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殤 04 《新紀元》

十九世紀中葉,黨資本主義所召喚出來的大工業正在歐洲方興未艾之際。 一個猶太人已經在大英博物館裏解剖他的祕密,宣告他的死刑了。 馬克思在審視資本,這個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流着血的怪物時,一邊用雙腳把大英博物館裏的地面蹭出兩道身影,一邊在構想未來社會的輪廓。 這位偉大的導師是很謹慎的,他只對未來勾畫了一個藍圖,他設想共產主義社會應當是生產力高度發展,財富充分湧流,勞動不再是謀生的手段,勞動的消耗不再構成商品的價值,因此商品貨幣關係將退出歷史舞臺。 1917年,阿弗洛二號巡洋艦一聲炮響,便似乎宣告馬克思構想的這個未來社會已經在俄國出現。然而,當時俄國還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農業產值在國民總產值中高達57.9%,工業產值只有美國的7%。 這位不主張過早奪取政權的普利汗諾夫堅持認爲,當時的俄國只能繼續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發展生產力,他向列寧的挑戰被十月革命的勝利打得粉碎。 然而,歷史彷彿並沒有淹沒普利汗諾夫的懷疑。十月革命後,列寧便採取了允許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發展商品生產等一系列看來是倒退的措施。這似乎意味着列寧並沒有忽略普利汗諾夫的那個問號,經濟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能不能跳越商品經濟發展階段。 鐵腕的斯大林在三十年代靠着剝奪農民和壓低社會消費水平強行高積累,竟使蘇聯工業獲得了令全世界瞠目結舌的飛速增長。反對他這種做法的布哈林則被當作人民公敵而槍決。 但是,斯大林模式也讓蘇聯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以至斯大林逝世之後,蘇聯就吹響了改革的號角。 曾經被斯大林模式所籠罩的東歐各國,也或早或遲離經叛道進行改革。巴爾幹半島的南斯拉夫異軍突起,率先衝出蘇聯模式,摸索自己的道路,緊接着匈牙利、波蘭、捷克等也都走上了風雲變幻的改革之路。 歷史彷彿把布達罕諾夫的疑問重新提了出來。但是,歷史並沒有倒退,而是人們超越了它。 這股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在1978年12月18日這一天,終於把中國也推進了社會主義國家改革大潮之中。 這個帶着滿身傷痕剛剛從動亂中爬起來的國家,這個還帶着幾千年傳統包袱的民族,在改革中將要解決的難題比蘇聯和東歐各國都要複雜得多、艱難得多。 今天,有多少中國人能夠清醒地認識到,改革並不僅僅意味着紅薯換蒸饃,光棍娶老婆,並不僅僅意味着採電冰箱和增加工資,似乎也不僅僅是一千美元的小康水平呢。 改革在更多的情況下和更深刻的意義上,乃是一種文明善變的巨大陣痛,是一項充滿風險的事業,是一個需要我們這一代甚至今後幾代人做出犧牲的艱難歷程。 我們正好站在十字路口,要麼讓我們的古老文明永遠衰落下去,要麼促使它獲得新生的機制,無論怎樣我們都無法推卸這歷史的責任。 十年前,當我們終於打開封閉的離牆,重新回到世界上來的時候,在窮過度的貧困和文化專制的寂寞中生活了很久的中國人是多麼驚訝的發現,資本主義的西方和日本竟那樣發達,人們竟生活得那樣富裕。 或許正是這個強刺激,讓我們又點起了一個已經淡忘了多年的老話題,意味着巨大財富的工業文明爲什麼沒有在中國歷史上出現呢? 但即使到了一千年前文弱的趙宋王朝,中國的經濟,特別是城市商業,也還是世界上最繁榮的。當北宋汴梁和南宋臨安已經是百萬人口的大都市的時候,歐洲最繁華的商業中心城市充其量也超不過十萬人。 難怪維尼斯的商人馬可波羅到了中國竟會樂而忘返。然而,讓馬可波羅如此驚訝和羨慕的中國文明,此時已經在衰退之中了。 歷史偏偏更鐘情於他那遠在地中海的故鄉,那個剛剛從一個捕魚曬鹽的小村落髮展起來的維尼斯。這是一個沒有農業的國家,它甚至算不上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沒有領域的城市,一個商人共和國。 公元1160年,維尼斯政府向市內的商人借了15萬銀馬克來發行公債,這在全世界破天荒第一次把一個政府徹底變成了一個公司,而維尼斯的公民成了政府的債權人。 當商品貨幣關係成爲經濟和社會的主要關係時,保護私有財產的法律也就成爲不可抗拒的。然而,維尼斯的商業精神是連莎士比亞都詛咒的,因此直到五百年後,英國纔出現銀行發行公債的做法。 而在中國,恐怕要晚八、九個世紀纔會懂得這件事情。 中國這樣的小農大國,雖然商業從來都很發達,卻先天不具備真正的商品觀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歷朝歷代,皇帝是擁有整個中國的唯一私有者,他可以任意向百姓徵收賦稅,攤派謠議,無償也是無止境地剝奪農民。 官吏靠朝廷微薄的俸祿度日,自然也要巧取豪奪地向百姓搜刮財富。 這種建立在農業文明基礎上的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成爲抑制古代中國經濟特別是工商業活動的沉重枷鎖。 當明朝實行閉關鎖國,太平洋西岸一片寂寞的時候,從地中海沿岸孕育起來的世界商業大革命正向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移動,歐洲逐漸由中世紀的矇昧野蠻走向世界中心舞臺。 海岸文明在這天賜良機的歷史關口,毫不遲疑地發揮出它那開拓擴張的內在活力和文明優勢。 公元1649年1月,英國人民打敗國王查理一世,王權消失了,一個人的專制讓位給一批人的共同執政。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成功,使這個島國民族在人類歷史上節足先登,率先跨入歷史新紀元。 公元1781年,瓦特製成雙向運動蒸汽機,使英國人又獲得一盞阿拉丁神燈。 工業革命在幾十年中創造了財富,抵得上人類幾千年的共同積累。 它使先完成工業化的國家迅速強大,落在後面的國家就要被動挨打。 它強迫一切國家走工業化的道路,否則就要被歷史淘汰。 產業革命催化了國際分工,資本把全世界都絞進機器中心。 由於有了機器,現在仿殺工人可以住在英國,而織布工人卻住在東印度。 廣大亞非拉處於農業文明中的貧困國家,都成爲歐洲工業國的農礦原料供應地和商品市場。 世界既然已經變成一個整一的市場,中國就逃脫不了捲入世界商品流通的範圍的命運了。 工業先進的西方是絕不肯放過如此巨大的一個商品傾銷地、投資場所和原料產地的。 因此,在十五世紀末,地理大發現以前,中西方的衝突還沒有發生的時候,中國已經失去了一次發展資本主義的千載良機。 此後,資本主義就再也無法從中國內部產生,而是從海外來欺負中國了。 年輕的康有爲在北京發動公車上株,務虛維新黨人認識到發展資本主義此刻是挽救中國的唯一出路,他們大聲疾呼對國家進行全面的變法改革。 但是,僅僅百天之後,當譚嗣同等六君子投入落地之時,中國便再次失去了走向先進工業社會的機緣。 這次機會的喪失,無疑將繼續付出一二百年落後捱打的沉重代價。 爲什麼標誌着現代工業文明的資本主義如此與中國無緣呢? 爲什麼中國人如此憎惡它,以至到了本世紀六七十年代還在大規模的割資本主義尾巴呢? 從根本上講,這仍然是中國文明的性質決定。 這些被黃河沖刷的高原,這些同樣也是由黃河塑造的平原,就是我們民族的生存空間。 劍縫插針的綠色甜籌,密入豐房的村舍,水稻田籠交織的網面,都是無數代農民艱辛勞動的證明。 那是太多的人擠在太少的土地上,以及隨之而來的地理衰竭和人們努力維持生存所表現的技巧和堅韌。 在這樣的環境裏,自古以來中國經濟就具有一條自己的發展道路,其中一個明顯的特點就是能夠養育衆多而稠密的人口。 1800年,當西方到處掠奪海外殖民地的時候,中國這塊土地正養育着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 有的學者並不認爲中國文明沒有產生工業化就是一種失敗的文明,他們很欣賞這種農業文明的低水平的田園牧歌情調。 然而,問題在於這種文明是怎樣養活着中國人? 直到1980年,在距蘭州市僅40公里的一個公社裏,人均口糧只有40斤到100斤,三分之二的農民家中土炕上沒有炕蓆,平均三個人才擁有一牀爛序。 60%以上的人冬天沒有棉衣。 這位陝北的老農告訴我們,去年由於乾旱而小麥減產,青黃不接的時候,他們只能靠土豆做日,一輩子過着這樣的窮日子,他竟然還生了三個兒子和五個女兒,如今已經有了十幾個孫子和外孫。 由於人口的與日俱增,更由於人是世間第一寶貴的,人多力量大等等顯然不明智的說法,使稀缺的土地變得愈加珍貴,使多種資源變得更加緊缺。 相形之下,建裝了筋肉多餘貧瘠的土地,嗷嗷待哺的生命反而變得輕賤,時至今日,人口負擔成爲中國一切難題中的最大難題,它造成的惡果不值得要讓多少代中國人去拒絕。 而且,這種在小片土地上的大量人力投入,不僅使機械化的大農業難於開展,使解放了的農村勞動力沒有出路,也使衆多人手的辛勤勞作成爲社會工人的常規。 那種靠節省勞力、追求利潤、經商販運來聚聯財富的做法,都會被認爲是不義之財,並且也是那些沒有生財之道的人們很容易染上紅眼病。 但是,在另一方面,財富的獲得又不可能在平等的競爭條件下進行。今天引起人們紛紛指責的官倒爺正是利用價格雙軌制的弊端,一張手中對商品的支配權,批條子、賣條子,導彈緊俏商品層層盤剝,不僅攪亂了物價,也毒化了執政黨的風氣和社會風氣。 官商合一,必定腐敗,古今中外,再莫能外。 小生產方式,還造就了一整套低目標的自我平衡價值觀,知足常樂,隨遇而安,不冒風險,好死不如賴活着等等廚師之道,不是至今仍爲大多數人所奉行嗎? 當我們在陝北農村,問了這位青年爲什麼苦守在家裏而不出去闖蕩一番時,他說,爹媽沒給他生那個膽量。 在廣大的落後農村,中國農民素質中普遍存在着創業衝動微弱,風險承受能力很低,依賴思想和聽天由命觀念濃厚等等問題。 難怪有的學者感嘆道,面對這樣的人的素質,不要說政策上還有諸多限制,就是大經濟學家凱恩斯活轉過來,又能奈之若何呢? 不是資源的匱乏,不是價值的高低,也不是速度的快慢,人的素質差,纔是所謂落後的本質。 而人口素質的下降,恰恰又是由於人口數量猛增造成的,這真是一種惡性循環的農業文明,我們還有什麼理由要讚賞它和迷戀它呢? 這種並不美妙的田園牧歌情調,有時還會爆發出令人難以置信的熱昏病。 在那癲狂的大躍進年代,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神話,把北方的小麥吹到畝產七千多斤,把南方的水稻吹到畝產五萬多斤。 上至寫過《實踐論》的偉大領袖,下至科學家和一向講究實際的中國農民,居然都會相信這種神話。 在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也居然家家都砸了鍋,關了門,幾億人都到公共食堂吃大鍋飯。 似乎共產主義就這樣來到了,這個從經濟烏托邦走向政治危機,最終導致社會大動亂的歷史悲劇,難道不正是一種農業文明的必然結局嗎? 在本世紀中葉的大約二十多年時間裏,中國曾經又一次面臨着經濟發展的良好時機。 然而,我們鎖上了國門,蒙起眼睛來超英趕美,還不間斷地一次又一次大搞政治運動,詛咒發誓在中國土地上寧長社會主義的草,不長資本主義的苗。 到頭來,鬧得國民經濟淋於崩潰邊緣,歷史又一次無情地把我們拋到了後面,睜開眼睛看看我們民族在這個星球上的處境吧。 世界銀行的年度報告顯示出來這樣一些數字,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在一百二十八個國家中,總是徘徊在倒數第二十位前後,從索馬里、坦桑尼亞這些非洲窮國作伴。 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出口商品結構、教育衛生投資還不及亞洲四小龍。 1960年的時候,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和日本相當,到1985年只佔日本的五分之一,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在1960年的時候超過中國四千六百億美元,到1985年竟超出了三萬六千八百億美元。 我們總以爲我們還在長進,殊不知人家的長進比我們快得多,這種差距如果按照現在的比例發展下去,有人做了一個很可怕的比喻,再過五六十年,中國將重現鴉片戰爭時的狀況,外國人擁有洋槍洋炮,中國人只有大刀長矛。 難怪有人要大聲疾呼,弄不好中國將被開除囚籍。 無論是列寧還是普利汗諾夫,無論是斯大林還是巴黎,也無論是毛澤東和他的許多戰友們,都曾經爲認識這個神祕的看不見的經濟規律而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今天趙紫陽終於能夠在這裏理直氣壯地說, 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長進經濟,這是我們黨對社會主義經濟做出的科學概括,是對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發展,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理論依據。 這片浩瀚的西太平洋,近百年來曾不斷地給我們這個大陸送來恥辱和苦難。 而今天,在那薄貴雲絕的洋麪上,卻彷彿湧動着強烈吸引我們的巨大財富。 日本正在向美國和亞洲四小龍提出調整經濟結構的建議,西太平洋正在成爲世界經濟的新舞臺。 命運正在把又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賜予我們。 沉沒了幾百年的沿海地區,這條中國人的黃金海岸,帶着久被壓抑的飢渴率先衝向太平洋。 中國人此刻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急於走進世界市場,但是這個民族畢竟被封閉了太久了, 它對於商品經濟的海洋是那樣陌生,而它參與國際間競爭的實力又是那樣的單薄。 世界產業結構大調整的時機也許是轉瞬即逝的,我們已經來遲了,我們準備的也是那樣匆忙和不成熟。 我們今天終於懂得了要去搞外向型經濟,可我們擁有的唯一優勢只剩下廉價的勞動力,這種勞動密集型的低技術加工產業是難以構成持久的競爭勢頭的。 我們今天也終於懂得了要去參加國際大循環,可是我們在盯着人家的市場的時候,卻又捂着自己的市場,總擔心肥水外流,似乎忘記了人家肯來投資,無非也是看中了我們的市場,要讓中國走進世界,同時就要讓世界走進中國,否則我們將再一次坐失良機。 如今發展中國家都一門心思想去賺發達國家的錢,但是當他們還不具備一個像樣的國內市場的時候,這個國家的經濟常常是畸形的。 北京,一個公共汽車司機的月收入大約是150元,而一個出租汽車司機的月收入可以高出五六倍。 在一家著名的腫瘤醫院裏,任何一位醫生的收入都超不過門口賣烤白薯的老太太,先天下之優而優的人,卻後天下之富而富。 這一切不公平的根源,乃是社會缺少機會平等的競爭機制,缺少一個共同的度量衡——市場。只有發育健康的市場,才能把機會、平等、競爭這三者掛起鉤來,而這恰恰是我們這個文明最古老的民族所最不熟悉的東西。 今天,十年經濟改革終於走到了它最關鍵,也是最有風險的一步——價格放開。 物價問題成爲人們憂心忡忡、街談巷議的焦點。中國人對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幾乎到了把美金豬肉放在秤盤上去都會引起波動的程度。 風險的根源,就在於我們沒有一個完善的市場,也在於我們是一個平均主義傳統深厚的民族。 然而,這艱難的一步,恰恰是走向商品經濟必須經過的一道關口。如果說,改革對每一個人不僅意味着獲得,同時也要求付出的話,那麼中國人必須爲改革付出代價的時刻,來到了。 能不能從政府一道去渡過這個難關,也許是考驗中華民族是不是真正有勇氣改革的一塊試金石。倘若我們因此而倒退,中國將重新陷入停滯。八百年前的王安石,九十年前的譚嗣同,他們的遺恨是多麼深重。 一個更加潛在的難題是,經濟發展的極度不平衡,正在展現在一種落後的越落後,先進的越先進的馬太效應。 區域間貧富差別的日趨嚴重,引起了國內所謂三個世界的劃分,引起了梯度和反梯度理論的爭辯,也引起人們對我們文明的發祥地,廣大的黃土高原的憂慮。 在北京的時候呢,可能你們也聽說過有一種理論叫做發展期的理論,這個理論實際上是,這個理論他就認爲呢,在人類經濟發展的格局中呢,有一部分地區可能處在落後,一部分地區先發展,然後呢,這是人類經濟發展的必不可少的代價,到什麼時候這個問題才解決呢,一直到那個先進的地區發展到富裕的已經不知道往哪花錢了,然後他自然的往落後地區投資,然後輸出技術,這樣帶動落後地區發展。 按照這樣一種理論的話,我們估計下到,那就說中國整個的西部地區啊,比較落後,東部比較發達,這個西部地區要被拋到整個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之外的話,那麼要拋出去他要二十年到五十年,那也就是說一萬萬人口,廣大的中國的資源要被扔在一個就經濟發展這個格局之外。 當南部城市居民的消費眼光已經向港澳水平逼近的時候,北部農民的相當一部分還在爲溫飽而奔忙,當東部的商品經濟已經深入家庭細胞之中的時候,西部某些落後地區還在等待國家給他們去輸血。 幾千年來,中國的農業文明從這塊黃土高原上逐漸輻射開去,從黃河流域走向長江流域,再走向東南沿海。 今天,我們恰恰看到一個相反方向的輻射,工業文明正從沿海拓展到長江流域,再向黃河流域逼近。 只有當這片曾經爲養育我們民族而榨乾了它的乳汁的土地,終於也從農業文明中走出來的時候,中華民族才能真正跨進二十一世紀。 今天,第二十一世紀只剩下十二年光陰了,中國人着實有些性急了,時不我在,加快步伐,可這一塊弄得不好,又會叫我們重蹈大躍進的歷史覆轍。 那種低技術、低質量、高消耗、低效應的浪費型發展模式,曾經讓我們吃了多大的虧呀? 以大量消耗廉價勞動力和廉價資源能源爲代價的舊經濟時代,已經在本世紀下半葉結束了,一個以科技進步和人的知識爲前進槓桿的新經濟時代已經來臨,我們今天擁有的優勢將不再是優勢。 同樣是一箇中國,當我們狂想起來的時候,總覺得它富原遼闊、資源豐富,甚至沾沾自喜於能替發達國家發射火箭。 但是,當我們冷靜下來琢磨一下,就會發現它其實是人多地薄、資源短缺、科技落後、教育不發達、勞動力素質很低。 毛澤東當年說的並不錯,我們的確是一窮二白,自然,這一窮二白絕不是一張可以隨便塗抹的白紙,窮是由於白,白又因爲窮,我們面臨着雙重的改革和重建。 我曾經說過,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於價格改革的失敗,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必須取決於所有制改革的成功,所有制改革中要解決一個關鍵問題,就是我們頭腦裏的這個公有制都是傳統的公有制,中國能不能把這個傳統的公有制改革爲一種新的公有制。 一個曾經創造了人類最成熟最燦爛的農業文明的偉大民族,一個恰恰因爲這種農業文明過於爛熟而顯得步履維艱的古老民族,當他站在工業文明的門檻上時,有時竟會顯得像孩子一樣幼稚慌亂和不知所措, 但這不要緊,只要終於邁到了這個門檻上,下決心邁進去,這個民族就能重獲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