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毛澤東的陰影》（系列7）第二部分 明偷暗搶：第七章 黨官大佬 |中共|文革|六四|反右|失业|倒闭|矿难|维权|反贪污|反官倒|失業|倒閉|礦難|維權|反貪污|暴力强拆|上访|

朋友们，大家好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继续与大家分享 《走出毛泽东的阴影》 第二部分 明偷暗抢 第七章 党官大佬 1994年4月3日早晨,王营村警声大作 村民们从梦中惊醒 高音喇叭里传来尖锐声音 命令他们不准离开该村 然而村民们并没有感到出乎意料 他们中的许多人参加抗税与地方官对峙了数月 都听说官府最近要镇压 驾着机枪的八辆武装卡车轰隆隆地冲进这个安徽省小村 扬起滚滚尘土 一百多全副武装的警察从车里蜂拥而来 乍看之下,村民举手足无措 但在警察开始打人之前 大多数村民抓起他们的孩子 惊恐地逃走 他们穿过葱地,向邻省边界逃去 留在村里的人或是老弱病残 或不曾参与同村人的抗议非法征税 他们以为没事 但他们错了 当警察离开王营,一位老人躺在地上 奄奄一息 其它一些村民有的鲜血直流、有的满脸青肿 警察抓走了十几个男女 他们中间无人参与过抗税 在当地警局里,警察鞭打、折磨他们 警察把一锅滚烫的热茶浇在一个男人的头上 强迫其他人戴着脚踝上的铁镣在院子里绕圈跑 村民们心知肚明谁是突袭王营村的幕后黑手 也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临泉县最有权力的人 县党委书记张西德厌烦他们 一个月前 一百村民乘坐拖拉机和卡车来到县城 在张西德的办公室外面与之对峙 要求退还他的下属非法征收的税款 之前在1993年下半年 村民们越过张西德直接到北京上访 挑战过他的威权 当警察突袭村子时 曾去搜捕领头上访的人 他们都逃跑了,警察洗劫了他们的家 抢走一切有价值的东西 把剩下的物什砸个稀巴烂 他们中一人后来回家察看 发现警察甚至把一瓶老鼠药倒入他家粮仓中 用铁铲搅混 致使一季度的庄稼收获毁于一旦 党后来调查了王营村事件 证实是张西德下令发动袭击 但所有的官方报告却都断言他做得很对 党把这起事件称为四二事件 因为在描述事件的官方版本中 警察被派往王营村去营救一位被扣留的警察 而这位警察在前一晚刚丢了枪 四二事件的反馈是及时的 处理是正确的 官方在一封给村民的公开信中说 不应该有什么非议,应当充分肯定 县委考虑是很细的,是依法办事的 对此……省、地领导都给予了充分肯定 几年下来 王营村的村民都沉默地接受了这份裁决 而这座边远贫困的村庄之外 四二事件鲜为人知 当村民们压抑着愤怒的时候 警察逍遥法外 党官大佬反而加官进爵了 但在2003年 王营村发生的事件被一份文学杂志公之于众 接着记载这起事件的一本书也得以出版 读到王营村和党官大佬张西德的故事 国人陷入悲伤和沮丧 而村民们似乎看到了一丝希望 张西德,五短身材,头发谢顶,眼睛细小 在杂志发表王营村故事的时候 他在阜阳市任党的领导 这里离他的老地盘临泉县不远 你应该读一下,他一个同事告诉他 他们把你的事情写得挺可怕的 那时他是该县政协副主席 日常工作就是吃吃饭、开开会 张利用职权从图书馆工作人员那里得到一份杂志的复印件 那时他并不太担心 杂志是一家国有出版社印刷的 新闻审查人员精通于隐藏党的不当行为 这篇文章还能糟到哪儿去呢? 成年后 张的时间几乎都耗在为阜阳周边的农村党组织服务上 这里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 到了58岁的时候 他能预料到退休后的生活: 不外乎就是领取一份政府退休金 然后在党的组织里面出任闲职 他工作过的地方仍然贫穷落后 但是他自信已经帮助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 提高了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 他的父母是种植小麦和豆类的文盲农民 但他自己出人头地 现在儿子是法官,女儿在税务局工作 从许多方面看,他是一位典型的党干部 是数百万忠实的不知名干部一员 他们信仰一党制 也从中得益,并努力维系这个制度 杂志故事漫漫上访路描写他的样子 可想而知他非常不高兴 这个故事是计划出版的《中国农民调查》一书中的一个章节 在故事的开头,作者写道 张对四二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接下来写得更糟:提到张西德 大伙在临泉县的电视上早就熟悉了: 五短身材,说话爱挥手; 做报告的稿子可能是秘书们给写的 文辞还可以 可他一到脱稿讲话时 就没有了一点文雅气 说的话跟个粗人没啥两样 一次会上 在强调计划生育不准超生的时候 张西德竟挥着拳头信口开河道: 我宁要七个坟头,不要一个人头! 说得大家全伸舌头 这句充满杀气和血腥的话 被流传得很广 谁听了,谁脊背发凉 王营村集体前往北京上访 震动了临泉县朝野 县党委书记张西德心生恐慌 然而他萌生的第一个念头 不是如何安抚村民无法忍受的强烈不满 相反 他确信采用高压甚至是镇压才是终结上访的最有效手段 杂志文章讲述了1993年至1996年间 村民反抗高税收、要求赔偿 而张竭力阻止他们 每翻过一页,张的怒火就涨一分 对于在临泉县担任党书记期间的所作所为 他一点都不感到内疚 他自认为干得很出色 是该县史上最好的领导人 现在他被描述成粗野的暴君 被举国嘲笑和谴责 实在令人气愤 他认出作者的名字 以前他和其中一人发生过冲突 他确信作者在报复他 但还有更令他愤怒的 他认为这些作者做得太出格了 文章不止是攻击他 也是对共产党的攻击 对他为之奋斗终身的政治制度的攻击 他相信正是这个制度让中国成为大国 作者刻画党无法对人民的忧患做出反应 他们谴责地方官员欺压农民、官官相护 他们描述警察充当酷刑的打手––对于张来说 这是试图败坏一党制的名誉 迎合那些相信中国需要民主制度的人 这本书公开了所有这些事情,煽动群众 该书出版后张告诉我 它有明显的反党倾向……迎合这类想法 这也是它流行的原因 这是很显然的 我不能理解,他接着说 理性地讲,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计划经济体制被打破了 言论环境、民主建构和法制也有巨大的进步 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人们还会被这本书欺骗……这本书明显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读完文章后,张飞到北京 直奔杂志的办公室 他试图说服编辑撤回文章 编辑们不同意 他去见了出版社的总编辑 呼吁不要出版这本书 或者至少做修改,改动他的名字 他邀请编辑派人到临泉县 亲眼看看这本书所述是否正确 他答应开放县档案,完全配合调查 但几天后 编辑打电话告知已经咨询了书的作者 作者们支持该书 并且提供证据证实王营村的故事 因此出版社也支持该书 我听到后,气坏了,张说 我告诉他,法庭见 然后我就挂断了电话 临泉县位于中国中部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平原地带 在安徽省偏远的西北边角 这个农村地区遭受沙质土壤和频繁洪灾的侵扰 是中国人口最密集、也最为贫穷的地区之一 该县人口接近200万 人均年收入只有1875元 不到国家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 临泉的村庄,散布在稻田和小麦田间 外面看去显得无序而贫瘠 村庄中有种无人的安静 因为多数村民为了弥补收入不足 到数百公里之外的城市中务工 然而农村生活的节奏和习俗似乎抗拒改变 赛珍珠1931写的小说《大地》, 故事背景地离临泉不远 小说中描述的农民用双手、简单的工具、偶尔使用耕牛来耕种土地 这还是如今临泉农民的劳动写照 半个多世纪前 包括临泉在内的农民群体的愤怒和失望 引发了共产党革命 把毛泽东推上权力巅峰 这股力量比共产党早年搞的产业工人运动要大得多 然而党的政策总是更有利于工业和城市 而不是农业和大多数中国人居住的农村 过去在党的注意力集中在农村事务时 临泉和安徽其他县城执行了极端政策 大跃进期间,安徽多达800万人死亡 将近四分之一人口 毛死后 安徽农民也是第一批要求恢复家庭生产的农民群体 此项变革随后被邓小平认可 并推向全国 通过解散公社、把土地租赁给农户、重新引入利润激励 党促使了农业繁荣,提升了国家经济 在1980年代的大多数时间内农民收入获得两位数增长 然而1990年代,农业增长变缓 党再一次偏向城市 给临泉这样的地方带来沉重压力 党一向把农村居民归类成农民 并且延续将他们视为二等公民的政策 农民被迫以国家规定的低价格销售谷物 以保持城市粮食价格低廉 农民子弟有时必须考出比城市学生更高的分数才能被大学录取 他们占人口的大多数 但是国家在农村投资少 对农村服务的投入更少 比如农村的健康保险只占全国总投入的20%。 与此同时 政府限制农民移居城市的能力 要求他们必须申请许可证; 而且还限制或者拒绝他们就读城市学校、接受健康医疗和其他社会服务 包括许多工作岗位 除此之外,1990年代开始 农民被迫缴纳更高的税款 城市居民1994年才开始纳税 且只对月收入超过800元的人征税 但是农民––很少有人挣那么多––不管收入有多低都必须纳税 1990年代 农村税收增长速度比收入要快 到2000年 农民缴纳的税款平均是城市居民的4倍还多 尽管他们的收入比城市居民还少6-7倍 对于一个地方官员从来不需向民众负责的政治体制来说 不断增加的税负是其最突出的病状 党像寄生虫一样,依靠农民生存 但很少回馈给他们,更不准许农民抵抗 地方官员提高农业税,增加自己的收入 许多地方 他们用掉全部的预算来发薪水和支付管理费 不留分毫给社会服务 他们从那些想把孩子送入公立学校的农民手中收取更多的费用 许多官员用税款来投资项目 希望项目能给上级长官留下印象 有助于他们升官 但项目往往是一些构思蹩脚、不产出任何利润的废物工厂 或是富丽堂皇的政府大楼 里面尽是十室九空的办公室 或是一些不知通向何处的道路 即便项目确实有利润 也会引起农民愤恨 因为他们无从了解官员花钱是否精到 1980年代后半期 一些官员甚至开始挪用粮食收购专用款 给农民打白条 党的官员还要为其亲朋好友创造新的工作岗位 因此对税收的需求持续增长 这个过程开始于1980年代 那时56000个公社解体 取而代之的是96000个镇政府 这是一个介于县和村之间全新的政府结构 其运作费用由农民支付 多年来 每一级官僚机构的膨胀速度都快于农村人口增长速度 在镇一级 官员数量和农村劳动力之比自1982年到2000年增大了10倍 农村党组织的膨胀速度如此之快 以至于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教师和其他社会工作者的薪水 无代表权的征税壮大了地方官僚阶层 农民们抱怨这些官员用公款吃喝 《中国农民调查》作者在书中讲述了一个故事 党的一个干部在安徽某饭店积累了巨额账单 数年后,饭店告状索债 最后以获得政府大楼的部分产权了结 作者发现 这是该镇政府第三次被迫出售公共建筑来支付官员的吃喝账单 中国广大的农村 无不成了美食家多如虱虮的烹饪乐园 为吃喝而巧立名目已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 且不说吃检查、吃会议、吃救灾 有钱吃、没钱也吃、贷款吃、赊账吃……吃喝不掏钱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身份的炫耀 成了一种地位的象征 吃好吃坏甚至可以直接影响到达标能否升级 工作能否验收,关节能否打通 仕途能否顺利等等必不可少的程序和内容 它已经成为官场文化的一部分 作者在2003年写道 整个国家的政府官员每年光吃喝就耗费了750-975亿元公款 这足以举办4次奥运会 1990年代中期,北京为了遏制浪费 减少了对地方政府的拨款 但是农村官员的应对措施是让村庄和乡镇负债 并且从农民身上搾取更多税费 我曾经造访四川省一个偏远山村小峨山 这个地方非常贫困 没有公路 只有一部电话,电力供应也很有限 那里的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187.5元 这还是靠出售口粮之外的粮食所得 但是地方官员要求每人每年缴纳税费278元 村民告诉我,庄稼收入不够缴纳税费 他们只好让孩子辍学,去城里打工 如果农民抗税 地方政府就派出官员组成的突击队下乡征收 要是拿不到现金 突击队就罚没农民财产––牲畜、电视、自行车––这些财产的总价值通常超过应纳的税款 1980年代和整个1990年代 对不断增加的税负的怨恨 加上政府要求一对夫妻只能生育1-2个孩子 致使在农村地区农民和党官之间的暴力冲突此起彼伏 有些村庄的农民甚至制造土炸弹 爆炸地方官员的家 党的高层领导被乱象所震惊 1993年他们颁布了一系列法令 要求农民税费控制在当地平均收入的5%, 并且命令官员停止任意征收费用 但收效甚微 地方官员或对法规视而不见 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有时他们会发明出一些巧妙的新税收方案 在临泉县,农民杀猪要缴费 不杀猪也要缴费,名目不一而已 在其它县城 甚至出现了一种专门针对抗税的农民的税 叫态度税 1994年夏天 作者陈桂棣第一次遇见张西德时 没料到他会是个品质败坏的人 相反 时任临泉县县委书记的张西德给陈桂棣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陈在农村地区遇到过很多党干部 但张跟他们不同 他的思想比他们开放,也比他们诚实 他说话坦率,不担心政治后果 也从不躲在意识形态套话后面保护自己 陈当时为安徽省府的一家党报工作 他到临泉县为一篇涉及当地腐败案件的文章开展调查 一位商人在该县行骗 然后通过贿赂省府最高检察官和其他官员逃避法律制裁 这个故事是个重磅炸弹,也是政治雷区 大多数官员都不情愿谈论 但张不止是配合调查 他还安排陈见到了想见的临泉县官员 陈知道,某种程度上 张只为自己的利益行动 如果临泉县在他领导下处理了这起案件 逮捕了骗子 那么这样的功绩可以增加升迁机会 但受贿撤案的省检察官是更大的官 假如挺身而出 那便是拿事业冒险 然而他看上去真的一点都不担心 他不过是个省检察官! 张在迎接作者的宴席上对陈说道 根本不是幕后大老板! 陈不能肯定这是吹牛还是大胆 但是他欣赏张的勇气 不像安徽省的许多农村官员 张曾在北京一所大学学习 并拿到了农业学位 这也给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认为,张是位有前途的党的官员 他有信心担风险、并且能成事 那时我遇到的许多官员都是懦夫 数年后陈告诉我 他们不喜欢为任何事负责任 但张似乎与众不同……我觉得他是一位非常好的县委书记 然而第二天 陈在临泉县法院外面遇到了一群农民后 他发现张表里不一 农民递给他一叠文件 他们在抗议政府逮捕了同村村民 那是1994年夏天,四二事件发生后不久 这些村民都来自王营村 隔日,陈向张问起农民抗议的事情 党官大佬轻蔑地一笑 农民都疯了,他说 然后抱怨他们总是因这件或那件事情向政府请愿 陈也开了个玩笑,然后话题转移了 他继续调查临泉诈骗案件 把村民们的文件搁置一边 忘在脑后 数月后 当他撰写的临泉腐败案件报告第一部分见诸报端后 陈接到张的一个深夜电话 党官大佬听上去紧张而胆怯 像是变了一个人 他的声音在颤抖,他告诉陈 这篇文章激怒了某些人 他的官位岌岌可危 即便已经事先读过复印本并许可了这篇报导 张恳请陈不要发表剩下的部分 并且要求退还他的签字文件 陈有点不高兴 如果张放弃 这会把陈和报纸置于宣传部门的纪律处罚之下 如果你把材料拿回去 这就好比落井下石 陈抱怨道 最终报纸无视了张请求 把剩下的部分都发表了 张对文章大发一番批评后也保住了官位 陈最后认为,张也不过是普通的官员 更关心他的官位而不是真相 一段时间过后,把他忘掉了 六年后,2000年 陈和他的妻子吴春桃开始为写一本关于农民的书开展调查 这对夫妇住在省城 两人都出身农民家庭 陈是安徽本地人,个子挺高 表情严肃 他曾在淮河沿岸码头做过苦力 他那时57岁,夫妇俩中他更有成就 写过一本获奖的关于淮河污染的书 还有一些戏剧和小说作品 吴也自视为作家 但主要在当地文学圈子里 她比他小20岁,是个小巧和气的女人 面容年轻、气质文雅 他们在一个作家班里相识 结婚近10年后 2000年3月有了个儿子 吴住进产科医院后 看到产房里一对年轻的农民夫妇做出了悲惨的决定 男人把妻子带到医院,因为妻子在流血 但是医生要求缴纳3200元生产手术费 这笔钱远超出了他们的能力 他们被迫出院,回老家农村 那里生个男孩只要200元,女孩100元 几天后 吴听到隔壁病房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喊 妇女流血不止 她又被急匆匆送回了医院 但已经太晚了 母子双亡 她丈夫痛苦得使劲用拳头砸地板 就是那个时候起 陈和吴决定撰写《中国农民调查》。 他们着手进行调查后很快就听闻了临泉县的故事: 农民被迫支付惩罚性税收 一位官员雇了九个保姆和女佣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开着奔驰车游车河的党官大佬 陈马上就认出了那位党官大佬的名字––张西德 然后他记起了法院外面的农民交给他的那些文件 当他把文件找出来读完时 他被王营村村民的苦难深深打动了 他意识到当初对张的第一印象是何等的错误 2001年1月夫妇俩造访了王营村 但此时农民已不愿谈论 虽然四二事件过去已经六年多了 而张西德也已经调离很久 但是村民仍然害怕激怒政府 而且他们怀疑这对来自城市的夫妇能否真的有所帮助 但陈和吴坚持了下来 慢慢取得了他们的信任 村民担心如果说了实情,可能会被抓 作者就开车带他们去另外一个镇上 把他们安置在旅馆 有些关键人物离家在城里打工 作者就打听他们的行踪 然后等待他们回村的时候安排与他们会面 夫妇俩收集了大量的档案证据、笔记、官方报告和税收收据 在历经八次造访王营村后 他们逐渐拼接起来该村抗税的完整故事 王营抗税源起一台电视机 1993年秋天 党的突击队在王营村征税时 有位老妇人拒绝支付一笔75美分的新费用 官员们居然抢走了她的电视机 那一年,因为干旱 村民们种地平均所得才大约255元 少于往年 但地方官为了给上头留下好印象 报了比真实数值高出4-5倍的数据 并且要求每个村民缴纳总共158元的税费 远超国家规定的不超出当地平均收入5%的上限 电视机事件只是最新的暴行 过去发生的事情流传开来 村民们开始交流相似的滥用职权的故事 分享彼此的税负信息 村里三个年轻人站了出来 带头开展求助行动 他们都姓王 他们最初向主管村庄的镇政府投诉 在镇里受到冷遇后 接着找上级临泉县政府 结果再次受到冷遇 三位王姓小伙决定去北京上访 中国人使用上访来形容向更高权威机构寻求正义的请愿行动 上访的字面意思是向上访问 它是这个国家有着成百上千年悠久历史的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历史上 它特指恳请皇帝或者他的大臣纠正低级官员犯的错误 如今的上访延续了过去的传统 但形式上稍有不同 许多中国人相信直接向更高级的党的机构请愿更有可能昭雪冤情 而不是提起法律诉讼 因为他们知道共产党控制法院 凌驾法律之上 现代版本的皇家上诉机构是党称之为信访办公室(下简称信访办––译注)的系统 在中国 几乎每一级国家和党的机构都设有信访办 但是最繁忙的信访办在北京 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上访者聚集在北京 他们抱着成捆的文件 上面一条条列写着各自承受的不公正 许多上访者最后就滞留、临时安顿在信访办外面的贫民窟里 这里通常位于后街上 在旅游者视野之外 虽然冤情各有不同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希望有党的正直官员看到他们的控诉 然后代表他们去干预 这几乎从未发生过,即便如此 群众还是源源不断到来 他们在北京呆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 或是因为拒绝放弃 或是因为已经无家可归 1993年冬天 村民们集资给三位王姓小伙买了600公里行程的火车票 他们也加入了北京上访者的队伍 在首都 他们分别在中央委员会、国务院和农业部的信访办投诉 在每处信访办 他们都给官员出示王营村付税证据 官员承诺他们会调查 农业部的官员甚至更进了一步 给了他们一封转呈给安徽省政府的批复信件 他们拿着信件回到安徽省 省府官员阅读了信件 然后给他们另外一封递交给临泉县的信件 三个王姓小伙带着这两封支持信件 带领一群300人的村民回到临泉县政府办公室 乐观地以为 税负问题不久便将得到解决 他们没有意识到,信访办的权力很小 他们通常只是给出这样的信件打发上访者回家 另一方面,临泉县接待他们的官员 对此也心知肚明 他们对农民的控诉装糊涂 有人还公开质疑: 如果把税收减少至信中所说的水准 县政府将无法运作 村民们感到失望,要求会见县委书记 见不到不回家 几小时后,临近黄昏时分 王营村的村民第一次看到了县城最有权力的人 张西德驾车到达村民们在政府大楼外面的露营点 然后下车向他们走来 农民很快就围住他 许多人跪了下来祈求他 他们告诉他 王营村征税超过了国家规定的5%限度 这是非法征税 并向他出示了从北京和省府合肥得到的批复信件 张先是自辩,说他没有提高税额 但是村民们不让他离开 强迫他阅读信件 他缓慢地读完了信,周围群情激动 但他神情木然、不为所动 最后,张抬起头,再次开声说话 如果镇里提高了农民的税负 我会叫他们把钱退回给你们 他说 三位王姓小伙请他写下来 张潦草地写了个条子给了他们 条子上写道: 王营村群众上访要求退多提留的款 请努力做好工作 抓紧时间将多提的款全部如数退给群众 这话的意思很含糊,但是村民们很兴奋 上访带头人之一的王向东回忆道 既然已经拿到县委书记的手谕 我们本以为钱肯定会退还给我们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内 地方官员组成调查组进驻王营村 进行审计检查 他们把一些税款退回给村民 撤职了一些村干部 但是拒绝退回余下的钱 三位王姓小伙子遇到麻烦 一位丢掉了镇国土局的工作 另外两位在被传唤会见乡镇干部后回家的路上 被流氓殴打 村民们推断肯定是乡镇干部报复他们的代表 违抗张的命令 于是近100位村民又去见他 在张西德去县党总部开会的路上截住了他 他们回忆道 张开始是不理会他们的申诉 说他已经指示乡镇干部退还他们的钱 他说:他们不退,我又有什么办法? 我不可能控制他们 但村民继续给他施加压力 他不是县委书记吗? 乡镇干部不是要向他汇报吗? 如果他们拒绝退税,为什么不炒掉他们? 村民们不让他离开,他一下子火冒三丈 你们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吗? 他提高嗓门对人群喊 然后张直接告诉村民他不会退回税款 我宁愿舍掉一条胳膊,也不退回税款! 他说 农民被震怒了 有人威胁要再上北京投诉他 你们能上北京,那去啊! 张回击 你们有本事上北京,那去啊! 党官大佬怒火朝天,他叫村民去闹 闹得越大越好处理 到我跟前来! 他喊道 你们有本事到我跟前来呀! 张拿出手机,给公安局长打电话 几分钟后,一大群警察到场 强迫村民们离开了县党部 几周后,防暴警察突袭王营村 也就是四二事件爆发了 来年,王营村的状况变得更加绝望 张发出通缉令逮捕三位王姓小伙子 其中两位,再次去了北京 在一个信访办上访投诉 在回家路上被逮捕 第三位继续领导村民到北京上访 投诉张滥用职权 但申诉都被漠视 毕竟张是党的人 1995年10月 74位王营村村民和46位临泉县其他地方的农民 再次来到北京 在天安门广场集体下跪,举行公开抗议 同月,另外一位来自临泉的农民 因家里的土地被征用修建派出所 灰心失望之下从北京一个信访办的庇护所屋顶上跳下自杀 这两起事件终于让党的高层下令对临泉事件进行一次更加公正的调查 这一次,党同意农民税负问题确实过重 承认在四二事件中少数干警和武警在执行任务中行动过激 伤害了群众的感情 三位王姓小伙子被释放,一些税款退回 但党再次支持了张西德 提升他到临近的阜阳市担任薪俸更高的职位 王营村村民在他被调离临泉县前最后一次去见他 他被调离的消息一传出来全县就沸腾了 1996年3月 张西德在临泉县的最后几天内 5000农民来找他算旧账 有些人担心新上任县委书记不认账 来找他要回多收的税款 其他人只是为了发泄心中的愤怒 他们或者是因为在警察局遭罪 或者是官府滥用计划生育名义的受害者 在县党部没找到张 之后他们强行通过安保门 进入县党部建筑的住宅区 聚集在张居住的五层小楼前 张居住在顶层的三居室里 肯定已经听到了群众在楼下聚集 群众怒吼叫他出来,最后,张出来了 我已经辞职了,他告诉农民们 去找其他干部解决吧 但群众推搡他,大声责问、诅咒 村民们曾经领教过的不可一世消失了 被人群包围的张显得孤独落寞 看上去他比村民们印象中要渺小 甚至有点可怜 他在党部的同事没人出来救助他 张奋力走出人群 在混乱的人群中跌跌撞撞 一些农民搧他耳光,他摔倒在地 最后一队警察冲了进来 把他拽到另外一个院子里 锁上院门 农民尾随而至,推倒了院墙,冲了进来 但张已经不在,早已从后门偷偷溜走了 王营村的故事是《中国农民调查》中讲述的数个故事之一 也是最为悲惨的故事 书中记载了丁作明的传略 这位领导村民进行了十年之久的抗议非法征收税费的农民 被警察殴打折磨致死 书中讲述了沈克立(Shenkeli)的故事 他曾是献身于与贫困做斗争的理想主义党干部 后来变成乡村恶霸 还有腐败干部张桂全的故事 他杀了四名企图查他帐的村民 所有的党干部都竭力掩盖这些罪行 在书中出场的角色中 张西德顶多只算是个小坏蛋 但在该书出版几星期后 张对作者和出版社提起了诽谤诉讼 指控他们文字诽谤 要求公开道歉并赔偿18.75万元 2003年12月,《中国农民调查》刚出版 就立即引起了震动 报纸杂志对陈和吴的采访铺天盖地 作者也出现在主要的电视谈话节目中 他们对农民状况的真实写照吸引了城市中大量读者 他们中许多人对农民知之甚少 只把农民看做文化程度不高的廉价劳动力 这本书成为最畅销的书籍 击败了情色小说、致富指南和其他占领了中国书店的娱乐读物 第一次印刷的10万册在一个月内销售一空 这本书之所以能获得成功 是因为作者给读者们讲述一些他们很少看到的事情––也是新闻审查者很少准许的事情: 诚实看待党统治下的黑暗面 完整记录了官员的姓名和他们所犯罪行的细节 对于在党的领导下 减少农村税负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努力 作者表示谨慎称赞 但是他们宣称党的政策是失败的 其败因不是党经常所归咎的经济发展水平或者自然灾难 而是政治制度 作者认为 现在的政治制度无法约束农村干部滥用权力 随着这本书在媒体上引起轰动 宣传机器再也坐不住了 出版还不到2个月 适逢北京召开全国人大会期间 政府禁止媒体对该书的深入报导 命令出版社停止印刷新版次 在该书销售势头正旺的时候出版社遵从了禁令 于是盗版书商马上跟进满足市场需求 这本书全国范围内总共印刷和销售了多达700万多册 甚至党的官员也想阅读这本书 全国人大代表在北京居住的宾馆里也热卖 张西德欢迎党对《中国农民调查》的禁令 他认为这是官方认可他的看法: 这本书不止是错误的 也是反动的 现在这本书消失了 他本可以宣布胜利然后悄悄撤诉 但他没有这么做 他要在法庭上宣布胜利 这个决定有点出人意料 因为党的官员几乎总是在幕后处理书籍和文章 派宣传部门的打手让批评者噤口 一旦成功地禁止了一本书或者撤回了一份杂志 那么让事件引起更多的关注会被认为是糟糕的做法 这样做只会提醒人们那些政府不想让他们读到的东西 告诉人们 党仍然在施行新闻审查制度 从这个角度看 控告两位上了黑名单的畅销书作者 似乎是个糟糕的主意 媒体和出版界纷纷猜测张的动机 整个安徽省都禁止这本书 有人相信张在省里的上级领导利用法律诉讼报复作者 也有人确信宣传部门尝试利用法庭作为恐吓作者和记者的新渠道 我询问过张,是否有人叫他提起诉讼 他说没有 他告诉我 宣传官员向他承诺如果他在法庭取胜 将处罚作者 但是确实是他自己决定起诉的 当我第一次与张会面的时候 他正坐在阜阳最好的宾馆里的私人餐厅里等待 这是一座简陋的三星级酒店 里面的地毯很脏 过于自夸的酒店老板将之命名为白金汉宫 他穿着一件短袖衬衫,下身穿着黑裤子 在我们还没坐下的时候 他招呼我为老朋友 他的秘书,一位较年轻的小伙子 也在屋里,但张没有给他做介绍 他递给我一份46页的关于王营村故事的抗辩书 然后马上开始恶意攻击作者 给人的感觉是比较油滑 他说话很快,经常因激动提高声音 他一度抓过我带来的《中国农民调查》印本 开始飞快翻阅 大声朗读书中的句子,紧接着反驳它们 他甚至发现有必要指出王营村农民只种大葱 而不是书中所说的卷心菜 实际上,他否认王营村故事的每个细节 这全是捏造的,他说 他们写的关于我的事情,除了我的名字 其它全是谎言 张说道,他保持低税收 村民一投诉,就立即开展了调查 发现了一些不当征收 于是把该农民拥有的东西都退回了 因为农民带来了北京和省府的批件 他非常重视这起案件 他否认曾经勃然大怒 或者叫农民上北京 至于四二事件,张和党保持一致 他说他命令发动突击行动是为了救援一位被村民缴械扣留的警官 而不是为了惩罚村民 他否认有任何的警察暴力或酷刑 他承认有一位老村民在行动后死亡 但死因是心脏病 跟警察的行动无关 关于此次事件我毫不内疚,毫不,他说 警察与群众没有接触 根本没有冲突 当我问张为什么所有村民讲的都跟他不一样 他声称这是因为村民们已经被陈收买 然后他开始一番讨伐作者 指控陈对他抱有个人积一怨 夸大扭曲事实 妄想出名、发财 以及写书捞取政治资本 最后指控陈迎合和煽动反党情绪 在推翻共产党路上,陈已经开了第一枪! 他说 如果王营村的状况这么好 那么村民为什么要上访要求减税? 张换了另外一种解释 说他在党内的对手煽动农民给他难看 这里农民的税负不重 只是有些人不愿意纳税 他补充说道 后来 当我提及党的调查结论说道农民被迫超额纳税 张又换了第三种防御 他解释可能低级干部要了太多的钱 他坚持这不怪他 他争辩道,如果他有责任 党早处分他了,而不是提升他 张似乎最痛恨书中把他描述成身材矮小、言辞粗鲁的恶人 还说道他依赖秘书撰写发言稿 尤其是描述他五短身材(短脖子、短胳膊、短腿)。 这是人身侮辱 只有乌龟才五短,他说 我身高1米65,无论如何也是中等身高 他们还说我不自己写发言稿 但这确实是我写的 这是我的专长 你知道吗? 他不等我回答 在我担任临泉县委书记的时候 除非在党委会或人大上发言 否则从不用发言稿 在笔记本上写好提纲,然后直接发言 到政协后 我自己也写过几份很好的调查报告 他继续长篇大论谈论自己 自称在生活中从不撒谎 他与我分享了一个拒绝受贿的故事 他总是工作到很晚,从不关闭手机 在临泉任县委书记的时候 成立了数百家乡镇企业 挖了数万口水井 无论我在哪里工作,人民都说我心肠好 平易近人 我的工作方式友好而民主,他说 我在10个不同的地方工作过 他们都这么评价我 我问道管理临泉这样的县有什么压力 他承认财政上存在严重问题 他说,县政府预算有限 要给工资单上的所有人发工资很困难 特别是在1995年后,他说 因为官员数量膨胀 乡镇和村财政都深陷债务 你帮助某人安排工作 他们给另外一人安排工作 加起来,点名就要10分钟,他说 我问他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官员 他回答道 总的来说 这也是为了发展经济,让普通人富起来 张说最困难的挑战是强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 他说,如果出生的孩子太多 超出了国家配额 那党干部的职位就岌岌可危了 但这对他从来不是问题 反而,张说 他执行计划生育工作非常出色 获得过模范工作者称号 并被选为省计划生育协会主任 我非常严格,建立了自己一套方法 他说 什么样的方法? 我主要依靠宣传工作,让干部带头 他说 我不用强迫手段 接着他讲了如何对付一位怀第三胎已经6个月的两个孩子的母亲: 有人跟她通风报信 她逃回娘家 她的车慢,我们的快 所以我们跟她同时到达那里 我们做她的工作,不达目的不罢休 那附近有条水很深的河 当时她在父亲房间里 我坐在前门附近一块石头上 坐了一整天 她本以为等我离开后,逃走比较容易 我不能闯进屋里抓她 所以我一直等到下午 最后她出来了,一出来就跳了河 张笑呵呵地说,这女人都没穿内衣 我叫他继续说 他说,女人的父亲把她从河里捞出来 最后,其他亲戚都被叫来给她施加压力 她最后同意了堕胎 后来我跟她聊天,我说 你都有两个儿子了 负担够重了 你还想要多少个? 我说,生活变好了,你就不会咒我了 还会谢我 我们去了医院,我守在那里 她说第二天再动手术,但我拒绝了 你今天都已经在这里了 今天动手术 张说,1990年代前期 他在建设部的安排下去美国做过考察 代表团访问了几个城市 白宫外面一群索马里抗议者 这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公众秩序非常好 呼喊一会,坐下来休息,喝点水 警察不在场的情况下,秩序也非常棒 他说,在中国不可能做到 这里的人法律意识不足 如果他们硬要做某事,他们就会违法 他援引了在县城请愿发泄不满的王营村农民的表现作为例子 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我们干部的工作 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 即便群众已经开始培育民主意识 他们仍然缺乏法律意识 比如,他们堵路、堵门 他们还诅咒别人,他说 我们的问题是他们的法律意识不够强 他们不用法律约束自己 他争辩道 这只是中国为什么不适合多党民主制的一个原因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他说 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发展了很长的时间 有公众信任 如果它被推翻了,群众无法接受 自由选举将导致大规模混乱 因为群众已经习惯了现在的制度 我是个知识分子,我一直信任共产党 毫无疑问我们国家的某些上层建筑需要改革 但我们必须保持国家的稳定 他补充说道 如果国家出现混乱,没人能容忍 我建言有些人认为一党制可能无法约束官员和保护农民的权利 张摇摇头,说道:实际上刚好相反 只有在这个体制下 中国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农民的利益才能得到保证 看看现在的农民多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