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史話：劫財序幕 三反五反

各位好,歡迎收看《禁忌史話》,我是李肅。 我們今天談談三反和五反運動,主要談五反運動。 這兩場運動是1951年至1952年間中共開展的兩場大規模運動。 三反指的是反貪污、反浪費和反官僚主義。 這場運動的主要目標是中共黨員幹部、政府和軍隊官員。 用現在的話講就是一場內部的反腐運動,其目的是清理門戶,打擊和防止官員貪污腐化。 與今天中國的反腐不同的是,三反運動中落馬的官員的級別最高的只是地委書記, 就是中共天津地委書記劉青山和張子善。 有一點值得指出,三反運動實際上是1951年從東北地區開始的, 當時的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就是大名鼎鼎的高崗。 這位率先反腐的高崗在兩年以後的1954年被作為反黨集團頭目被打倒時, 有一條罪狀就是私生活腐化。 我們今天要說的重點是與三反運動密切相連的五反運動。 五反指的是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 反盜騙國家財產和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針對的都是工商界人士。 為什麼說五反運動和三反運動密切相連呢? 因為三反運動開始以後就發現一些中共官員的貪污腐化和資本家和工商業者行賄和腐蝕有關係, 而且一些資本家和工商業者也因此被迫坦白自己的罪行。 於是北京市在三反運動中率先調轉矛頭對準工商界。 中共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報告了工商界賄賂和勾結政府工作人員偷稅漏稅、 偷工減料和對政府機構高賣低買、用回扣送禮等方式來誘使政府工作人員貪污的問題, 以及騙取國家財產的問題。 中共中央立即於1月5日發出關於在三反鬥爭中懲辦犯法的私人工商業者和堅決擊退資產階級猖狂進攻的指示, 下令一定要使一切與公家發生關係而有貪污、行賄、偷稅、盜竊等犯法行為的私人工商業者坦白或檢舉其一切犯法行為, 特別注意在天津、青島、上海、南京、廣州、武漢、重慶、瀋陽及各省省城用大力發動這一鬥爭, 藉此給資產階級三年以來在此問題上對於我黨的猖狂進攻一個堅決的反攻。 他還解釋說這種進攻比戰爭還要危險和嚴重,要給予重大的打擊,爭取在兩個月至三個月內基本上完成這個任務, 請各級黨委對此事進行嚴密的部署,並將此項鬥爭當作一場大規模的階級鬥爭看待。 1952年1月26日,毛澤東轉發了北京市委關於在工商界中爭取多數開展無反鬥爭的報告。 2月初,毛澤東主持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在城市中限期展開大規模的、堅決徹底的無反鬥爭的指示, 無反運動隨即展開,私人工商業最集中和最發達的上海市迅速行動。 1952年2月5日,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在做《無反運動動員報告》時,指責資本家忘恩負義,對黨和政府猖狂進攻。 報刊用大量版面刊登檢舉揭發信件,上海開始逮捕工廠經理、商店經理等工商界人士。 《上海大公報》為了配合無反運動,報導了上海小有名氣的漢口路大康藥房的經理王康年, 在向抗美援朝前線提供藥品和醫療器械時賄賂國家幹部,以次充好的惡劣行為。 王康年於1953年2月28日被槍決,罪名是販賣假藥,騙取志願軍購藥鉅款。 不過,幾年前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主辦的網站《民間歷史》, 轉載了一篇新浪網輕實的博客的博文,還原了王康年的冤案真相。 1951年正值朝鮮戰爭,中共幹部多次要求王康年捐獻飛機大炮,但是都被王康年拒絕了。 大康藥房是志願軍採購藥品和醫療器械的藥房,當時志願軍已經先後兩次購買藥品後賒賬, 共計賒欠5億多元人民幣,這個5億多元相當於今天的5萬多元人民幣。 後來,志願軍某部再次到大康藥房購買藥品和醫療器械,而且要求賒賬3億元人民幣, 就是相當於今天的3萬多元人民幣。 王康年說,志願軍已經兩次賒購,還欠著5億多元,沒有付,所以如果繼續賒賬,自己的資金就無法周轉了。 儘管前往採購的志願軍軍官對王康年大加斥責,要求發貨,但是王康年還是拒絕了賒賬,也拒絕發貨。 後來,志願軍軍官又先後兩次到大康藥房要求發貨,王康年都拒絕了。 1952年初,針對資本家和私人工商業主的無反運動開始, 1月底到2月初,大康藥房工會組織召開施工大會, 施工們紛紛揭發王康年偷稅漏稅、騙取和拖欠國家銀行大量貸款、私套外匯, 說他一共盜竊了26億1000萬元人民幣。 這篇博文的作者問道,不知道這些職工是如何得到如此詳盡的證據的。 王康年當時就感到有口難辯,便試圖以自殺證明自己的清白,但是他自殺未遂。 2月4日,上海公安局根據大康藥房職工的檢舉逮捕了王康年, 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將王康年確定為不法資本家的典型。 上海《大公報》和《解放日報》隨後數次報導了奸商王康年的罪行。 其一,為了竊取國家資產,用各種卑鄙無恥的手段勾引腐蝕幹部, 曾向25個機關的65名幹部行賄,並聲稱大康是幹部思想改造所, 凡來大康做生意的幹部都可以得到改造。 其二,騙取志願軍某部的訂貨款3億多元, 這個指的是舊的人民幣,相當於3萬多元人民幣, 用假藥和舊次醫療器械等底充訂貨, 致使成千上萬志願軍傷員遭細菌感染身亡。 其三,盜騙國家訂貨款多達11億元。 王康年的罪行見報以後,許多人義憤填膺, 紛紛寫信給報社怒斥王康年是黑心商人、奸商,要求嚴懲王康年。 王康年在入獄期間受到酷刑折磨,不得不招認所有的被控罪名。 1953年2月28日,年僅29歲的王康年被槍決, 他的妻子隨後服毒自殺,大康藥房隨即被政府沒收。 之所以認定王康年的案子是冤案, 是因為案子的審理過程和結果不合常理。 首先,王康年提供了假藥, 但是大康藥房只是賣藥的藥房,並不是製藥廠,並沒有製造假藥的能力。 而在這場審判之後,並沒有任何一家藥廠由於生產此案中的假藥而被查封。 政府指控王康年用假藥和舊次醫療器械等底充訂貨, 致使成千上萬志願軍傷員遭細菌感染身亡。 但是在法庭審判的時候,沒有任何志願軍軍人出庭就受害問題作證。 王康年的所有罪行都來自於職工的揭發、本人的共認, 以及中共控制的《解放日報》和《大公報》的報導文章。 這種報紙定罪的做法和今天的電視認罪如出一轍, 本質上講並沒有什麼變化。 《新浪網》這篇博文的作者在1985年見到了王康年的哥哥王康慶。 當年王康年被槍斃以後,大康藥房的資產和房產都被政府沒收了。 王康慶被趕出藥房,成為了被管制的壞分子,潦倒一生。 說到王康年,他對博文作者說, 康年是個小孩子,不懂事,脾氣太倔。 他說,當年幹部曾經多次找王康年談話, 讓他主動捐飛機、捐大炮,支援抗美援朝, 但是年少氣盛的王康年沒有搭理他, 當時王康年只有27歲。 王康慶也勸過弟弟幾次,但是王康年聽不進去。 果然過不了多久,大禍便臨頭了。 王康慶認定,共產黨就是殺人越獲的土匪。 王康年的遭遇只是資本家和私人工商業者在五反運動中遭遇的一個縮影。 五反運動中最出名的典型例子是號稱民國船王的盧作孚自殺案。 盧作孚是民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的創建人, 是當年中國船運界的首要人物。 1950年中共佔領中國大陸之後, 盧作孚和民生公司的一些主要船隻在香港滯留。 中共地下黨勸說盧作孚回大陸參加新中國的建設。 在臺灣的國府則力勸盧作孚去臺灣。 最後,對新中國充滿幻想的盧作孚被中共說服, 率18艘船從香港回到中國大陸,並且主動提出將民生公司公私合營。 隨後,盧作孚與中央政府簽署協議, 使民生公司成為中國共產黨建政以後第一個公私合營的企業。 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曾經兩次接見過盧作孚, 總理周恩來更是多次與盧作孚會晤, 而且曾經希望盧作孚出任中央政府交通部部級高官。 盧作孚還參加了中共統一戰線的政協, 足見中共當時對盧作孚的重視。 然而,儘管盧作孚為中共建政初期的經濟恢復和建設貢獻頗大, 卻仍然無法成為中共在政治和經濟上的自己人。 首先,雙方在公司經營上矛盾重重。 1950年3月24日,尚在香港的盧作孚向中央政府總理周恩來提出 將民生公司公私合營的建議, 本意是讓政府作為股東投資民生公司,幫助民生公司渡過債務難關。 但是作為股東的政府不直接參與民生公司的經營, 只參加公司的股東會晤。 4月,中共方面答覆盧作孚說, 歡迎盧作孚先生率領治港船隻回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 中央人民政府同意設法為民生公司償付到期的外債, 並準備在中加建交後繼續為民生公司擔保。 但是回到中國的盧作孚在民生公司開始向公私合營過渡期間就發現, 他提出的公私合營和中共的公私合營思想並不一致。 中共不僅僅要入股民生公司,而且公股代表除了參加董事會之外, 還要參與民生公司的管理,全面領導和改造民生公司, 直至成為政府直接控制的民生公司。 其次,民生公司的大量管理人員受到中共的迫害和排擠, 原來的高中層管理人員基本上都被清洗掉了。 曾經擔任民生公司代總經理的鄭碧城在中共佔領重慶不到一個月後被扣押, 後來雖然被釋放,但不再允許在民生公司工作。 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民生公司第一條輪船, 民生輪的第一任經理、民生機器廠廠長陶建忠被公開槍擊, 公司董事石榮廷也被殺。 這兩個人後來在1980年代都得到了平反。 在無反運動中,1951年3月28日, 民生公司將公司元老、原業務處經理鄧華毅, 以年老體弱為理由下課。 在公司管理層的大清洗中,盧作孚和龔武代表一直意見不一, 但是作為公司總經理的盧作孚, 儘管原來政府保證他仍然擁有管理和人事權, 但是他在人事方面的意見卻屢遭龔武代表的拒絕。 在這同時,民生公司的運營也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困難, 1951年全年虧損嚴重,債務增加,公司輪船連續發生船難。 中央政府原來承諾的對民生公司的資金支持, 也由於五反運動而停止了。 中國官方材料有個說法, 說政府當時已經特批向民生公司提供1000億元的貸款, 就是1000萬元的貸款, 只是當時已經兩次收到相關電報的民生公司的副總經理童少生, 忘記告訴盧作孚了。 但是這個說法受到了質疑, 首先是貸款涉及到公司運營的生命線, 這種事情當時很難忘掉。 更重要的是,在清理盧作孚逝世前後的檔案中, 至今也沒有發現有這樣一個1000億貸款的文件, 在中共的解密文件中也沒有發現這個電報和文件。 與公司運營困難的同時, 民生公司內部也幾次開會批評圍攻盧作孚, 指責他要對公司運營狀況不好承擔主要責任。 還有他非常信任的身邊的服務員, 名叫關懷,是廣東人, 指責他對公司中的政府代表行賄, 所謂的行賄實際上就是在北京吃了一頓便飯, 吃了燒餅和豆腐腦。 盧作孚被迫做出了檢討, 1952年2月8日批判會的當天晚上, 盧作孚就自殺了。 盧作孚的兒子盧國倫後來說, 父親一生光明磊落,潔身自好, 對舊社會奸商、拉攏、賄賂官員貪污舞弊的行為 一向深惡痛絕。 此刻他很難理解, 用私人工資收入招待同事這樣的正常交往, 怎麼就成了腐蝕幹部了? 他身邊的工作人員怎麼會如此對待他呢? 父親是一個視人格尊嚴為生命的人, 這樣無端的污衊和侵犯, 他絕對不能接受。 可以說2月8日的大會對於父親是一個極大的刺激, 直接成為他當晚自盡的導火索。 盧作孚自殺前寫下了遺囑, 其中一項內容就是把自己持有的民生公司股票交給國家, 只是民生公司董事會按照當時政府的規定沒有接受, 把股票退回給盧作孚的妻子蒙舒怡。 不過不到一年後, 民生公司就在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完全歸屬政府。 有一位名叫高天民的人寫的一篇回憶文章說, 他的政治智商等於零, 只是一個小本經營的小商人, 從來不過問政治, 也不敢犯法, 只求在共產黨的新政權下當個順民, 安安分分做自己的買賣。 抗日戰爭勝利後, 他從重慶到上海, 聽到抗戰期間沒有離開上海的同業們說, 他們在日本人統治下照樣可以做生意。 所以他想, 共產黨是中國同胞, 一定比日本人好得多, 我只要不反對他們, 總不會整到自己頭上來吧。 高天民當時在上海做汽車零部件生意, 五反運動開始以後, 工作隊就讓他和另外兩個老闆交代行賄了多少錢, 還得與工作隊掌握的材料相符纔行。 後來還將這些老闆們關到一個地方隔離審訊, 他親眼看到有兩位汽車材料行的老闆將氫化鉀融入茶杯, 互相碰杯自殺。 高天民承認, 當時他的店的確有一件違法的事, 就是經營的汽車零部件都來自國外, 進貨款都要外匯, 廣州地下錢莊專門與進口商套外匯, 商家匯入人民幣給地下錢莊就可以在香港拿外匯, 然後用來採購零部件運往上海。 這是當時流行的習慣做法, 因為共產黨也需要美國的汽車零部件來修理汽車。 但是在五反運動期間, 這種換匯行為就變成了私套外匯罪。 上海大康藥房的王康年, 由於要到香港採購貨品, 也曾經被指控私套外匯。 所以工作隊拿到了廣州地下錢莊所有客戶往來的賬本, 利用這一點威脅高天平說, 就憑你私套外匯這個罪, 立即就可以判你死刑。 今天搞五反是給你一個從寬處理的好機會, 老實跟你說, 我們已經具體掌握了你的材料, 你不坦白也可以把你判刑。 高天平只好承認工作隊指控的 行賄、偷稅、漏稅等莫須有的罪行。 但是對於盜竊國家資產, 高天平開始說, 最多不過兩三億元, 也就是兩三萬元。 後來在工作隊多日的謾罵、威嚇、疲勞、審問之下, 高天平被逼無奈。 他為了求得過關免死, 只好自己加碼到十億、二十億, 一直加碼到一百六十億。 工作隊長這才認可了。 但是還要高天平說明, 你這一百六十億的來龍去脈是哪兒? 高天平只好胡編亂湊寫出來, 其實這一百六十億是天文數字, 早已超過了高天平這個店那些年的營業總額, 更超過了實際的資產。 即使是把三個老闆的私產都加進去, 那也還差得很遠, 很容易就可以看出來數字的虛假。 但是有了這種坦白交代, 就對高天平做了重環處理了。 他的這個地位就從原定的第一檔, 就是完全違法戶, 降為了第三檔, 半守法,半違法戶。 如果是第一檔, 就要送到法院去坐牢了。 在這個之後, 工作隊隊長還讓高天平參加了五反工作隊, 在下一波的五反運動中現身說法, 戴罪立功。 高天平因此參加了上海市16萬工商戶的全面五反, 在幾次大會上上臺現身說法, 主要是講五反的坦白從寬, 你在我店落實了, 即使是罪行再大, 只要坦白交代, 都可以像我一樣得到從寬的處理。 高天平說, 一時間我這個謊話連天的人, 竟然成為面臨五反難關的工商戶羨慕的對象了, 屢屢上了報紙。 高天平不僅本人經歷了虛假指控, 而且也認為很多工商界人士都受到了這種不白之冤。 例如他說, 當時報紙重點報道工商界的罪行, 如梅林食品公司的罐頭, 送到抗美援朝前線去的都是腐壞的食品, 這是奸商圖利陷害志願軍的滔天大罪, 言之鑿鑿,聞者發指。 但也有一些人抱有不同的想法, 梅林罐頭享譽國際, 老闆怎麼會把壞食品裝進罐頭去自毀長城呢? 而且廠裡有工會、工人監督生產, 怎麼會出這種傷害志願軍的怪事呢? 大概前方需求多, 生意做大了, 無反中很有油水可榨, 所以先送他一項重罪, 要他自動自決地把錢拿出來。 無反運動中, 重的有如王康年和他的大康藥房, 人被處死, 財產被沒收。 像高天鳴這種輕的就要補退, 就是把自己承認偷漏的稅款、 盜竊國家的資財等非法所得補退給政府。 高天鳴的店要補退的是28億元, 也就是當今的28萬元, 這比高天鳴承認的160億元少了很多, 政府通知說這是寬大處理。 實際上中共非常清楚, 他們為資本家和私人工商業者確定的金額都是誇大虛報的。 1952年5月9日發出的《中共中央關於無反定案補退工作等的指示》 明確地承認, 在無反鬥爭中, 工作組和工人對資本家違法所得的數量一般都算得很高。 那麼很高是多高呢? 這個指示舉例說, 譚振林同志提出上海清算出10萬億違法所得數, 超過了資本家1951年的實際所得, 他們準備降至4萬億, 提出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比例。 我們認為二分之一的比例太多, 三分之一的比例則稍微少一點, 依照三分之一略多一點為適宜。 薄一波同志回京報告, 廣州新藥業原定違法所得1000億元, 由我們幾次主動和解, 最後定為360億元, 出於資本家意料之外的寬大, 大家高興。 這個比例即是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點。 這個指示要求各地在定案時必須合理地降下來, 使合乎經濟情況的實際, 必須使一般資本家在補退之後還有盈餘。 這樣我們就能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完全取得主動, 而使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 使資本家重新靠攏我們, 恢復經營積極性, 使工人不至失業。 從這個補退指示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 中共自己也承認他們大大誇大了資本家和私人工商業者的犯罪金額, 這等於中共承認自己虛構了資本家和私人工商業者的犯罪事實。 據統計, 到1952年10月無反運動結束時, 補退的非法所得達到了30多萬億元, 也就是今天的30億元, 而朝鮮戰爭的花費是62萬億元, 就是62億元, 欠下蘇聯的軍火戰是30萬億元, 就是今天的30億元。 高天鳴在文章中還講了一個有趣的事, 有一個解放軍軍官原來曾經在他的店裏採購了10萬元的貨物, 三反五反以後, 有一次到上海時順便到了他的店裏來看他, 他說早已不搞採購了。 解放軍軍官說, TMD,三反時冤枉我拿了你1萬元的回扣, 我被逗得死去活來, 被迫承認我是拿了你的回扣, 這樣才過了關, 不但自己當上了貪污犯, 也連累你們犯下了行賄罪。 高天鳴還記得, 在自己的五反行賄罰款當中, 確實有著1萬元在內。 中國現代史專家楊奎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一書中, 講到五反運動時說, 三反五反運動對資產階級造成近乎毀滅性的打擊。 運動中, 工人店員揚眉吐氣, 對資本家呼來吼去, 揭發檢舉, 此起彼伏, 資本家則人人自危, 紛紛寫坦白, 做交代, 許多人主動低頭認罪, 爭取過關。 即便如此, 因為許多三反五反交叉進行, 許多坦白或交代與有關單位掌握的情況不能相符, 或達不到需要的水平, 不少單位搞逼供信, 特別是那些從事三反運動的機關部門和稅收部門, 為了落實對自己單位人員貪污受賄的指控和落實對資方偷漏稅的指控, 往往動輒到工廠商店抓人、打人。 目前並沒有五反運動中不堪壓力而自殺的資本家數字的統計, 根據1996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四個部門合編的建國以來歷史政治運動事實的數據, 在三反五反運動中有三十二萬三千一百多人被逮捕, 兩萬餘人被派死刑。 根據一些學者的統計, 三反五反運動中有十三萬三千七百六十人非正常死亡或傷殘, 但是真實的數字可能遠遠不止這些。 根據上海的不完全統計, 從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 因為這場運動而自殺的人有876人, 平均每天都有十個人以上自殺。 不少人是夫妻一道, 甚至是全家老幼一起自殺, 反映了五反運動對資本家和私人工商業者的巨大衝擊的程度。 就連長期與中共關係密切被稱為紅色資本家的榮毅仁, 榮毅仁後來擔任過中國國家副主席, 而且還參加了共產黨。 他都好像頂不住了, 他當時表示四面逼緊, 沒有辦法時只好上吊了。 中國官方目前對五反運動的結果所做的結論是, 五反運動的勝利鞏固了工人階級和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 在私營工商業中開始建立工人、店員監督生產和參與管理的制度, 為對私營工商業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那麼是創造了什麼樣的有利條件呢? 中共領導人毛澤東1952年3月23日發出 《中共中央關於在五反鬥爭中及其以後必須達到的八項目的的指示》, 其第一項目的就明確地說, 徹底查明私人工商業的情況, 一律團結和控制資產階級,進行國家的計劃經濟, 情況不明就無法進行計劃經濟, 也就是說要經過這場運動控制資產階級進行計劃經濟。 第二,毛澤東的這個指示中的第八項目的是, 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營企業的工人、店員中建立黨的支部, 加強黨的工作。 這和今天在中國的民營企業中建立黨委、黨組織的目的如出一轍, 就是要通過中共的組織機構控制私人企業。 第三,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從五反運動一開始, 就沒有把這場運動的目的僅僅限於懲處不法資本家上面, 他是要為不到一年以後就展開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創造條件。 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 《中共中央關於在五反運動中對工商戶分類處理的標準和辦法的指示》中寫道, 根據城市的實際情況, 我們決定將過去所定的四類工商戶改為五類, 即將守法戶一類改為守法戶和基本守法戶兩類, 其他三類不變。 在北京五萬戶工商戶中, 包括獨立的工商戶, 守法戶約佔10%左右, 基本守法戶約佔60%左右, 半守法、半違法戶約佔25%左右, 嚴重違法戶約佔4%左右, 完全違法戶約佔1%左右。 將完全守法戶和有小問題的基本守法戶分開, 又將基本守法戶中偷稅漏稅較少的和偷漏稅稍多的分別對待, 這樣做可能發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這種做法實際上已經認定, 90%的工商戶都有或多或少的違法行為, 因為原來的守法戶佔70%, 而按照新的辦法來劃分只剩下10%了。 這就是為將來利用這種藉口威脅或者整治這些工商戶埋下的伏筆。 同時,無反運動中中共使用的各種殘酷手段, 使資本家和私人工商業者心有餘悸。 再遇到中共的運動, 這些人不會再有更多的反抗之心了。 果然,在無反運動結束幾個月之後的1952年9月24日, 毛澤東就提出開始向社會主義的過渡, 包括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無反運動不過是中國私人工商業者厄運的開始。 我們在下次節目中就會談談那場劇烈的工商改造運動。 我是李肅,我們下次節目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