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史話:反右2 大右派-共產黨的盟友變死敵

李肅Hi5第一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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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三大反黨主張,即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和儲安平的“黨天下”,實際上就是要求實行權力製衡和多黨制。抱有這些主張的中國知識分子六十多年前因此被劃為右派,成為敵人。今天,他們的主張既沒有過時,也沒有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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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好 歡迎收看《禁忌史話》 我是李肅
對於1957年開始的那場反右運動
中國官方的解釋說 在整風運動中
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乘機鼓吹所謂的大鳴、大放、大民主
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發動進攻
為了堅持黨對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
鞏固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
黨領導群眾進行了反右派鬥爭
對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
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
我們今天來談談當年的右派是如何反黨的
中國現代史專家丁書說
反右的基本調子就是在1957年5月15號定下來的
所謂反擊是他編出來的
這個他指的是毛澤東
這個時候還沒有人打他嘛
這個時候並沒有民放言論
全國第一張大字報可能是5月17號
北京航空學院學生貼出來的
5月19號北大第一張大字報
那什麼張伯鈞、羅龍基、龍雲
他們的民放言論都是在5月20幾號以後纔出來的
中共所謂的反擊也許無法自圓其說
不過即使在中國官方定義中
我們也可以看到右派的所謂猖狂進攻
充其量就是鼓吹了一些中共不喜歡的東西
畢竟只是君子動口不動手
不過儘管當時的中國憲法規定中國公民有言論自由
但是這些右派還是因言獲罪
那麼右派們到底說了什麼
讓毛澤東覺得有文章可做呢
所謂的三大右派反動理論可能是右派最大的辮子了
即張伯鈞的政治設計院
羅龍基的平反委員會和儲安平的黨天下
張伯鈞在德國留學時與朱德住在一個宿舍裡
1923年也就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第三年
經朱德介紹參加過中國共產黨
後來由於理念不合自動脫黨
在反右運動之前
他是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
中國農工民主黨主席
全國政協副主席
交通部長和光明日報社長
張伯鈞一直自命為民主黨派中的左派
因此在開始民放時
基本沒有發表自己的觀點
例如在中共統戰部1957年5月8號的座談會上
張伯鈞只是介紹了民盟內部一些人的意見
但是中共統戰部長李維漢特別在政協多開了幾次民放座談會
一定要讓張伯鈞發言
據張伯鈞的女兒張一和回憶說
張伯鈞當時再三推託
聲明自己的觀點意見平時都講過了
但是李維漢堅持說
平時講的不算數
一定要在會上講
結果張伯鈞千呼萬喚使出來
終於在1957年5月21日的座談會上
談了個人的意見
掉進中共設下的陷阱
張伯鈞發言時說
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
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
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
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
要事先教他們討論
現在大學裡對黨委制很不滿
應該展開廣泛的討論
制度是可以補充的
因為大家都是走社會主義的路
如果在工作進行之初
就多聽聽人大常委會、政協、民主黨派的意見
就可以少走彎路
如果黨內一決定就那麼幹下去
是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的
羅隆基、劉英博士
中國民盟中央副主席、森林工業部部長
全國政協常委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1957年5月10日
羅隆基在中共統戰部組織的座談會上發言說
共產黨在工農群眾中發展
而民主黨派就不能在工農群眾中發展
主要在舊知識分子中發展
那麼這個矛盾應該盡快解決
否則就很難共存下去
羅隆基還說
現在黨決定的很多事情都不通過行政
而是從黨的系統向下佈置
只能使擔任行政工作的民主黨派成員感到有職無權
不過中共大肆批判的並不是羅隆基的上述觀點
而是他在1957年5月22日座談會上的發言
羅隆基在那次發言時表示
說為了鼓勵民放
人大和政協可以成立一個有共產黨、民主黨派
和其他人士參加的委員會
檢查過去三反五反和肅反工作中的偏差
並鼓勵受委屈的人士申訴
他說在民放中就沒有有顧慮的人
誰也不敢保證對放與民絕對不會有人打擊報復
有了這個委員會
受到打擊報復的人就可以直接向委員會控訴
這樣有報復思想的人就害怕
真的受到報復的人也有路可走
羅隆基建議在全國有系統的建立
從中央到地方的這種委員會
一定能夠保證民放的好
這個羅隆基實際上就是說
既然中共讓人們民放提意見
就應該建立這麼一個制度
保證不秋後算賬
他的這種意見的後來被歸納為
提議設立平反委員會
儲安平曾經留學英國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兼宣傳部副部長
光明日報總編輯
儲安平在民放開始以後
一直沒有發表意見
即使以左派自稱的張伯鈞
在1957年5月22號民放之後
儲安平仍然沒有說話
因此
中共覺得這條蛇還需要加大力度來演一下
1957年5月30日上午
中共統戰部給儲安平打電話
請他參加民放座談會
儲安平答應參加
但是說明他不會發言
下午統戰部一位姓彭的處長再次給儲安平打電話
希望他在6月1日的座談會上發言
儲安平的終於被中共這種三顧茅廬的精神所感動
開口講話了
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講座教授吳國光博士說
5月底中央統戰部的官員三番五次動員儲安平發表民放意見
至於儲安平的民放意見
6月1號才講的
5月15號毛已經準備打他們了
但是儲安平還沒有講話
你想打他打不著啊
所以就一定要讓他講
1957年6月1日
在毛澤東正式決定反擊右派的半個月之後
儲安平在中共統戰部裡組織的座談會上
以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為題發言
他說解放以後
知識分子都熱烈的擁護黨
接受黨的領導
但是這幾年來
黨群關係不好
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呢
據我看來
關鍵在黨天下這個思想問題上
儲安平說
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
黨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的某些樞紐
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
但是在全國範圍內
不論大小單位
甚至一個科一個組
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
事無鉅細
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
這個都要黨員點了頭纔算數
這樣的做法呢
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啊
在國家大政上的黨外人士都心心願願跟黨走
但跟黨走是因為黨的理想偉大
政策正確並不表示黨外人士就沒有自己的見解
沒有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
這個黨天下的思想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
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基本所在
中國現代史專家丁書介紹說
由於毛澤東的曾經說過
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
沒有人對老和尚提意見
他這個所謂的老和尚的就說他自己了
羅隆基的聽到了毛澤東的這個話以後呢
就把這個話的告訴了儲安平
所以儲安平就在6月1號的這個統戰部座談會上
模仿毛澤東的口氣說
現在大家對小和尚都提了不少意見
對老和尚還沒有提意見
今天我就要對老和尚提點意見
儲安平說
我現在想舉一個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
解放以前
我們聽到毛主席提倡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
1949年開國以後
那個時候中央人民政府有六個副主席
其中有三個是黨外人士
四個副總理中有兩個黨外人士
這個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
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個位
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
他們的椅子就搬到了這個人大常委會去了
這且不說
現在國務院的這個副總理呢
有12位之多
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
那是不是非黨人士沒有一個人可以做此交椅啊
或者沒有一個人可以被培植來擔任這樣的職務呢
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
儘管毛澤東在5月15號就寫下了
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
但是這份文件的直到6月12號才下發黨內
因為毛認為右派言論還沒有達到頂點
要進一步引蛇出洞
丁書說
毛澤東說的對
這個時候的確實沒有達到頂點
因為幾乎沒有什麼民放言論
大量的這個民放言論的是5月20號以後纔出現
到了20號
有些人的反動面目還沒有暴露
或者暴露的不夠
各省市黨委的必須在適當的時間的發表一批論文和社論
予以反駁和批判
據當時的這個副總理薄一波回憶說呢
從5月中旬到6月初
中共中央的連續發出指示
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多次開會
制定反擊右派鬥爭的策略
中共中央當時強調要讓右派進一步暴露
越囂張越好
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組長
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也督促下邊抓緊時間
蒐集右派反黨的證據
丁書說呢
說鄧小平在書記處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指示各省委、市委書記說
說現在時間比金子還寶貴
你們要趕快回去收集右派的言論
否則時間晚了就收集不到了
從5月8日到6月3日
中共統戰部一共組織了13次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
與此同時呢
統戰部和國務院一共組織了25次工商界座談會
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面對中國共產黨的誠意紛紛開口明放
結果呢
他們的言論馬上就成為中共大家討伐的藉口
1957年6月8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
同時呢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題為這是為什麼
指責少數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
甚至公然叫囂有共產黨下臺
7月1日
人民日報發表由毛澤東起草的社論
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
毛澤東在社論中直接指責民盟和農工
民主黨在百家爭鳴過程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
都是自外於人民
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
毛澤東呢
為了讓人們感到右派是有組織有計劃
有綱領有路線的
竟然把思想觀點常常針鋒相對的張伯鈞和羅龍基硬拉在一起
說他們是張羅同盟
他說右派的猖狂進攻
其源蓋出於張羅同盟
弄得這個張伯鈞和羅龍基兩個人的感到莫名其妙
毛澤東引蛇出洞以後呢
得意洋洋的說
讓大家明白
有人說是陰謀
我們說這是陽謀
因為事先告訴了敵人
牛鬼蛇神只有讓他們出籠纔好殲滅他們
毒草只有讓他們出土才便於除掉
張伯鈞看到毛澤東的這篇社論以後呢
馬上大呼
我這次講話是上了大大
的確
如果沒有毛澤東的誘敵深入
應該不會有那麼多人起來鳴放
不過
既然毛澤東早就設計好了這個陽謀
即使右派沒有鳴放
他也是躲過了初一
躲不過十五
早晚是再劫難逃的
在這一點上
右派羅隆基比左派張伯鈞要清醒
他後來的曾經對張伯鈞說
這個反右啊
毛澤東搞的是誘之言
顯之罪啊
我的主要講話大部分屬於人大
政協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
按說是應該受法律保護的
結果呢
都成了共產黨劃我做右派的罪狀
張伯鈞羅隆基和儲安平這類的舊知識分子呢
在國民黨統治時代呢
就不時的抨擊政府
希望藉助共產黨來實現他們的民主理想
例如呢
1948年10月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一年之前
當時的民盟中央委員羅隆基給中共寫了一份建議書
建議新的國家實行議會制度
外交上對美蘇同樣友好
允許民盟有權變成合法的在野黨等等
再舉一例
1957年4月1日
就在反右運動兩個月之前
中共假做姿態撤銷了《光明日報》的黨組
將報紙重新交給民主黨派來辦
張伯鈞就任社長
儲安平就任總編輯
他在報社裡說
報紙與黨和政府存在著根本的矛盾
那就是報紙要登
黨和政府不許登
他說
我們的目的在揭露分析和解決問題是共產黨的事
只要是事實
什麼新聞都可以登
傳評多次針對中共所說的民主黨派獨立自主的去辦《光明日報》
這句話說
我倒要看看怎麼樣讓我獨立自主
我要撞著暗礁
擔當風險
用我的肩膀扛扛斤兩
看到什麼時候會受到阻力
結果他們發現
共產黨不僅不是他們的同路人
而且因為他們的理念與共產黨不同
而迫害他們
反右運動中的這三個人都受到無數次的批判
被撤銷了主要職務
降級降薪
至於中共讓出的《光明日報》
就在中共讓出《光明日報》的當年
民放一結束
中共又收回去
這三個大右派中的儲安平的命運最為離奇
1957年6月8日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
《這是為什麼》之後
儲安平當天下午就辭去了《光明日報》的總編輯職務
有人就問儲安平
打算如何就黨天下這個問題寫檢討
儲安平不服氣地說
說檢討可以寫
就檢討自己對知無不言是有界限的這一點認識不清
如果知道了
就不說了
不過
在連番批鬥之後
儲安平終於是招架不住了
在7月份召開的全國人大會議上
他這個以那個向人民投降為題
做了一次四千字的這個檢討的發言
1958年1月
儲安平被正式定性為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以後呢
他曾經被下放到農場勞動
妻離子散
1966年文革開始以後呢
他受到殘酷的迫害
曾經自殺未遂
在1966年秋季的一天
不堪折磨的儲安平悄然失蹤了
至今沒有人知道儲安平的下落
中共中央在1957年5月4日下發的
由毛澤東起草的關於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的指示說
黨外人士參加我黨整風座談會和整風小組
是請他們向我們提意見做批評
請他們暢所欲言地對工作上的缺點錯誤提出意見
中共中央在向黨內發出的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中
言之鑿鑿地說
堅決實行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
言者無罪
聞者足戒
有則改之
無則加勉的原則
但是實際上中共在黨內外都沒有實行這個原則
在反右運動中
毛澤東不僅用陽謀欺騙了民主黨派和黨外知識分子
也清洗了黨內的知識分子
這裡僅舉中共黨內一例
李慎之是早年投入中共的大學生
1948年加入中共
反右運動時
他擔任新華社國際部副主任
負責編輯專攻中共高層的參考資料
俗稱的是叫大參考
1956年
毛澤東派自己的祕書林克向新華社國際部主任王菲和副主任李慎之
徵求有關蘇共二十大和撥兇事件的意見
李慎之認為蘇聯東歐出問題的根本原因在於沒有建立民主制度
李慎之認為應該還政於民
開放新聞自由
實行大民主
他說呢
現在小民主太多
大民主太少
結果呢
毛澤東聽說以後呢
很是生氣
他說呢
大民主就是要上大街
是對敵人的
我們不能搞大民主
只能搞小民主
搞小小民主
毛指責李慎之說
他們主張的議會民主
新聞自由實際上與上大街沒有什麼不同
1956年11月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說
有幾位司局一級的知識分子幹部主張叫大民主
說小民主不過癮
他們要搞的大民主就是採用西方的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
學西方的議會民主
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那一套
這裡所謂的司局一級的知識分子幹部指的就是李慎之和王菲
當時的新華社社長吳冷希曾經對李慎之說
主席說這兩個人那是好同志
回去不要批評他們
然而到了第二年的反右運動
李慎之還是成了毛澤東欽定的極右的右派
毛澤東在1957年5月15日寫的《事情正在起變化》中說
這一次批評運動和整風運動是共產黨發動的
毒草共香花同生
牛鬼蛇神與林鳳歸龍並長
這是我們所料到的
也是我們所希望的
六十多年以後的今天
人們對香花毒草的分辨能力是否強了一些呢
我是李肅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