老豹人的自然離世,那就錯過了他留給後人最沉重的一份遺產。 林行止的一生恰好橫跨了香港從一個製造業港口躍升爲國際金融中心,再到這座東方明珠的文明體系被連根拔起的整段歷史。 他的生命軌跡恰是一整部香港文明興衰的縮影,這座城市曾經把中華傳統文化的底蘊與英國人帶來的法治、民主與自由理念結合起來,孕育出一個華人世界前所未見的輝煌文明。 而林行止用他長達半個世紀的筆記錄了這個文明如何誕生、如何繁盛,又如何在中共的手中一步步走向毀滅。 林行止早在1984年就看穿了這一點,而他生命最後幾年所目睹的一切,正是這個預言最殘酷的應驗。 要理解林行止爲何對中共的本質有着比同代人更深刻的清醒,必須從他顛沛流離的童年說起。 林行止另有筆名史威德,1940年出生於中國廣東省汕頭市成海區,早年曾就讀廣州旅善學校和廣東汕頭華僑中學,有三名弟妹。 1950年代的中國內地正處於政治運動頻繁、社會極度動盪的殘酷時期,受此嚴峻政治環境影響,林家遭遇巨大沖擊,林行止甚至一度與家人流落街頭,保藏人情冷暖與體制之惡。 這不是抽象的歷史敘述,而是一個孩子親身經歷政權暴力的證詞。這段早年的創傷經歷,成爲他日後對中共政權保持高度警惕與心理防備的根源。 直至1960年代初,他隻身偷渡來到香港,才終於得以在自由、法治的社會中過上穩定的生活。一個從中共治下逃出來的少年,最終在英國人建立的法治社會里,親手創辦了改變一整代人的報紙,這個對照本身已經是對兩種制度最直接的審判。 抵達香港後,林行止於1960年代初期,加入了由渣良雍、金雍創辦的《明報》,最初在數據室工作,隨後憑藉其卓越的文字功底與敏銳的觀察力,逐漸展露才華。 這段經歷不僅讓他熟悉了報業的底層運作,也讓他沐浴在當時《明報》所堅持的文人辦報與獨立評論的風骨之中,爲其日後的事業奠定了基石。 爲了尋求更深層次的知識體系,林行止於1960年代中期遠赴英國,在劍橋文學及工業學院攻讀經濟學,並於1965年取得經濟學學士學位。 在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發源地,他系統地吸收了古典經濟學與現代市場經濟理論,深刻理解了產權、利伯維爾廠與法治之間的共生關係。 1969年學成回港後,他參與籌辦《明報》、《晚報》,並主管該報及明報的經濟版,開始將西方的經濟學理論引入香港報業,出漏鋒芒。 1970年代的香港正處於經濟騰飛的前夕,工商百業發展迅速,擴張業務的集資需求大增,華資逐漸崛起。 然而,當時傳媒界對財經新聞的處理仍停留在表面行情、股票炒賣與小道消息的層次,林行止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時代的缺口與結構性需求。 1973年,林行止與妻子駱友梅及傳媒人羅志平共同創辦了全港首份以財經新聞爲主的中文專業報章《信報財經新聞》。 其創辦時機可謂極度驚險,當年正值香港股災爆發與全球石油危機,經濟環境一片蕭條,市場情緒低迷。 在報館面臨極大經濟困難、排版工友甚至需要七折之薪的困境下,《信報》並未迎合市場的投機心理,反而憑藉實事求是的作風、客觀理性的分析,迅速確立了嚴肅專業的報格。 1977年,他進一步創辦了《信報財經月刊》,鞏固了他在深度財經分析領域的權威地位。 從1973年到1996年,他幾乎每日撰寫社論、政經短評,分析香港及國際政經形勢。 1997年起,則轉寫《林行止》專欄。2019年,他更獲《吉尼斯世界記錄》認證,表揚他連續多年撰寫報章專欄的全球最長記錄。 林行止在評論上最爲人稱道的革命性貢獻,在於他把經濟從枯燥的財經版市場消息,轉化爲一種公共思考的方法論。 他的文章深入淺出,將匯率、股市、國際政治與制度設計,巧妙地與歷史、預言、文學及掌故結合, 教導了整整一代香港讀者如何用經濟學的視角看世界,看政策要問誘因,看市場要問制度,看政治口號要問實際約束,看歷史承諾要問執行機制。 這不是單純的財經教育,而是在爲一座城市建立一套抵禦謊言、辨識真僞的思維武器。 爲擴大信報的學理深度,林行止發掘並邀請了衆多名家撰文。 例如,他邀請經濟學家張五常在信報連載《賣局者言》專欄,以賣局、炒黃牛、燈塔故事這些街頭巷尾的真實現象, 展示產權及交易費用理論,開闢了中國經濟學散文的新天地。 這種兼容幷蓄、百花齊放的評論版面,使信報成爲香港政商界、金融界及知識分子的必讀之物。 已故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曾公開表示,他過去每日必讀香港的兩份報紙,其中之一便是信報,且重點閱讀林行止的評論文章。 1991年,林行止獲英女王頒授關左勳章。 2009年,香港大學在第180屆學位頒授典禮上,向他頒授名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以表彰他對香港傳媒行業與社會發展的卓越貢獻。 林行止一生所推動的核心經濟與政治理念可以歸納爲四個方面。 一、制度經濟學的在地化。 他強調法治、產權保護與利博維爾廠是不可分割的整體,把高斯的產權理論與交易費用概念引入大衆視野,探討香港的土地政策與勞工法律。 二、積極不干預政策的辯論。 他高度認同前港英財政司夏鼎基提出的積極不干預,主張政府應有意識地剋制,非必要少出手,但在市場失靈時,並非撒手不理,需提供法律與基建保障。 三、對資本主義侷限的反思。 經歷2008年金融海嘯後,他批評市場自由遭濫用,人性過度貪婪及公共約制不足,對全球貧富差距擴大有深刻反思,強調利博維爾廠必須在法度與紀律下運作。 四、新聞與自由的共生關係。 他引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裏德曼的觀點,強調香港的成功不僅依賴經濟自由,更根本在於言論、寫作等公民個人自由,認爲新聞自由凌駕於政經自由之上。這四根支柱,正是香港被摧毀的文明的底基。 林行止的卓越之處不僅在於他身後的經濟學素養,更在於他對極權政治,特別是對中共本質的深刻理解。 在香港前途問題浮出水面的1980年代,當多數人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抱持樂觀幻想,或被中方的政治保證所迷惑時,林行止卻發出了最冷峻、最清醒的歷史預言。 1984年初,中英就香港前途進行第八輪談判前夕,英方在談判桌上節節敗退,北京及其在港代理人開始大肆推銷港人治港的概念,派發定心丸,試圖誘導輿論,支持中國、中共收回香港。 在這種歷史的十字路口,林行止於1984年1月13日的信報專欄中,發表了題爲《烏龜背蠍子過河的教訓》的經典文章。文章借用了一個古老的寓言,不安水性的蠍子請求烏龜揹他渡河,烏龜擔心在河中被蠍子蜇咬而毒發身亡,因此婉拒。 蠍子辯解稱,若他蜇了烏龜,烏龜沉下水,蠍子自己也會淹死。這種同歸於盡的事對蠍子毫無好處。烏龜被這個基於理性利益的邏輯說服,揹着蠍子下水。然而,到了河中心,蠍子突然狠狠地咬了烏龜一口。 臨死前,烏龜不解地問蠍子,爲何要不顧自身安危,同歸於盡?蠍子無奈地回答,這是我們蠍子的習慣,要改也改不來啊。 林行止以此預言,精準地比喻了北京與香港的關係,蠍子代表中共,烏龜代表香港。當時香港社會與國際社會普遍認爲,保持香港繁榮穩定與資本主義制度,對中國的經濟現代化及獲取外匯有極大的好處。因此,外界假定,中共基於理性自立,絕不會去破壞香港的制度。 林行止看破了這一點,他指出,中共的干預與領導已經成爲其政權運作的習慣,是一種體制的路徑依賴。他寫道,即使中共答應香港享有很高的自治權,採取特別的政策,從香港人的角度看,有關的政治從屬地位一經確定,便等於北京將繩子套在香港的脖子上。 收不收繩子的主動權,完全操諸北京領導人手上。他深知中共自上而下的領導做派,明知瞎指揮可能會帶來惡劣後果,也會禁不住非領他一下,倒他一下,不過癮。這正是共產主義最赤裸的自白。 他不爲任何實質利益而剋制自己,他甚至不需要一個理由纔去傷害他所依附的宿主。控制纔是他唯一的不可更改的天性,即使代價是同歸於盡。 爲了將這段歷史智慧傳承下去,林行止的女兒林在山,耗時三年,將父親1975至1984年間探討香港前途問題的政經短評,集結成《香港前途問題的設想與事實》,並翻譯成英文出版。 2018年7月的書展講座上,林在山公開引述父親的話指出,中共可能就是蠍子,即使對自己沒有一點好處,仍會不自覺地拖垮香港。 對此預言進行了深刻的政治哲學延伸。他認爲,蠍子違背承諾,不顧死活地遮掩,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事情,不屬於常人可以理解的理性範圍,這正是人性與黨性的分裂。 集體制內在的黨性衝動,就會壓倒一切經濟上的理性考慮,最終導致他出手干預,並摧毀香港原有的自由體制。林行止在30多年前的這一動靜,以及其悲劇性的方式,精準預言了日後香港局勢的演變。 要維持長達半個世紀的客觀評論,評論者必須具備強大的道德定力與獨立人格。林行止一生奉行文人辦報的傳統風骨,始終與政治權力及商業巨頭保持刻意的距離,以此確保其筆鋒的銳利與公允。林行止的獨立性,從來不是選擇性的正義,而是對一切權力的等據戒備。 林行止的批判精神並非僅針對中共,在港英殖民統治時期,他也絕非一位唱好政府,相反,他尖銳的筆觸屢屢令殖民地高官感到難堪。 在第25任港督麥理浩任期的1971年至1982年間,麥理浩推行了大量激進的社會改革,包括成立廉政公署,推動十年建屋計劃等。 林行止在信報中多次批評其施政冒進,部署欠周全,特別是在1970年代末越南船民問題與1977年井蓮衝突上,直指政府的失誤與潛在危機。 林行止的夫人駱友梅曾回憶,丈夫的文章令港督麥理浩大爲光火,導致信報在當時屢屢遭受港府的排擠,錯失許多官方採訪機會,更被排除在政府的吹風會之外。 同時,由於其言論時常觸及既得利益者,也曾面臨商界抽走廣告的巨大經濟壓力。然而,正是這種不中聽的言論與不屈服的態度,確立了信報不偏不倚的獨立權威地位。 最終連港府官員,如後來的財政司夏鼎基,也不得不重視他的意見。這段歷史證明,林行止的獨立性從來不是選擇性的正義,而是對一切權力的等距戒備。 在生活與社交上,林行止極度低調,歷年來極少接受傳媒訪問。2008年,他罕見接受上海東方早報訪問時,坦言自己爲人內向,儘量推卻各種應酬,與權貴沒有什麼交往。 他認爲,一旦與政商人士見面產生交情,評論時事時便難以保持客觀理性。即使朋友日後掌權,夏鼎批評時也會遭遇人情羈絆,適度保持距離有其絕對的必要。 他形容自己有着強烈的自我疏離的寂寞感覺,但他深信,對於需要保持清醒冷靜的評論工作者而言,耐得住某一程度的寂寞是有其必要的。這種爲了捍衛獨立人格而主動選擇的孤獨,成爲他作爲香港第一鑑筆,最堅實的底色。 前信報總編輯文卓飛評價道,林行止繼承了明報渣良庸的風骨,在當今香港傳媒界,再無第二人能做到。學者周寶松則形容,林行止一生直書兇意,極度珍視香港的自由。 作爲一名卓越的經濟分析師,林行止不僅能看透宏觀經濟與政治局勢,也深諳傳媒產業的商業規律與時代侷限。隨着互聯網的興起,傳統紙媒的式微,以及香港政治環境潛在的暗流湧動,林行止夫婦做出了極具前瞻性與理性的商業決策。 隨着年紀漸長,林行止夫婦開始部署退出報館的日常經營。1997年,林行止一度將信報的管理交報給女兒丁在山,但自身仍繼續撰寫專欄。 進入2000年代後,資本市場對傳媒業的併購加劇。2006年8月,電訊影科主席李嘉誠次子李澤凱以約3500萬美元的價格購入了信報五成的股份,隨後於2014年9月,李澤凱進一步購入了信報餘下的全數股權。 至此,林氏家族在產權上完全退出了這份由他們一手創辦、經營了41年的報業帝國。這一股權轉讓在當時引發了極大的關注與震動。從商業角度看,這是一次極爲成功的套現與交報,而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審視,這反映了林行止對香港傳媒未來生存空間的隱憂。 儘管報紙易手,但憑藉其不可替代的影響力,林行止依然得以在信報保留其專欄,繼續他的評論生涯。前總編輯陳錦祥指出,在這段產權轉移的過渡期內,信報評論版依然維持了不看立場、百花齊放的特色。 時事評論員列以徵甚至形容,林行止的專欄成爲了新信報體制下的思想特區。然而,隨着資本的完全掌控與時代大氣候的急劇轉變,獨立媒體的運作空間逐漸受到無形的擠壓。 林行止的及時脫手,不僅確保了自身家族的經濟安全,也避免了日後可能面臨的直接政治清算與企業倒閉風險,展現了一名頂尖經濟學者在現實世界中的知所進退。 2020年起,香港的政治與社會環境發生了劇烈的板塊移動。港區國安法的實施徹底改變了香港傳媒與評論界的生態,紅線處處,寒蟬效應蔓延。身爲見證了香港半世紀起落的老豹人,林行止在人生最後的專欄生涯中,展現了知識分子最後的倔強與挨戈。 國安法生效後,林行止並未立即噤聲,反而多次撰文探討公民自由、新聞自由與制度崩壞的危機。 2020年9月2日,黨特首林鄭月娥與教育局長楊潤雄公開宣稱香港沒有三權分立時,林行止在專欄中痛批此言論乃香港迴歸後的特大新聞。 他直言,香港對中國的存在價值皆應有把內地的垃圾變爲外匯的市場機制,而此機制所以有化腐朽爲神奇的功能,關鍵在於以三權分立爲基礎的法治社會。 進入2021年,局勢急轉直下。6月4日,香港警方首度引用公安條例封鎖維多利亞公園,禁止支聯會的六四主光集會。林行止隨後撰文感嘆,空無一人的維園卻成爲一幅令港人和世人永世難忘的政治風景。 同年6月中旬,《蘋果日報》遭警方國安處搜查,包括張建宏、陳沛敏、楊清奇等多名高層被捕,報館資產被凍結,並最終被迫停刊,創辦人黎智英更面臨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等重控。林行止對此深感震撼,他在專欄中公開評價黎智英是重塑香港傳媒的重要人物之一。 並斷言,無論是否有《蘋果事件》,在港區國安法之下,香港已絕對沒有報業百花齊放的環境,在紅線模糊不清,連小罵、溫和的和理性的去罵都不行的一言堂氛圍下,香港大批資深評論員如李怡、王永平、蔡子強等,相繼宣佈封筆或離港。 這不是一個人的沉默,而是整座城市的思想器官被一起切除。 在《蘋果日報》停運約一個月後的2021年7月29日,81歲的林行止在信報發表了最後一篇專欄文章,題爲《制度有益,股市殊途,嚴守法度,港股永生》。 在這篇決唱中,他從宏觀經濟切入,指出奉行利伯維爾廠制度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股市理應長期向上傾斜,但事局已變,香港股市與這種趨勢脫鉤的可能性已漸顯露,與西方制度已然失聯,其主因在於政府有形之手已間接介入市場運作。 在文章的最後一段,他以遲來的道別爲小標題,正式宣佈隔離,結束長達48年零27天的信報寫作生涯。 他平靜而莊重地寫道,今次隔離是健康條件尚可,在大環境仍有選擇自由之下做出的自由選擇,他回顧半世紀以來能持續胸義,暢所欲言,既有精神滿足,富有實質收穫,身心愉快,但願往後也能舒心適意地過日子。 林行止的這段告別詞,沒有歇斯底里的控訴,卻充滿了無聲的抗議與知識分子的尊嚴。 所謂在大環境仍有選擇自由之下做出的自由選擇,實則是對即將失去免於恐懼的自由的一種深層嘲諷與悲涼預警。 他深知歇斯已經完全渡河,並開始展露其不受控制的天性,在制度徹底異化,評論空間窒息之前,主動放下手中的筆,是他維護自身獨立人格與思想尊嚴的最後防線。 2026年9月6日,林行止的辭世,象徵着香港一個傳奇時代的正式落幕,他的一生是一部濃縮的香港現代史,也是華人世界新聞自由與經濟啓蒙的壯麗史詩,更是一份對中共邪惡本性最完整的歷史證詞。 首先,他開創了香港中文專業財經報業的先河,透過信報將建設的經濟理論轉化爲推動社會進步的公共常識,他不僅記錄了香港經濟的騰飛,更爲整整一代香港政經精英塑造了理解制度、市場與法治的思維框架。 這座思維框架,正是那個把中華文化底蘊與英式法治精神結合起來的香港文明最核心的資產。 其次,他展現了超越時代的政治原件,1984年的烏龜背蠍子預言,在隨後近40年的歷史長河中被不斷應驗,他對中共體制內在黨性與控制慾的深刻認知,使他從未對極權體制抱有不切實際的浪漫幻想。 這種清醒,在過渡期及迴歸初期的香港知識分子中尤爲罕見與珍貴。 最後,他以身作則,完美詮釋了何謂真正的獨立評論人,從港英時代拒絕向港督獻媚並承受打壓,到面對財法收購時的進退有度,再到國安法陰霾下,爲了捍衛尊嚴而毅然隔壁,林行止始終保持着與權力的安全距離,甘願忍受自我疏離的寂寞。 林行止的離去,不僅帶走了香港第一鑑筆的榮光,也帶走了那個允許文人辦報,百家爭鳴,讓一支筆足以影響整個城市經濟走向的黃金歲月。 他的逾百部著作與無數經典論述,將成爲後世研究香港歷史、經濟發展以及極權擴張邏輯的寶貴文獻。 從1940年代汕頭街頭那個流離失所的孩子,到1973年創辦全港首份財經專業報紙的報人,再到2021年,在國安法陰霾下毅然隔壁的老者,林行止用他86年的生命走完了香港文明從誕生到覆滅的全程。 他親眼見證了香港如何用中華文化的根,與英國人帶來的法治之樹,長出一片言論自由、產權清明、制度理性的森林,也親眼見證了這片森林如何在中共的絕對控制慾之下,被一寸一寸地砍伐殆盡。 正如他生前所堅信的,市場的價格或許每日都在波動,但一個社會真正無法被輕易摧毀的資產,是思想的深度、對法度的嚴守,以及對自由靈魂的堅持。 中共或許可以用一紙國安法,讓一位81歲的老人放下筆,可以用一次又一次的搜查與拘捕,讓一份又一份的報紙停刊,但他永遠無法讓一個看清了他終極目的的靈魂,回頭相信他的承諾。 這就是林行止用一生留給這個時代最沉重,也最珍貴的答案。香港的文明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底蘊與英國法治文明的共同結晶的產物,是人類文明的瑰寶,特別是華人珍貴的財富。 香港文明的輝煌,是未來華人社會共創文明的寶藏,我們默默珍藏它,待到光明到來時,再放光彩。 今天的三退前線就到這裏,歡迎您訂閱、轉發和留言,我們下次節目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