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史話：回首文革24 家庭出身中國特色的賤民制度

各位好 歡迎收看《禁忌史話回首文革》 我是李肅 經歷過文革的人都會對家庭出身十分熟悉 如果你的家庭出身是工人、貧下中農、革命軍人 那沒問題 那就是你挺胸抬頭的資本 但是如果你的家庭出身是地富反壞右 是叛徒、特務、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 那你就被打入令冊 家庭出身不好給多少人造成了一輩子的心理創傷 1966年7月29日 文革剛剛開始兩個多月 北京航空學院附屬中學出現了一幅對聯 老子英雄而好漢 老子反動而混蛋 橫批是基本如此 公開喊出了以血統劃分好人壞人的口號 兩個星期以後的8月12日 已故前中國最高檢察院副檢察長譚政文的兒子 北京工業大學三系文革小組組長譚立夫和劉京 聯合寫了一張題為《從對聯談起》的大字報 提出要把老子英雄而好漢、老子反動而混蛋 作為黨的階級路線來實行 8月20日譚立夫在一次辯論這幅對聯的大會上 大肆鼓吹這種觀點 使他在全國揚名 這幅對聯譚立夫的講話以及他和劉京的大字報 在中國掀起一股公開講究家庭出身的風氣 以高幹子弟為首的學生紅衛兵自稱紅五類 即來自革命幹部、革命烈士、革命軍人、工人和農民家庭 他們的對立面就是黑五類 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和右派分子及其子女 譚立夫又加上資本家和黑幫 所謂的黑幫就是走資派 變成黑七類 很快這個黑七類又變成了黑九類 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務、資本家和知識分子 指的是高級知識分子 當時黑五類的子女被稱為狗崽子 不準戴毛澤東的像章、不準唱毛澤東的語錄歌 也不準參加紅衛兵 文革初期中國舉國上下興起主要針對黑五類的抄家行動 1966年8月北京的紅衛兵抄了三萬多戶 上海的紅衛兵抄了十萬多戶 武漢的紅衛兵抄了兩萬多戶 還有一些地方對黑五類及其子女進行屠殺 例如在北京的大興縣有325個黑五類和家屬 在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之間被打死 其中年齡最大的80歲 最小的僅僅出生38天 其中有22戶人家是全家被打死 在廣西的濱陽縣20天裡屠殺了三千多人 在湖南省的道縣兩個月裡殺了四千多人 逼迫自殺三百多人 但是譚立富等人沒想到 中央文革小組表示不贊成對聯的提法 1966年8月2日陳伯達對紅衛兵說 這種說法不全面 毛主席號召我們要團結大多數 血統論不利於團結大多數 8月6日江青和陳伯達在接見紅衛兵時 對他們這種階級路線分明的做法表示支持 但是建議將對聯改成 老子英雄而接班 老子反動而背叛 於是一首題為《鬼見仇》的流行歌曲應運而生 歌詞是老子英雄而接班 老子反動而背叛 要是革命你就站過來 要是不革命就滾他媽的蛋 要是不革命就罷他孃的官 就滾他媽的蛋 1966年10月9日 中共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否定了 譚立夫提出的黑7類的說法 他說譚立夫講話是典型的行左食右的函 10月16日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長篇講話 將對聯和譚立夫的觀點設則為反動血統論 10月24日 毛澤東親自出面了 他說學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 難道我們都出身好嗎 此時大批高級官員開始受到文革的衝擊 以高幹子弟為首的紅衛兵 在1966年12月成立了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 就是所謂的聯動 據說背後有周恩來的支持 這些高幹子弟紅衛兵開始時以維持秩序者自居 但是他們發現他們自己的父母 越來越多的受到文革的衝擊 他們當然不服 他們認為自己的父母是和毛主席 共產黨出生入死的老革命 從來都是最革命的 從來都是革別人的命 現在怎麼成了被別人革命的走資派黑幫了 於是為了保護自己的高幹父母 聯動公開與中央文革小組對抗 而且暗指毛澤東專制 他們提出的口號包括反對亂糾革命老前輩 江青太狂了 提開中央文革 他們還揚言中央文革把我們逼上梁山 我們不得不反 結果不出一個月 聯動被宣佈為反革命組織 一百多名聯動骨幹成員被逮捕 12月18日譚立夫被逮捕 北京之春雜誌榮譽主編胡平說 他們對紅衛兵的不滿 以至於後來的拋棄 是由於他們進一步的要批判各級幹部 包括一些高級幹部 要批判老革命的時候 這些紅衛兵由於他們不太瞭解 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戰略部署 他們就出來反對 中央才決定要拋棄他們 所以並不是因為他們強調出身 是因為文化革命革到老幹部頭上來了 他們要去保衛老幹部 所謂的保爹保媽 成了一個特別有力量的保守派力量 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就翻過來 把他們打下去 幾乎在這同時 北京青年工人資本家的後代右派分子的兒子 遇羅克在中學文革報上發表了出身論 猛烈抨擊了瀰漫中國上下 以家庭出身決定前途命運的歧視行徑 遇羅克指出 依照推行血統論的人的觀點 老子反動 兒子就混蛋 一代一代混蛋下去 人類永遠不能解放 共產主義永遠不能成功 他寫道一切革命青年 不管你是什麼出身都應受到同等的政治待遇 遇羅克的文章與中央文革小組對血統論的批判 遙相呼應 在全中國引起巨大反響 在某種意義上講 如果沒有中央文革小組出來說反血統論 這個出身論也不會出來 遇羅克的弟弟 當年中學文革報的負責人之一易羅文說 對出不來 出來也得變成反動文章似的被滿處追查 因為我們說實在的 是利用了他們寬鬆的環境 趁那個機會把我們自己想說的說出來 我們所以能敢出這個報紙 遇羅克的文章能發表 這都是藉著這個機會嘛 遇羅克和遇羅文當時並沒有想到 中央文革反血統論是假的 中央文革小組會反過來打他們 遇羅文說 因為畢竟中央文革也是反對血統論的 那我們也反對血統論 那有什麼不對啊 1967年4月 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齊本宇宣佈 出身論是反黨的大毒草 1968年1月5日遇羅克被捕入獄 不過中央文革並沒有像批判血統論那樣 大張旗鼓地批判遇羅克的出身論 遇羅文說 中央文革剛開始還不說反對 像陳伯達就曾經說過 你們可以辯論 就是關於出身論這篇文章可以辯論 等到後來齊本宇就開始說了 就說這個出身論是大毒草 那麼出身論到底哪一條是大毒草 哪一條跟我們黨的政策不一致呢 遇羅文說 哦他沒這麼說 因為他也不敢這麼說 因為他如果那麼說的話呢 他從道理上是站不住腳的 因為共產黨宣傳血統論 執行血統論的政策 也並不是說是這個光明正大公開的說的 都是嘴裡說著我們不歧視啊什麼什麼的 把人不應該分成三六九等 但是實際上在具體政策上 他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也就是說 當時根本就沒有說 遇羅克到底反動在什麼地方 遇羅文說 剛開始抓走不說什麼 等到判的時候 只是說書寫大量反動文章 組織反革命集團 都是這類的話 含含糊糊的 沒有什麼具體的 在血統論上對立的兩派人都進了監獄 但是卻有不同的結果 1968年4月22日 毛澤東下令釋放了一百多個被逮捕的聯動成員 中國總理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 接見了這些高幹子弟 鼓勵他們不要灰心 要繼續跟著黨跟著毛主席幹革命 一個多月以後的5月29日 在周恩來的努力下 譚立夫也被釋放 而且改名叫譚斌 很快進入了那個年代年輕人最嚮往的軍隊 最後成為大校軍官 北京之春雜誌榮譽主編胡平說 儘管對聯血統論受到很嚴厲的批判 但是到後來 這些幹部子弟本身並沒有受到什麼懲罰 特別是到了後來上山下鄉了 他們很多出身好的就去當兵了 開後門幹這樣幹那樣去了 等到一旦有推薦當工農兵大學生 那麼他們也是進水樓臺 在工農兵大學生中間 這個幹部子弟佔的比例是超乎尋常的高 都反映了整個文革一直到四川幫被打倒之前的 十年之內的時間裡面 家庭出身的歧視都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與此同時 遇羅克也以為有朝一日他會出獄 當年由於講了幾句對江青不太恭敬的話 而被判處死刑的張朗朗 曾經和遇羅克關在一起 我問張朗朗 你覺得遇羅克當時寫這個出身論 是不是受了陳伯達的鼓勵 起碼是精神上的鼓勵 他看到中央文革對血統論並不滿意 所以他就是把這個東西寫出來 他實際上是支持中央文革的 因此他不會受到後來他所受到的那種迫害 是不是這樣 張朗朗回答說 接下來的事實也是這樣 遇羅克告訴我 也是暗示我 他說當時中央文革跟紅旗雜誌都找過他 跟他談過 可能是給他了某些支持和鼓勵 他說像我們這些出身不好的人 這種機會根本是千載難逢 明明知道是有很大的危險 他說即使為這個我要付出什麼 我也值了 這是當時他的原話 他當時是支持文革裡邊的平民主義的思想 因為當時提出來消除一切官僚 遇羅克他是覺得 這個是正好要把中國新出現的 所謂新階級新等級把它掃平 他說如果真這樣的話那就好了 因為黑五類就可以重新站起來了 他當時的基本思想是這樣 也就是說 遇羅克當時的這個想法 實際上和毛澤東當時要打倒黨內的走資派的想法是一致的 張朗朗說 所以遇羅克當時抱了很大的希望 他支持中央文革 但是呢 他同時也反對了49年以後的所謂階級政策 當時的遇羅克根本覺得他很快就會出去了 他說呢 我要出去以後 我去找陳毅 讓他幫你說說話 讓你免一死 然而儘管遇羅克批判的是中央文革批判的血統論 儘管遇羅克在入獄後向當局表示 我是擁護社會主義的 要相信在解放後成長起來的新中國青年是有覺悟的 我的日記可以證明我對黨的熱愛和永遠跟著共產黨走的決心 但是遇羅克再也沒有重獲自由 1970年3月5日 27歲的遇羅克被槍決 文革結束以後 改名為譚斌的譚立夫先後擔任過北京圖書館黨委書記兼副館長 文化部辦公廳主任 以及故宮博物院黨委書記兼副院長 當年和他一起主張血統論的劉京 則成為中國公安部副部長和專門鎮壓法輪功的中央610辦公室的主任 1979年中共為遇羅克平反 但是政府從來沒有正式表示道歉 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說 談不上道歉 反正有一紙通知就是無罪 就這麼一句話 公安局多次到我們家表示慰問 至於撫卹金沒有 只是把他從被捕那天一直到被判死刑 這兩年零兩個月的工資給我們家拿回來了 大約是兩千多塊錢左右吧 鼓吹反動血統論的聯棟、譚立夫、劉京等高幹子弟 重新成為中共的自己人 而批駁血統論的遇羅克卻慘遭滅頂之災 說到底血統論符合中共的階級路線 而遇羅克的出身論與這條路線背道而馳 中共在家庭出身問題上主張 有成分論不為成分論 重在政治表現 1968年12月26日 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發出的 《關於對敵鬥爭中應掌握政策的通知》中 毛澤東親自寫道 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 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子女 也不要稱他們為黑幫子女 而要說他們是屬於多數或大多數 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間的一部分 簡稱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於是他們與其他家庭有所區別 這段話似乎是給出身不好的人提供了出路 但是實際上是肯定了這些人帶有原罪 需要經過教育才能在政治上和別人平等 帶有強烈的歧視色彩 再對照一下譚立夫在1966年8月20日 那次講話中說的話 他說你們現在搬出這套平等 博愛的垃圾來大講 我看還是到廁所裡去講 一講就是團結 怎麼團結先把你鬥了 七鬥八鬥鬥得你們背叛了家庭 改造了思想我們就團結了 他的話顯然反映出中共階級路線的實質 而遇樓客的觀點卻不一樣 北京之春雜誌榮譽主編胡平說 遇樓客的思想和當時中央文革批判血統論 有一個非常大的不同 中央文革呢 當時批判血統論還是沿襲過去的說法 就是所謂有成分論不為成分論 要重在表現 而遇樓客就指出這是過去提的 而當時提的是指本人成分 而現在呢 你是搞的出身歧視 過去你的階級路線指的是階級 你現在是沖人家的子女來了 所以遇樓客的那篇文章的基本意思 就是說他們的這個子女就不應該受到這種牽連 受到這種連累了 他就主張都應該是平等的 而這一點呢 當然是共產黨不能接受的 中央文革在批判血統論最高調的時候呢 也沒有接受這個觀點 文革時期的中國人從小到老填寫各種表格 都要填上家庭出身 而且呢 是要填上爺爺的成分 只要爺爺是地主資本家 你就成了剝削階級的後代 只要爺爺是黑五類或者黑九類 你就成了黑五類 黑九類的子女 政治審查要審到爺爺那一輩 這叫所謂的查三代 這種家庭出身要隨著每個人的檔案待一輩子 加入共產黨、共青團、提幹等等 通通受到歧視和影響 家庭出身不好的小孩 甚至在街坊鄰居面前都會抬不起頭來 被其他小孩嫌棄、嘲諷、欺負 家庭出身不好這個標記 不知道成了多少人心中揮之不去的陰影 高幹子女的命運呢 則隨著父母的命運起伏 父母被打倒他們就遭殃 父母重新出山他們也時來運轉 封建世襲制和株連九族的味道極為濃厚 文革發生在中共建政17年以後 所謂的博學階級早已不存在了 《北京之春》雜誌榮譽主編胡平說 你共產黨過去既然是靠暴力革命 推翻前面的政權 建立起自己的宏志 那麼在你掌權的初期 你對於被打倒的階級 他們的人包括他們的子女 有一種猜忌 這個尚可理解 如果說有家庭歧視的話 那麼它顯然是應該隨著時間的流逝 而逐漸淡化 所以在57年反右前夕 毛澤東講過 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已經停止了 已經結束了 怎麼越搞越多了 這個根本不通 同樣的你的家庭歧視的問題 怎麼到後來反而越來越強了呢 胡平分析說 第一在62年的時候 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而階級鬥爭就要有階級鬥爭的對象 你就要有靶子呀 老一代的所謂黑五類早就被打倒了 他們在社會上也沒有任何影響了 很多人就把他們的子女當成了鬥爭對象 另外一方面在60年代70年代這段時間 我們剛好和所謂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 他們的子女是同代人 那個時候我們都面臨著要升學要就業 儘管在當時幹部子弟一般已經享有不少的特權 但是畢竟不能公開的名正言順的講這個問題 就拿考大學來說吧 那個時候中國大學很少 能考上大學的機會並不多 你怎麼著都有考試這一關 而在這些方面那些幹部子弟老一代革命家 他們自己的子女就未必佔什麼優勢 在當時由於長期共產黨的這種思想改造思想教育 其實那些青年人想的都差不多 大家那個時候都一心一意要革命 在各個方面表現 不管是學習馬列主義 學習毛澤東思想啊 學雷鋒啊 做好人好事啊 到農村到工廠裡去下放勞動啊 在這些其他方面呢 大家都表現的差不多 這麼一來 他就沒有一種辦法能夠使他們享有一種特殊的地位 基於這種情況 我想他特別強調家庭出身 靠這一點就可以把別的人打入第二等 就使得他們的人能夠輕而易舉的 不費吹灰之力的就位於這個社會的上層 我想這是在當時社會特別流行的很重要一個原因 實際上中共文革時期的主要領導人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等人 沒有一個人出生於無產階級家庭 毛澤東在1968年7月28日 接見北京五大紅衛兵領袖時曾經說 我那個父親也不太高明嘛 要是現在也得做噴漆師 就是挨鬥的 周恩來說 我弟弟周同宇跟王關濟混在一起 我把他抓到衛戍區去了 林彪說 魯迅的弟弟是個大漢奸 毛澤東二人都表現出大義滅親的情操 證明好人可以和壞人親屬劃清界限 林彪則表明壞人的親屬 也可以是最優秀的好人 其實根據當事人後來的回憶 周恩來把弟弟抓到北京衛戍區 儘管他是失去了自由 但是實際上是明抓暗保 不至於讓外邊的紅衛兵折磨 而毛澤東也不會不清楚 即使自己的父親在世 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呢 他們這番話顯然都是說給別人聽的 文革專家宋永毅在《文革中的暴力與大屠殺》一文中說 有一種說法不加分析地 把文革時期的社會成員說成是 人人有罪 人人有錯 這是十分荒唐的 文革中至少有一個社會群體 可以說是根本無罪 甚至沒有一點錯 卻無端地遭到殘殺 他們就是政治上的弱勢群體 政治賤民 黑五類或黑七類 如果按照中共的習慣表達 以總人口的5%來估計其人數 政治賤民的總數達到三千至四千萬人 從1949年以後直到八十年代初 這些政治賤民一向被視為所謂的階級敵人 從來就是中共的國家機器 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絞殺對象 在文革中則處於更加悲慘的境地 無論是保守派群眾團體 還是軍隊以及指揮下的武裝民兵 在對黑五類大開殺戒時 都從不手軟 儘管中共的軍隊、公安、武裝民兵 以及黨團骨幹 就是保守派的主要成分 明明知道文革時期的法律 比如公安六條 嚴格禁止任何黑五類份子參加群眾組織 而這些政治賤民 也一向小心翼翼地苟且偷生 從不參加派性鬥爭 但軍隊、公安、武裝民兵 及黨團骨幹仍然不遺餘力地殺戮階級敵人 這種屠殺行動 不僅僅是為了表現殺人者的政治優越地位和正統性 也是為了向上級邀功請賞 對政治賤民的迫害屠殺 是中共長期以來製造階級鬥爭 以維持紅色恐怖政策的延續 在中共建立的血統論政治意識影響下 政治迫害者往往把黑五類看作是政治對手 如某些造反派組織 是他們的社會基礎 藉屠殺政治賤民來鞏固其權力和地位 儘管中國共產黨十分重視家庭出身 但是中國從來沒有詳細統計 當時有多少家庭出身不好的人 也許有這個統計 但是至少沒有公開 1979年中共宣佈為所有的地主婦農摘帽 據北京周報報導說 被摘帽的地主和婦農有400萬人 據說在文革中有120萬地富分子非正常死亡 以當時人口較少的一家四口人計算 加上孫子輩的一代 因為那出身是影響三代人 全國至少應該有五千萬人 但是這個數字並不包括黑五類中的反革命 右派和壞分子這三類人員 也不包括黑九類中的叛徒 特務、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這四類人 以及受他們牽連的那些出身不好的家屬和子女 據中國官方內部統計 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數有兩百多萬人 受到迫害株連的人達到一億多人 超過中國當時人口的八分之一 其中所謂出身不好的人應該居多數 在中共統治下他們是永遠的賤民 尤其以文革時期為勝 我是李肅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