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學《貞觀政要》筆談（二十九）：魏徵論治國 德為本 法為輔

帝王學 貞觀政要筆談 二十九 魏徵論治國得為本法為輔 我們今天的人,動輒將法治社會當作最完善的理想社會,殊不知,失去道德統帥的法治,會走向窮途末路,現代社會法律越定越多,人心卻在迅速敗壞,社會亂象層出不窮,顯示出法律治標不治本的侷限。 它只能作為道德教化的輔助手段,得為本,法為輔的治國思想,被明確寫在貞觀政要的論公屏裡,顯示出中國古代君臣自古不變的英明見識。而這些見識,基於傳統以道德為核心的教育。 在《論公屏》中,實錄了魏徵寫給唐太宗的一篇奏書,其中有一段話,非常清晰地論述了法律和道德的關係,讀完這段話,我們會非常明白如何用法律,如何治國纔是最高明的。為方便閱讀,我們將原文分為幾段,詳細領悟這位治國賢臣的思想。 原文第一段 故聖哲君臨,一風一俗,不知言行俊法,在仁義而已。故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深。惠下以仁,正深以義,則其正不言而理,其教不素而成矣。然則仁義,禮之本也,刑罰,禮之莫也。謂禮之有刑罰,由執御之有鞭策也。人皆從化,而刑罰無所施,馬盡其力,則有鞭策無所用。 由此言之,刑罰不可治理,亦以明義。 第一段大義 臣,衛禎自稱,聽說,若論道德的深厚與崇高,沒人可以超過皇帝。堯帝,若論仁義的盛大,沒人可比得上順帝。大禹,如果要繼承皇帝,唐堯的風範,追隨於順,下禹的足跡,只有推行道德仁義,舉賢才而任用,聽善言而治理。 如果不能選拔德高的賢能者,而把政務委託給毫無見識的世俗之人,他們必然因為沒有眼光和胸襟,會使國家失去根本的大體。他們只會奉行嚴刑峻法,以求迅速控制天下的百姓,如此一來,要想達成先古聖王的無為而治,是絕對不可能的。 所以聖賢的國君治理天下,以一風一俗為本,不靠嚴刑峻法,只是推行仁義二字,沒有仁就無法廣泛地在天下施行,沒有義就無法端正自身,用仁來向天下人施行恩惠,用義來端正自身,這樣,國家政務就可以不用嚴酷的法律就能達到太平,教化就可以不嚴峻而有所成就。 所以說仁義是治國的根本,而刑罰是治國的輔助手段。治國之所以存在刑罰,就像趕馬車避免不了還需要用鞭子歸正它走在該走的方向,百姓們都已明白善惡的教化而自覺走正路,那麼刑罰就沒有地方可施行了,馬能自覺地奔跑在對的道路,那麼鞭子也就沒有什麼用處了。 由此可見,刑罰不能使國家獲得根本的太平,這個道理是很明顯的。 第一段解讀,君負之責。魏徵的見識,不愧為高明的大儒,他懂得文人最大的責任,就是導正國家,歸正人心。導正國家最根本的做法,就是以道德教化百姓,讓人懂得是非善惡。 人心善良,自然不去做壞事,國家自然太平,刑罰不過是強制歸正行為的做法,但無法歸正人心,背著人,看不見的時候,他還是要去刑惡。 所以刑罰無法解決根本問題。古人認為,帝王者,是天下之父,而百姓是子民,養不教,父之過。無論是小家還是天下的大國大家,都是一個道理,教育子女的責任,是君負的首要責任。 古人把對子女的道德教育、人品教育,看得比物質的滿足,要重千萬倍。因此,真正的儒生、士大夫,都懂得如何治國,如何以上古皇帝、堯舜等為典範來導正後世帝王,勸戒他們奉行孔子的人意之道。 因為孔子的教育,就是在繼承和發揚古代聖王治理國家時留下的文化經典,這些文化,皆是以道德為核心。 離開這個箭矢,就會形成極端的維護個人私慾的惡法。即便是以惡治惡,一時奏效,過後還是會越治越壞。越壞就刑法越多越嚴厲,最後走向末路。所以魏徵勸導太宗治國,絕對不會有失大統,不會離開德來用法,離開德來選官。 既然德為本,法為末,教化民心,讓百姓懂得做人的善惡是帝王最大的責任和義務,那麼選好有德的賢能來做官,就很重要了。國家太大,帝王需要識人用人,則有德有才者幫助自己教化百姓,共同一風一俗,做成這件最大的好事,就是最成功的治理,最高明的無為而治了,也就是走上古帝王的聖賢治國,君臨天下的路了。 此為真正的王道,以德治國。如果選用無德的俗人為官,眼光必然短淺,只顧急功近利,不顧根本,國家必然越治問題越多,大體不顧,惡法滋生,後果不堪設想。 因此魏徵講話,從來不忘聖王的教導,以聖王的做法勸服太宗,要知道自己身為帝王,最該把握住的,是仁義二字,以仁施恩惠,感化百姓,以義正自己,成為表率,上行下效。自然歸正人心,因此要讓賢能的官員與帝王一起同心同德,完成帝王的道德教化。 魏徵在奏章中的其他地方,把這樣的以道德教化為根本的君臣治理,叫作同德,把奸臣俗例的無道治理,叫作朋黨,原話,夫以善相成謂之同德,以惡相濟謂之朋黨。這也就是古代真正的文人,為何會有人人志士的說法。 凡是受過傳統儒學教育的,真正懂得孔子教育真諦的,都明白,讀書人的最大使命,就是成為仁義的君子,並幫助國家推行仁義之道,歸正社會的道德風尚。這纔是君臣的要務,也是自古教育的根本目的。 因此魏徵接下來,在第二段,以古籍的說法,點明帝王治國之本在於道德教化。莫要本末道治,一味地依賴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