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英雄人物】蔣介石(17) 視死如歸

千古英雄人物,蔣介石,十七,視死如歸。視死如歸,政變當天,張學良前來見蔣介石。蔣介石質問他對兵變的態度,張謊稱事先不知情。蔣介石說,而既不知情,應立即送魚回京或至洛陽,則此事尚可收拾。 張卻要蔣介石答應他的條件,方能放人。蔣介石當即義正言辭譴責張的叛徒行為,要他應即將魚槍殺,此外無其他可言也。 張竟用教人民公斷威脅。蔣介石憤怒已極,魚身可死,頭可斷,肢體可殘露,而中華民族之人格與正氣不能不保持。蔣介石要張學良選擇,立即釋放或當場槍斃。 張學良一時無所措手足,直至第三日,他、張學良才含糊其詞,半勸半求說出他們所共同意決的八項條件,並說只要我英允簽一個字,他就立刻親自送我回京。我乃對他說,無論你說的任何動聽的請求,在你西安劫持威脅之下,絕無商討餘地。 但是我也知道,即使張等有悔悟之意,而其主謀之共匪,必認為千載一時的良機,也就是他匪黨的一個生死關頭,非迫我接受他的條件,即避之我的死命。我在此時,只有下定捨生取義的決心,對叛徒始終拒絕與他們商談任何政治條件。 蔣介石當時的處境,如入虎穴狼窩,九死一生。他知道自己生還的機會很小。十二月二十日,叛亂發生後第八天,宋子文到西安見到蔣介石。蔣介石給全體國民、妻子和兩個兒子分別寫下遺囑。他希望美齡對京國、緯國能視如己出,也要兒子們聽從孝順後母,並要子文向美齡傳話,千萬莫忘。 他告訴宋子文,此時非迅速進兵,不能救國家脫離危險。還向宋親事進兵方略,讓他轉告中央。蔣介石說:「無人作事,應完全圍攻而不可殉思,如其速將西安包圍,則予雖危亦安,即犧牲亦明目矣。」《西安半月記》。 在《對國民的遺囑》中,蔣介石說:「忠政不能為國自重,刑拘輕減,以致反動派成奸山禍所不構陷生變。今世至此,上無以對黨國,下無以對人民,惟有一死以報黨國者報我人民,其無愧為革命黨員而已。我死之後,中華正氣乃得不死,則中華民族終有濟起復興之一日。」 面對蔣公逝死如歸,中共黔驢技窮,張、楊起虎南下,國軍討伐如箭在弦。16日,驚慌失措的張學良向蔣介石報告中央空軍對渭南、華縣等地要塞開始轟炸。蔣介石甚敢安慰,日記雲:「知中央戡亂定變,主持友人,不吃客中聞家庭平安之急暴也。」 宋美齡不同意軍事解決西安事變,事變後第二天,她就委託私人顧問、澳大利亞人端納菲往西安面見張學良,尋求妥善解決的辦法。為了和平方案,美齡與部分國民黨高官意見相左,但很難阻止軍事行動。有人甚至責怪她是舊夫新妾、婦人之見。 美齡不為所動,為爭取和平,就蔣介石領導抗戰,她決意親往西安,與夫君共生死。無論是蔣公的同盟還是政敵,大家都知道,沒有蔣介石,中國將陷入羣龍無首的亂局,內戰風起,垂手得利的當然是日本。 中共當時還遠未成氣候,日本全面入侵,如果沒有蔣介石領導,中共也只能選擇當漢奸或亡國奴,絕無抗日的能力。宋美齡堅信蔣介石能夠度過這一難。蔣介石得到神的護佑,闖過死關,吾夫言曰:「餘雖屢主君千萬勿來西安,然餘深感無法相阻也。」 今晨餘讀聖經,是月及,耶和華今將有新作為,將令女子護衛男子具。今君果來此,我夫歷數被劫之經過,並稱在劫持中,絕不作任何承諾,因要求我勿以簽訂某種文件相勸。 餘告之曰:「餘本是國家福利重於吾夫之安全,信物律我有強勸吾夫屈服之舉。」宋美齡自述《西安事變回憶錄》。蔣介石寧死也不妥協,二十二日,蔣夫人突然來到西安,我見面第一句話告訴她說:「時日來叛徒每日用各種手段,只要求我在其條件上簽字,就可以送我回京。」 你來共患難,是為公而非為私,一切須以國家為重。如有叛徒以任何條件,脫為轉勸,必嚴厲拒絕。我們寧死,亦不可答應,蔣夫人此行下了決心,她回答我道:「她重視我的人格,甚於我的生命,她絕不勸我有違背素質的行為,她只願與我同生死,蘇俄在中國。」 宋美齡到西安後,勸蔣介石寧抗日,誤死敵手。宋氏兄妹代表蔣介石向張學良及中共作出了讓步,停止剿共,改編赤匪,納入國民革命軍,在蔣委員長統帥下,準備抗日。 張學良西安事變後,自己赴京請罪,由西安飛往南京途中寫告別信,文中表示寧可自盡,而能讓別人的事情成功。文件第一部分的大意如下:「餘誠意救國,到現在反誠為誤國。平生以信義自許,不期有今日。餘最痛心者,為日本小鬼所快意。 餘不願見亡國之事,怨自了,而使他事好了,並盼當國諸公梁心上佳意醒覺。借功方面,餘以在三臣之意。想借功聰慧過人,豈在察梁言,梁為三寇首矣。」 張學良叮囑家人部分概略轉述如下:「兄、父,生性直魯,救國有心,為事之計,西北端起,非餘所出計。餘之身來京,妻了去,以救國加身,誤日本帝國主意所快,不期有今日。餘不願留囚一身,而使事變,更生之節。餘雖不殺薄仁,薄仁因我而死,餘當負其責也。 願張氏子孫為國為家,同日本不共戴天之仇,願世事勿忘,傳遞,媚,子,時,女,生,而全體,飛機駕駛員海蘭麗昂所收藏的有關西安事變的重要私人檔案。」 12月25日聖誕節,蔣介石伉儷由張學良陪同登基離開西安。次日回南京,委員長英雄凱旋,南京民眾欣喜若狂,爆竹震天,全國上下萬眾歡騰。日本歷史學家松原一南在《張學良和中國》中說:「在西安事變裏獲益最多者是中國共產黨。拜西安事變之賜,赤匪得以蘇生、發展而取得天下。」 這是事實,從另一方面看,蔣介石逢凶化吉,也是中國不幸中之大幸。神護佑他闖過死關,在日本全面入侵時,以必死之氣概、超人之遠見,領導中國打贏了衛國戰爭。 張學良劫持領袖,兵變逼宮,實屬死罪,但他赴京請罪,自首歸案,對局勢已無大礙。他在東北抑制中原大戰時的功勞,使蔣介石懷有側隱之心,赦他不死。蔣介石厚待張學良,並吩咐張學良多讀書。 張學良日後到蔣所書,兩人關懷之因,情同骨肉,政見之爭,宛若醜醜。蔣介石在1937年的《正道》詞中說:「事變既平,叛守自知為魯莽滅裂,疑惑國家之舉動,深為惶恐。」 然餘尊主耶穌饒恕人七十個七次的訓誡,應予以自新之機,耶穌受難予餘之教訓。 現在已不受控要大舉迅速,殘酷地報復。周恩來說,蔣可能不會食言。他以調侃的口吻說,蔣自命為英雄人物,會言出必行,雖然周認為這種品格是虛榮心。 毛澤東想起自己從前也是這樣諷刺蔣的天真,毛認為,蔣就像阿Q一樣,對自己的美德和真誠以及中國的傳統充滿幻想,中共正好可以好好利用他這一點天真。 共產黨表面上對委員長畢恭畢敬,但內心裡卻靜待時機。陶寒卻認為,蔣介石的確沒有公開承諾任何條件,大可迅速調集大軍包圍延安。 中共在陝北的三個紅軍兵力只有五萬人左右,其中只有兩萬九千六百五十人有槍,而且他們沒有空軍。蔣是統領大軍兩百零二萬九千人,其中三十萬人受德式訓練,有八萬人更是配備德製武器。此外,他擁有三百一十四架軍機,六百多名戰鬥機飛行員。 甚且,斯諾說他安全脫險後全民擁護的聲勢極大,證實他在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如日中天,遠勝於中國現代史上任何一位領袖,以民意而言,這是發動攻擊的最佳時刻。 但是,蔣介石果如周恩來預見,他信守承諾,停止剿共。甚且,還開始每月撥款二三十萬元給中共部隊,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拒絕為統一戰線背書,重申必須反共到底。不少中央委員依然相信和日本合作而非和共產黨合作,纔是恢復中國主權的道路。 但是蔣介石執意要做,下令對西北紅軍根據地開放貿易,部分恢復郵電服務。蔣介石因為相信中共黨員也是中國人,也會愛國,拿出誠意對待中共。當時實在相信共黨是有悔或歸程,共同義務的誠意。而且,我討伐匪軍的宗旨,一向認為中共黨徒是中國人,忠必愛中國。 只要政府加以相當制裁,不難使其就範聽命,只要它放棄武裝暴動,自可與其他政黨一樣通力合作,為革命救國來努力。所以,自十九年剿匪開始,直到二十五年為止,我對共黨的方針始終是剿腐兼施的。我認為共黨這次共赴國難的宣言,就是我們政府精誠感召的時效。 當時一般愛國有識的人士,都相信這是政府政策的成功,也就是民族抗戰勝利的證照。不料共黨此後的行動,完全與它的諾言相反。這固然是我自信太過,足至重大的挫敗,亦可證明共產黨徒畢竟是共產黨徒。 他們絕沒有所謂祖國愛與民族感。他共產黨徒不僅是不愛國,而且是蓄意賣國,甚至為了他共產主義祖國蘇俄,即使亡國滅種,一所不惜。這一事實的嚴重教訓,雖對於我個人是一種無比的恥辱,而對於今日自由世界反共鬥爭,卻不無貢獻的價值,蘇俄在中國。 中共向全體黨員發布祕密公告,宣稱搞統一戰線只是策略,使黨既能抗日又可千百倍擴張勢力。蔣也看到這份公告,寫下,這顯示共產黨的奸詐,但是他並未公開宣揚這個觀點,繼續把中共當作忠心的小老弟看待。他也放棄削弱軍閥的努力,現在全神貫注到準備抗日。 他需要全國團結以及蘇聯的軍援,美陶寒著,臨天跪懿,蔣介石與現代中國。中共為誓守信,停止新的沒收土地做法,但早先佔走的土地則不予歸還,停止反國民黨的宣傳,擁護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斯諾觀察到,這些改變並未影響中共的基本理論、方案或自主地位。蔣氏對這一切全都心裡有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