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重溫】禁忌史話:文字獄的開始 胡風反革命集團案

李肅Hi5第一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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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觀看·2025年11月19日
一場中共65年前製造的冤案。文化名人胡風與文藝界極左人士正常的文藝思想之爭,原本只有觀點不同,並無對錯之分。但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和以中宣部為代表的中共意思形態機器硬是把一場文化人之間的君子之爭變成了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最後將爭議的一方定性為反革命分子,而且是罪犯,判刑入獄。這是赤裸裸的以言治罪,地地道道的“思想罪”,因此被稱為中共建政以後最大的“文字獄”。毛澤東說得很清楚,打擊胡風就是要殺雞儆猴,威懾知識分子。中國的“一言堂”開始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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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好
歡迎收看《禁忌史話》
我是李肅
我們今天要談談上個世紀五十年代
中國共產黨建政初期發生的
一次不大不小的事件
說它不大
是因爲和其它涉及到幾百萬人
甚至上千萬
上億人的運動比較起來
這個事件要小得多
說它不小
是因爲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
和中共中央直接介入了這次事件的處理
這次事件直接影響到中國文藝界
乃至思想界在那之後的走向
這次事件就是“胡風反革命集團案”
胡風生於1902年湖北人
原名張光人胡風是他的筆名
他是文藝理論家
文學評論家和詩人
胡風出身貧寒
11歲才上學
但是顯然胡風天資聰穎
後來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預科
然後又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
胡風年輕時就開始思想左傾
曾經加入共青團
1929年在日本留學期間他加入了
日本共產黨和日本左翼作家組織
並且擔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東京分盟負責人之一
1933年3月,胡風被日本警察逮捕
並且在6月被驅逐回中國
原因是胡風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中間
宣傳馬克思主義
並且在918事變之後參加了反戰活動
胡風回到中國以後
就在上海蔘與左翼作家聯盟的工作
並且擔任“左聯”宣傳部長和行政書記
當年的左翼作家聯盟
實際上是中共的外圍組織
其主要領導人當中
有許多人是中共的地下黨員
1949年11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建立一個多月
胡風寫了一首抒情長詩
題目叫做《時間開始了!》
他寫道:“毛澤東!
毛澤東!
中國大地最無畏的戰士
中國人民最親愛的兒子……”
其對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的
崇拜和敬仰溢於言表
他讚美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詩人”
憧憬毛澤東“屹然地站在那最高峯上”
“在中國新生的時間大門上面寫下了
但丁沒有幸運寫下的
使人感到幸福
而不是感到痛苦的句子
“一切願意新生的
到這裏來罷
最美好最純潔的希望在等待着你!”
他在詩中還讚譽馬克思
恩格斯、列寧、斯大林
是“人類福音的四面神聖的旗子”
而毛澤東是“他們天才的學生”
不過
胡風的文藝思想
傾向個性解放
注重主觀精神
這與中國始於上個世紀
二十年代末的極左文藝思潮不合拍
雙方也因此發生長期論戰
一直延續到中共建政以後
中共建政以後
論戰的一方
即代表極左文藝思潮的一方
在中共建政後成爲政權的一部分
例如代表人物之一的就是
中國文學藝術界大名鼎鼎的周揚
周揚早年加入了中共
並且於1937年去了延安
得到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的信任和重用
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
周揚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
副部長和文化部副部長
後來的回憶證明
周揚在三十年代就懷疑過
胡風是隱藏在左翼作家聯盟內的內奸
曾經以“左聯”黨團書記的身份
阻止胡風加入共產黨
導致胡風從“左聯”憤而辭職
而且後來還曾經數次
與胡風在文藝理論上發生論戰
中國文藝界的左翼早在
中共建政之前的1948年
已經指責胡風“對黨的態度”
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胡風當時
沒有表態支持毛澤東的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是毛澤東在1942年中共在內部清洗的
“延安整風”期間發表的講話
主要是說文藝要爲人民大衆服務
爲工農兵服務文藝要講黨性
這個講話後來成爲中共指導
文藝路線的指導思想
這個我們以後可以專門講一次
儘管如此由於胡風思想左傾
崇拜毛澤東又是文化名人
而且和中共領導人周恩來關係頗好
因此在中共建政以後胡風
還是擔任了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
中國作協理事
《人民文學》編輯委員和人大代表
當然這些都是無職無權的虛職
然而崇拜毛澤東的胡風怎麼也不會想到
儘管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
儘管共產黨取代了國民黨
但是始於二十年代末的
那場文藝思想之爭非但沒有結束
而且還會給他帶來滅頂之災
1951年在中共的知識分子
“思想改造運動”中
中共同時開展文藝界的“整風運動”
1952年2月
胡風已經聽說“文藝上將有一次大論爭
中央宣傳部文藝處
正在研究我的全部文章”
但是他並沒有意識到
他將成爲這次運動的主要攻擊目標
4月 《文藝報通訊員內部通報》
發了兩封讀者來信
要求批判胡風的文藝思想
胡風還看到
《胡風文藝思想研究資料》的小冊子
這一切都表明
文藝界正在進行批判他的準備
胡風不服於1952年5月4日
同時給毛澤東和周恩來寫信
名義上是彙報一下工作
但是也流露出來他自己的不滿
胡風本人並不認識毛澤東
但是周恩來和胡風有着長期的友誼
他們兩人從三十年代末就開始交往
在抗戰期間周恩來給胡風安排工作
並且曾經用中共的經費
資助胡風在重慶恢復雜誌
這個雜誌的名字叫《希望》
恢復了這個雜誌讓它復刊
胡風將周恩來視爲至交
知己和恩人甚至是領導
但是胡風給周恩來寫信以後
周恩來並沒有馬上給胡風回信
1952年5月以紀念毛澤東的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發表10週年的名義
中共中南局機關報《長江日報》
發表了舒蕪的文章
題目是《從頭學習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其中對胡風進行了不點名的批評
這個舒蕪是胡風扶植起來的文藝青年
可以被稱之爲胡風的學生
1945年1月
胡風在自己主辦的由周恩來
代表中共資助的《希望》雜誌上
發表了舒蕪的長篇論文《論主觀》
當時左翼文藝界人士和中共方面
認爲這篇文章是與毛澤東的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的精神公開對抗
所以由此展開批判
雙方展開長時間的公開論戰
時隔7年之後舒蕪反戈一擊
公開撰文批評自己的恩師胡風
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
在6月份轉載了這篇文章
並且加了編者按
說有一個“以胡風爲首的
一個文藝上的小集團”
“他們在文藝創作上
片面地誇大‘主觀精神’的作用
追求所謂‘生命力的擴張’
而實際上否認了革命實踐
和思想改造的意義
這是一種實質上屬於資產階級
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
各位請注意在中共的詞彙裏
“小集團”是一個非常負面的用詞
而據當時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
文藝處副處長的林默涵回憶
這個編者按的作者
就是當時中共思想界的重要人物
曾經擔任過毛澤東祕書的
中宣部常務副部長鬍喬木
但是胡風當時並不知道這一點
他並沒有意識到
對他的批判從一開始
就得到中共高層的首肯
於是不明就裏的胡風
於6月13日寫信給
當時的中宣部副部長周揚
說“這關涉到十多年的歷史情況
政治鬥爭情況和一般思想情況
不是簡單的話
也不是一兩篇文章說得清的”
胡風不知道大難即將臨頭
不知輕重地要求就這個問題
進行“具體討論”
7月23日周揚給
負責胡風案的周恩來寫信匯報
順水推舟表示可以開討論會
讓胡風檢討
然後由大家進行辯論
實際上就是批判
“來爭取他轉變和改正自己的錯誤”
周恩來同意通過討論會的形式幫助胡風
他7月27日在周揚的信上批示說
必須認真地幫助他
進行開始清算的工作
一次不行再來一次
既然開始了就要走向徹底
少數人不成功就要引向讀者
和他進行批判鬥爭。”
胡風不會料到
不僅他的學生向他開了第一槍
而且他的老朋友他最倚仗的周恩來
也在背後向他捅刀子
我們剛纔說了
胡風在5月初給周恩來寫過信
但是周恩來一直沒有回信
而就周恩來對周揚的信做出批示的當天
周恩來也給胡風寫了一封回信
語氣相當客氣但是內容很明確
周恩來希望胡風對自己的
“文藝思想和生活態度作一檢討”
周恩來還提到了舒蕪那篇
對胡風反戈一擊的文章
說“舒蕪的檢討文章
我特地讀了一遍
望你能好好地讀它幾遍”
這實際上是在暗示胡風
周恩來對這場爭議已有定論
相當於中共最高層已經下了結論
胡風應該好好學學舒蕪
認錯服軟
隨後從1952年9月到12月
周揚在北京組織了四次
“胡風文藝思想討論會”
整個氣氛就是對胡風進行批判、圍攻
然而胡風顯然沒有認真對待
周恩來的暗示
也許是性情所至倔勁上來了
他也只是做了浮皮潦草的檢討
在實質問題上仍然固執己見
於是對胡風的火力進一步升級
1953年1月和2月
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的機關刊物
半月刊《文藝報》連續刊登
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副處長林默涵
和從中共建政前就和胡風長期論戰的
左翼文藝理論家何其芳撰寫的文章
大舉批判胡風
《人民日報》轉載了這兩篇文章
林默涵在文章中說
胡風的文藝思想
在實質上是反馬克思主義的
他認爲作家只要忠實於藝術
不需要有什麼進步的政治思想
和進步的世界觀
這正是資產階級的虛僞的藝術理論
何其芳在文章中說
“胡風同志的錯誤的嚴重性
在於他在毛澤東同志的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後
並不用它來檢查和改造自己的思想
仍然積極宣傳他那些錯誤觀點
用它來和革命文藝的新方向對抗
“形成了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有意識的反對”
胡風更加不服氣
在1954年3月到7月間寫了一篇
《關於幾個理論性問題的說明材料》
和《作爲參考的建議》
加在一起叫做
《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
全文27萬餘字號稱“30萬言”
胡風在這份報告中對林默涵
和何其芳的批評進行了詳細的反駁
並且批評了以周揚爲首的
文藝界的“宗派主義統治”
胡風表示文藝不能爲政治服務
不應該成爲黨的輿論工具
不應該規定作家只能“深入工農兵
表現工農兵”
不能要求文藝家都當“歌德派”
共產黨應該尊重作家
藝術家的人格和個性
尊重藝術創作的特殊規律
保障創作自由言論自由
學術自由反對教條主義
宗派主義等等
他將這份報告通過曾經擔任中宣部長
時任政務院祕書長的習仲勳交給中共中央
但是結果是情況更加惡化
被認爲是對毛澤東的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的全面性批判
是對中共文藝方針的公然挑戰
據說毛澤東看了胡風的報告以後說
要是依了胡風這些人
我們就得退回延安
甚至退回井岡山上去了
周恩來將胡風的報告批轉給中宣部
中宣部擬定了《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
1月12日毛澤東修改
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說明時
說胡風文藝思想是
“資產階級文藝思想”
1月15日毛澤東審閱周揚
關於同胡風談話情況報告
在批語將胡風文藝思想進一步說成
“反黨反人民的文藝思想”
1月20日毛澤東在審閱中宣部
向中央送報的
《關於開展批判胡風思想的報告》時
又加碼說胡風的思想
“代表反動的資產階級思想
他對黨領導的文藝運動所進行的攻擊
是反映目前社會上激烈的階級鬥爭”
對胡風思想的批判隨即在全國展開
但是在運動開始時
中共高層並沒有一致認定胡風是反革命
也談不上存在一個胡風反革命集團
例如中共副主席劉少奇
在1955年2月時還指示說
“對他指胡風採取幫助的態度
對胡風不是打倒他。”
而周恩來在此期間
還一直稱胡風爲“同志”
當時《人民日報》
要求對胡風“反戈一擊”的舒蕪
整理一下胡風四十年代給他的100多封信
找到更多胡風反黨的證據
於是舒蕪就整理了一份
《關於胡風小集團的一些材料》
中宣部原來準備先由《文藝報》發表文章
再由《人民日報》轉載
周恩來指示《文藝報》在加編者按時
只“負責批判胡風的
反動文藝觀、世界觀”
根據《文藝報》當時的常務編委康濯回憶
他本人按照周恩來的基調寫好編者按之後
由周揚交給周恩來辦公室
周恩來親自拿給毛澤東審定
第二天周揚打電話告訴康濯
“主席看了,講要不得,不能用
胡風怎麼只是個文藝觀、世界觀問題
他們是一個反革命陰謀集團
磨刀霍霍策劃於密室
點火於基層要顛覆我們的政權
主席沒有把按語退回
而是由他自己熬了個通宵
以《人民日報》編者按的名義
寫下了關於公佈胡風反革命集團罪行
的三批材料的按語
交給《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去了
總理說主席的按語高屋建瓴
意義深遠現在發表順序作如下調整
先由新華社播發
《人民日報》發表 《文藝報》轉載
這裏面還有一個重要的小細節
在舒蕪整理的材料標題是
《關於胡風小集團的一些材料》
而毛澤東在寫編者按的同時
把標題中的“胡風小集團”
改成“胡風反黨集團”
1955年5月13日
《人民日報》發表了這篇
帶有毛澤東親自撰寫編者按的
《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
當天中午
毛澤東召集時任中宣部長陸定一
副部長鬍喬木
胡喬木當過毛澤東的祕書
我們剛纔說了
周揚也是中宣部的副部長
召開一個會議
討論胡風的問題
毛澤東提出要將胡風定爲反革命 要逮捕他
陸定一和周揚都表示同意
反倒是最早出面批判胡風的胡喬木提出異議
他說 胡風不是反革命作家
他顯然認爲思想之爭
不屬於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
但是毛澤東不認同 他說 不是反革命作家
至少不是革命作家
於是 胡風的反革命帽子就算戴定了
1955年5月18日 在毛澤東的指示下
劉少奇和周恩來召開了中國人大常委會會議
取消了胡風的人大代表資格
因爲從法律上講
這樣才能對胡風實施逮捕
而實際上胡風已經在一天前
就是5月17日凌晨被逮捕了
人大常委會只不過是爲毛澤東
已經實施的措施
補上一個合法手續而已
你看中國的法律就是這樣
領導人的意願高於法律
高於程序正義
法律只是共產黨用來統治的工具
胡風被逮捕之後
中國最高檢察院檢察長
和最高法院院長均認爲
把胡風集團定爲反革命集團
法律根據不足
因此中宣部長陸定一
和公安部長羅瑞卿
曾經同意研究胡風的申訴
調查事實真相
但是他們很快又改變了想法
認爲胡風反革命案是毛主席定的
不容質疑和討論
但是司法審判一直沒有進行
1956年11月27日
在中共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
黨委五人小組會議上
羅瑞卿說把胡風集團作爲
與美蔣密切聯繫的反革命集團
是勉強一點
但這是毛主席親自定的
還是要按照毛主席的意見辦
反正是反革命嘛
不過儘管毛澤東認爲
胡風犯有“可殺之罪”
司法部門仍然感到
殺掉胡風的理由不充分
因此直到1965年
司法部門仍然希望胡風認罪
服從判決、不上訴
做爲換取監外執行
回家的條件
但是胡風堅持自己無罪
就是不從
司法部門只好以
“陰謀顛覆人民民主專政”
“企圖篡奪文藝領導
觸犯了鎮壓反革命條例爲罪名”
判處胡風14年徒刑
由於當時胡風已經在監獄裏度過了10年
所以判刑以後就獲的“監外執行”
回家了
然而好景不長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又將胡風抓起來
送進四川省的一個勞改農場
1969年5月原判14年的刑期已滿
胡風要求出獄
但是得到的答覆是 “關死爲止”
1970年1月
因爲胡風在報紙的空白處寫詩
四川省當局以胡風“在毛主席像上
寫反動詩詞”的罪名
判處胡風死刑
結果周恩來此時幫了胡風一把
從中斡旋把對胡風的判決改成
“無期徒刑
留作反面教材”
在反胡風運動中
毛澤東的主導使一大批人受到了牽連
在1955年《人民日報》
根據從胡風及其朋友家抄出的信件中
選出的兩批材料發表
《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第二批材料》
和第三批材料
5月24日毛澤東修改的編者按語
和結束語說
“反革命的胡風分子同其它公開的
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樣
他們是把希望寄託在
反革命政權復辟和人民革命政權倒臺的”
6月10日《人民日報》發表第三批材料
標題是《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第三批材料》
“胡風反黨集團”變成了“胡風反革命集團”
毛澤東加上了17條按語其中一條說
他們在30萬字上書中只攻擊林默涵
何其芳、周揚同志等幾個人
說這幾個人弄壞了一切事
說什麼‘這不過是周揚和胡風
爭領導權的個人之間的鬥爭。’
我們在肅清胡風分子和
其它反革命分子的鬥爭中
這一點也是應當注意的。”
毛澤東在按語裏還說
“他們是個不大不小的集團
過去說是小集團
不對了他們的人很不少
過去說是簡單的單純的文化人
不對了他們的人鑽進了政治
軍事、經濟、文化、教育各個部門裏
過去說他們好像是一批明火執仗的革命黨
不對了他們的人大都是有嚴重問題的。”
毛澤東還寫道
胡風“很早以來就是帝國主義
和蔣介石國民黨的忠實走狗……
和帝國主義國民黨特務機關有密切聯繫
長期地僞裝革命
潛藏在進步人民內部
幹着反革命勾當
胡風集團不是一個
簡單的‘文藝’集團
而是一個以‘文藝’爲幌子的
反革命政治集團
必須堅決地將一切反革命分子鎮壓下去
根據毛澤東的旨意
“胡風和胡風集團骨幹分子的
著作和翻譯的書籍”在全國查禁
1955年5月在胡風被逮捕之前
警察就在全國開展了一場大規模的·
清查和抓捕“胡風反革命集團”
成員的統一運動
所以在胡風被逮捕之前
有些所謂的“胡風反革命集團”的
成員就已經被逮捕了
這裏有一點需要說明
據中國著名作家古華1991年5月
發表在《爭鳴》雜誌上的一篇文章說
當時參與處理胡風案的
《文藝報》執行編委康濯的回憶說
公安部“好像一開始就插手了
他還記得開會討論胡風問題時
由公安部的人來參加但是隻聽不說
據古華的文章說康濯回憶說
一天周揚又把我們幾位找到他家裏去了
交給我們一份文件
這份文件就是《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三批材料》
我們傻了眼胡風升級了
成反革命集團了
周揚這才告訴我們
公安部已經採取了一次全國性統一行動
對胡風以及跟胡風有關同事關係
師生關係、書信來往的人
進行大搜捕大搜查
查出了大批信件日記本
這三批材料就是從搜來的信件
日記本里摘編出來的
也就是說在中宣部和胡風還在論戰時
雙方還在爲思想問題
理論問題吵得不可開交的時候
無產階級專政的大網已經張開
撲向胡風撒向全國
警察的介入和行動是由當時的
公安部長羅瑞卿直接指揮的
下達命令的只能是毛澤東
也就是說毛澤東早就不認爲
與胡風的爭執僅僅是思想
理論之爭而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
據中國官方1980年
複查此案後公佈的數字
這場運動一共清查了2100多人
逮捕92人隔離審查62人
停職反省73人
到1956年初步結案時
正式認定78個人爲“胡風分子”
這個包括32名中共黨員
其中“骨幹分子”23人
而實際受牽連的人數
大大超過了官方統計
著名作家古華的文章說
反胡風運動被清查
揪鬥的達十餘萬人
被捕入獄的一萬多人
有的僅僅是讀過胡風的一篇文章
聽過胡風的某次報告
另外在後來的“反右運動”中
還是有更多的人
由於批評了對胡風案件的處理
而被打成“右派分子”
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判刑
丁抒在《陽謀》一書中列舉了許多
受胡風案牽連而遭受迫害的例子
我現在引述幾例
早年在胡風鼓勵下從事文學創作的彭柏山
1934年被國民黨逮捕後
化名從獄中給魯迅寫了一封信
經胡風辨認確定是彭的筆跡
魯迅囑胡風按月寄錢、物到獄中給彭
直到37年彭獲釋
他1938年去皖南新四軍軍部
1953年轉業到上海任市委宣傳部長
由於胡風在“三十萬言書”中稱讚了他
毛澤東於55年7月間責問
“上海爲什麼搞不出彭柏山?”
上海市委馬上將彭逮捕
因無罪證只得說彭屬“胡風一般分子”
送農村在青海等地流放後
彭到河南農學院圖書館當了一個資料員
文革中被打得體無完膚
頭髮被幾乎揪光了以後彭自殺了。”
胡風因不滿足於看馬列著作的譯文
曾請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教研室主任
謝韜幫助查找若干馬列原著
這使得謝也入了網
人大校長吳玉章告訴羅瑞卿說抓錯了
可是逮捕謝是毛澤東批准的不能釋放
羅瑞卿想出一個變通的辦法
不算反革命但還留在秦城監獄
算爲黨“做戰犯的思想工作”
二十二年後謝韜方得自由
胡風等被捕後
中國文聯、中國作協召開擴大會議
主席郭沫若要求將胡
“作爲反革命分子依法處理”
1949年離臺灣北上爲新政權效勞的美學家
翻譯家呂熒上臺發言說
我不贊成把思想領域裏的問題
等同於政治問題
今天這樣大張旗鼓地來批判胡風
我認爲是錯誤的
還沒說完,臺下就有人喊
呂熒
你居心何在﹗
你與胡風是什麼關係?
文聯、作協的文化人
在口號、呵斥聲中推搡着呂熒
更有人一把將他拽下臺
第二天人民日報便宣佈
呂熒也是個“胡風分子”
說他“爲胡辯論
遭到會議的一致駁斥”
他在河北清河農場勞改時
被宣佈爲“瘋子”
從隊長到歹徒都折磨、凌辱
漫罵甚至毆打他
他死於1969年春天之前
一領破蘆蓆裹身
被掩埋在勞改農場一個角落裏
一堆土旁立着一塊紅磚
上面用粉筆寫着“呂熒”二字
一場雨過後
這點記號便永遠消失了
毛澤東死亡兩年後
中共開始平反“冤假錯案”
1979年1月四川省公安廳
撤銷1970年對胡風的無期徒刑判決
根據北京法院1965年的判決
釋放了胡風
也就是說根據北京法院判胡風14年刑期
這個判決來做的
實際上那個14年徒刑已經滿了早就滿了
1980年胡風對1965年的
14年徒刑的這個判決提出申訴
要求予以撤銷
同年9月29日中共中央轉發公安部
最高人民檢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黨組
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案
複查報告的《通知》
說“‘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
在當時歷史條件下
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
將有錯誤言論、宗派活動的一些同志
定爲反革命分子
反革命集團的一件錯案
宣佈“決定予以平反
凡定爲胡風反革命分子的
一律改正,恢復名譽”
北京中級法院也因此宣佈
撤銷1965年對胡風的判決
但是中共的這個“平反”決定
還是說胡風的言論是錯誤的
還有宗派活動
只是不該因此被定爲反革命
不該判刑而已
因此
直到1985年6月8日胡風去世
他仍然是一個曾經犯過錯誤的人
胡風的家人很不服繼續申訴
1986年1月中共公開撤消
對胡風的政治歷史結論
聲稱“胡風同志的一生
是追求光明要求進步的一生
是熱愛祖國熱愛人民
並努力爲文藝事業做出貢獻的一生”
1988年底中共中央辦公廳
終於發出爲胡風徹底平反的通知
至此胡風的冤案終於徹底翻案
但是已經去世三年的胡風
並沒有看到這一天
我們今天回過頭去看
這場中共65年前製造的冤案
是不是可以總結出這樣幾點
首先胡風案始於文人相爭
“君子動口不動手” 無可厚非
結果政治強人毛澤東介入
不僅動口而且動手
不僅沒有以理服人
而且動用行政、司法等高壓手段
以勢壓人並且在肉體上
鎮壓爭議中的一方
我們可想而知
日後若再有不認同官方觀點的人
誰還敢討論、爭議呢
學人們怎麼會不噤若寒蟬呢
這也許正是中共要達到的目的
其次胡風和文藝界極左人士的爭議
本來屬於正常的文藝思想之爭
原本只有觀點不同
並無對錯之分
不僅屬於中國憲法保護的思想自由
言論自由的範疇
也符合毛澤東倡導的
“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的方針
但是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共
和以中宣部爲代表的中共意識形態機器
硬是把一場文化人之間的君子之爭
變成了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
最後將爭議的一方定性爲反革命分子
而且是罪犯判刑入獄
這是赤裸裸的以言治罪
地地道道的“思想罪”
因此被稱爲中共建政以後
最大的“文字獄”
第三這場文藝思想之爭始於
中共1949年建政二十多年以前
與中共政權毫無關係
卻仍然被毛澤東牽強附會地
扯到現實政治鬥爭中
實屬“欲加之罪”
然而看看毛澤東1955年6月3日
發出的指示就會明白中共
“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的真實意圖
毛澤東指示說
各省市委和黨組必須認識這一斗爭的目的
不但在於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分子
主要地是藉着這一斗爭提高廣大羣衆的覺悟
主要是知識分子和幹部
揭露各種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也就是國民黨特務分子
帝國主義的特務分子
託派分子和其他反動分子
進一步純潔革命隊伍
請注意主要目的的第一項
毛澤東寫得很清楚
就是要讓知識分子和幹部提高覺悟
殺雞儆猴的目的躍然紙上
第四毛澤東在給《人民日報》
寫的“按語”中說
我們的制度就是不許一切
反革命分子有言論自由
而只許人民內部有這種自由
但是由誰來確定誰是反革命分子
誰是人民呢
人們看到的是
由毛澤東由中共來確定
因此人們就只能順從黨和毛澤東
否則就可能會成爲
沒有言論自由的“反革命分子”
中國的“一言堂”開始出現了
我是李肅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