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考公务员，成了中年人最后的稻草

大家好,歡迎來聽柳武財經。 隨着疫情後,經濟的快速下行, 工作越來越難找,失業率越來越高。 從年輕人到中年人都開始把生存的渴望寄託在了最後一道選項上,考公務員。 考公上岸成了很多普通中國人的執念。 政府顯然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不時時機地調整了招考政策。 留給這屆中年人的時間向後寬限了三年。 但只有經歷過的纔會明白,這條路遠比傳說中的還難走。 1月14日,2026年度國考比試放榜。 這個決定命運的數字跳出來之前,38歲的張淇決定先用錢買下一點贏面。 傍晚6點半,她順着下班的人流走到街邊, 解鎖了一輛共享單車騎向市中心的考公培訓機構。 她要去上一對一的面試課,每小時700元。 她已經預交了1.1萬元的學費, 這筆錢相當於她兩個月的底薪,夠交三個月的房貸。 一個多月前,張淇剛走出國考考場。 比試在一張張滿是膠原蛋白的臉龐中,她的出現顯得突兀。 那天她穿着鼻挺整潔的襯衫,鬢角的白髮有些扎眼。 她在人群中努力尋找,偶爾才能發現幾個和自己年齡相仿的考生。 和年輕人的輕鬆自如相比,他們顯得格外侷促。 年輕人可以等比試成績出來再準備面試。 我這個年紀耗不起了。 坐在培訓教室的角落裏,張淇在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寫滿了答題框架。 這曾是一扇被焊死了30年的門。 自1994年以來,35歲就像一道無形的屏障將無數中年人擋在體質的紅線外。 但在2025年10月14日,國家公務員局官網發佈了公告, 將2026年度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招錄考試的報考年齡上限放寬至38週歲應屆碩士, 博士研究生更是延伸至43週歲。 這道突如其來的裂縫讓張淇這樣的中年人看到了機會。 張淇並非孤身一人,在她身後擠滿了想要上岸的大齡考生, 在醫院實驗室漂泊了13年的趙天樂, 想在38歲前脫掉那層臨時工的皮,揹着2萬塊月工的吳揚,離開大廠後四處碰壁。 窺光生意的朱琳認準了上岸纔是唯一出路。 還有袁立,她正試圖從民辦學校和家庭權利的邊緣擠向中心。 在98比1的窄門前,這張准考證成了他們關於尊嚴與生存的孤注一擲。 在培訓班的教室裏,張淇習慣對着鏡子練習面試答題,眼神堅定,聲音洪亮。 這樣的反覆練習之前也有過。 35歲前,她兩次衝擊公考都敗下陣來。 35歲生日一過,她就死心塌地地把教材塞進角落,篤信自己這輩子與體制再無瓜葛。 工作十餘年間,張淇做過招投標代理,也做過環評,但都幹不長久。 有時是公司倒閉,有時是它被優化,有時是跟老闆理念不合,主動走人。 最近這份工作是在親戚開的通信設備公司跑市場拓展。 整個部門裏,張淇是最年長的員工,那些比她年輕至少5歲的同事,在酒桌上比她能喝,在工位上比她能熬。 即便公司暫時沒有裁員計劃,但眼看着外賬幾年收不回來,張淇心裏開始打鼓,萬一公司倒閉,自己這把年紀還能去哪? 大學同學裏,有幾個早早考上了公務員。 他們級別不高,可日子過得四平八穩,聚會時總透着一種被體制保護得很好的從容。 年齡越大,張淇越羨慕那種很爽,很穩定的狀態。 她想成爲那樣的人,得知國考年齡上限放寬後,她決定抓住最後的機會。 爲此她給自己制定了詳細的複習計劃,每天清晨五點半起牀刷題,下班後抽出兩小時梳理知識點,週末則全天泡在圖書館空間。 在那筆1.1萬元的面試培訓費面前,她沒有絲毫猶豫,她承認自己抱着某種幻想,只要上岸,就無需再過提心吊膽的日子。 這種對身份的渴望,在趙天樂身上被拉長到了13年。 趙天樂同樣38歲,體態微胖,架着無框眼鏡,習慣把自己裝進一身深色的行政外套裏,看上去比誰都像體制內的人。 某種程度上,這副皮囊就是她內心的投射。 她似乎迫切地想要鑽進那個系統,甚至提前爲自己修剪好的形狀。 2009年,從生物科學專業畢業後,趙天樂在父親的強制下,第一次走進公務員考場。 彼時,她對體制內沒太多概念,更向往的是製藥企業的研發崗位。 當時年輕,覺得考工就是完成父母的任務。 許多年後,她依然記得那個年少輕狂但有夢想的年代。 那次考工自然以失敗告終,然而趙天樂也沒能如願進入製藥行業。 父親動用了所有人脈,將她安排進了家鄉一所三甲醫院的實驗室。 正式工作的承諾背後是一份三方派遣合同。 她的勞動關係隸屬於一家人力資源公司,醫院只是用工單位。 這意味着,她成了這家醫院中地位尷尬的臨時工。 每天早上七點半,趙天樂準時穿上白大褂,刷卡進入實驗室。 工作單調而重複,配置試劑,餵養小白鼠,記錄實驗數據。 每月收入固定在幾千元。 醫院的年終福利,職稱晉升,住房補貼,所有能體現正式身份的待遇都與她無關。 日常還有些打雜的工作,取快遞,整理文件,甚至幫正式員工接送孩子。 只要有人開口,她很少拒絕。畢竟是派遣身份,腰桿硬不起來。 醫院有活動,需要湊人頭時,她和其他派遣員工總會被第一個通知穿着統一的服裝坐在觀衆席上。 這種編制外的卑微,總會在家庭聚會上打倒頂點。 剛結婚時,岳父一家因爲她在醫院工作的身份,對她頗爲客氣。 自從妻子的妹妹嫁給了一名鄉鎮公務員後,一切都變了。 妹夫所在的地方經濟條件並不好,他也只是個普通科員, 但每次聚餐,親戚們一口一個主任鄉長地喊着,真令人作嘔。 更讓趙天樂難堪的是,親戚們總當着他的面說, 天樂啊,你還年輕,再考考。等考上了,你妹夫還能幫幫你。 趙天樂不是沒有努力上岸。 從25歲到35歲,國考、省考、事業單位考試, 只要符合條件的考試,他從不缺席。 櫃子裏堆滿了歷年真題、輔導資料和培訓機構的講義。 各種培訓班都報過,線下的、線上的、一對一的。 他沒算過具體花了多少錢,十萬塊肯定打不住。 但十年間,他只經過兩次面試都因綜合成績未達標而被淘汰。 爲了成功上岸,他甚至動過報考高海拔地區崗位的念頭, 最終因爲筆試成績差了幾分,未能如願。 35歲生日那天,趙天樂知道自己的考工之路走到了盡頭。 按照往年政策,35歲是報考的年齡上限。 2024年,他回岳父家過年。 飯桌上又聊到考工的話題,趙天樂故作輕鬆, 岳父聽了,沒說什麼,只是默默加了口菜。 過了一會兒,妹夫來了,老人立馬起身, 快步走上前熱情地握手寒暄。 趙天樂從未見過他如此真切的笑容。 對於張淇,趙天樂這樣的身份割裂的中年人來說, 考工年齡上限的放寬更像是國家在延遲退休的背景下 給了他們一次洗白的機會, 讓他們有希望撕掉身上派遣、聯聘或私企打工人的標籤。 窄門裏的最後保單。 如果說身份認同是一種精神救贖, 那麼對於吳揚和朱琳來說,考工更像是一個避難所。 因爲在尊嚴之前,更緊迫的是活下去。 數據冷靜而殘酷, 2026年國考報名人數突破371.8萬, 暴露比高達98筆,創下歷史新高。 更讓中年考生絕望的是, 超過67%的崗位依然限定爲應屆生。 這意味着數以萬計的大齡考生只能爭奪剩下不到三成的餘糧。 38歲的吳揚曾就職於媒體, 又在互聯網大廠的黃金時期當了公關。 公司一度籌備上市, 期權激勵和高薪待遇讓他沉浸在報復夢裏。 他貸款買了市中心的大平層, 換了豪華SUV, 篤定自己自此衣食無憂。 2020年, 公司上市擱淺, 吳揚因缺乏核心技術優勢很快成了被優化的對象。 後來, 他又進入另一家互聯網企業, 但終究沒能逃過35歲被裁的命運。 那之後, 他成了職場流浪者, 輾轉於幾家小公司, 做過新媒體運營, 試過品牌策劃, 每份工作都幹不長久。 想回傳統媒體, 卻發現行業物是人非, 自己的經驗早已過時。 媒體需要能熬夜, 能追熱點的年輕人, 我這把年紀連導班都扛不住了。 吳揚有些沮喪, 每月兩萬多的房貸, 孩子的學費, 家庭的日常開支壓得他喘不過氣。 他想過賣房緩解壓力, 可眼下下跌的房價又讓他遲遲下不了決心。 近乎絕望時, 考工年齡放寬的消息傳來。 吳揚打算試試, 以前覺得考工是那些沒理想的人乾的, 現在發現, 安穩纔是這個時代最奢侈的特權。 後知後覺, 直到2025年, 才意識到安穩重要性的還有朱琳。 她一度是創業達人, 大學時就堅定地以體制內掙錢太少, 有本事就做生意爲信條。 剛畢業的幾年, 她和同學合夥倒騰醫療器械, 賺了第一桶金。 緊接着, 她開了婚慶公司, 由於行業競爭激烈, 加上管理不善, 沒兩年就關了門。 那之後, 她跟風做過教培, 趕上雙減政策落地, 開過咖啡館和茶館, 做過二手車生意, 折騰了十幾年, 接連潰敗。 她終於明白, 個體努力地上線, 往往敵不過大環境的波動。 家裏的經濟狀況 在十幾年間時好時壞。 有一次, 孩子生病住院, 手裏的現金連住院費都湊不起, 還得向雙方父母借錢。 2025年, 在妻子的勸說下, 36歲的朱琳決定報名國考。 可拿起行冊和深論教材, 她徹底傻了眼。 這麼多年, 除了看些成功學的書, 我幾乎沒正經讀過書。 她試着坐下來學習, 每天強迫自己學習四個小時, 可堅持不到半小時就坐不住了, 腦子裏全是生意上的瑣事。 在學習這行, 她說自己就像個小學生, 得重新學着生存。 這種對確定性的極度渴求, 也深入到了家庭內部的權力博弈中。 原立在一所民辦大專擔任行政, 每月七八千元工資。 在外人看來, 她的生活已然安穩, 丈夫是公辦大專的在編教師, 女兒讀初中,家庭和睦。 但只有原立清楚, 那個民辦的身份標籤像一根細小的刺, 總會在不經意間戳痛她。 一個民辦學校能忙到哪兒去? 大不了辭職, 每到家裏有事要照料, 又趕上夫妻二人都加班時, 丈夫總會這麼說。 原立意識到, 只要自己一天沒盡體質, 在家庭的話語體系裏, 就永遠是那個可以被隨時犧牲的配角。 2025年10月, 國考年齡放寬的消息傳來, 1987年12月出生的原立, 正好卡在這次放寬後的邊緣。 萬一考上了, 你就能去北京進部委工作了。 丈夫的軟磨硬泡, 加之自己多年對於上岸的渴望, 他最終在報名系統裏填下了個人信息, 又對着招考職位表翻找了許久, 最終能報考的 只剩下中央機關設在艱苦邊緣地區的 縣直屬機構的幾個職位, 這些崗位離家一千多公里, 與丈夫期待的北京部委相去甚遠。 猶豫再三,原立還是勾選了報名框, 好歹還有能報的,總比沒有強。 中年備考是一場對精力和記憶力的屠殺。 自從報名後, 原立把所有碎片化時間都用在了備考上。 在學校上班時, 他把無線耳機藏在頭髮裏, 趁着整理文件打印資料的間隙聽課, 午休時,同事們趴在桌上休息, 他則拿出手機刷行冊真題, 上廁所,去超市買菜, 耳機裏也循環播放深論寫作技巧和時政熱點解讀。 他的帆布包裏永遠裝着教材和筆記本, 隨時準備抓住哪怕十分鐘的學習時間。 然而,生物性的衰退是無法靠意志力完全覆蓋的。 盯着行冊裏的資料分析公式, 原立嘴裏不停唸叨, 像是在背誦某種古老的咒語。 好不容易把這串字符背下來了, 才過了二十分鐘,全忘了。 錯題本上密密麻麻寫滿了紅筆標註, 他已經不知道多少次在同一類公式題上栽了跟頭。 這種斷層式的記憶力流失, 在深論背誦時尤爲殘酷。 他曾用一下午背完了鄉村全面振興的具體內涵, 晚上做飯時還在心裏默唸, 可第二天早上刷題, 只記得產業振興和文化振興的些許內容, 剩下的生態、組織和人才忘得一乾二淨。 爲了對抗衰老, 他學着學生黨的樣子, 買來DHA膠囊和核桃粉, 每天按時服用。 膠囊帶有讓他反胃的腥味, 核桃粉衝了一杯又一杯, 腦子裏的迷霧始終沒能散開。 當年被文言文都沒這麼費勁, 原立感到沮喪, 現在一個簡單的公事都要耗費成倍的精力。 力不從心是大齡考生們的普遍困境。 社交平臺上, 有人說自己注意力集中不了五分鐘, 一會兒想着明天去哪裏見客戶, 一會兒想着做什麼飯菜給孩子。 有人說連續刷題四個小時後, 眼睛會出現蟲影, 腰椎也隱隱作痛。 爲了保持清醒, 只能在鼻尖抹清涼油, 在腳底下踩指壓板。 這種近乎自虐式的堅持, 是他們被職場邊緣化後 唯一能掌控的東西。 儘管參加過數次公務員考試, 但趙天樂說, 由於35歲過後的這兩年沒有系統學習, 很多知識點已經生疏。 加上工作繁忙, 他只能利用碎片時間突擊複習。 家裏的書桌上貼着密密麻麻的便利貼, 上面寫着重點公式, 高頻考點, 就連手機壁紙都用了上岸兩個字。 現在學習比以前更吃力了, 眼睛花得快, 記憶力也不行, 一道題要反覆琢磨才能明白。 他有時候加班到深夜, 回家想再刷幾道題, 卻總會看着看着就睡過去。 37歲的呂薇, 則在經歷另一種維度的消磨。 每天早上五點半, 她準時起身。 除了備考, 她還要維持一整個家庭的運轉, 洗衣, 做飯, 接送孩子。 作爲曾經的企業會計骨幹, 呂薇一度對自己的理科思維充滿信心。 現在, 她連最基礎的排列組合公式都要反應半天。 爲了找回手感, 她特意買來小學奧數題鏈計算, 卻發現一道題往往要反覆讀三遍才能理清思路。 她嘗試過各種科學記憶法, 但在瑣碎的家務面前, 這些方法稀疏失效。 有一次爲了記住數列求和公式, 她硬生生花了三個晚上, 把公式推導過程寫了十幾遍。 可到了摸考時, 還是因爲想不起公式而丟了分。 更隱形的消耗來自家庭內部。 最近兩年, 丈夫的公司經營狀況急轉直下, 訂單銳減, 資金鍊緊張, 隨時有破產的風險。 做了多年家庭主婦的呂薇因此希望通過口供 爲家庭建立最後一道防線。 丈夫也表示全力支持, 甚至感慨以前太自私, 讓你失去了事業, 現在支持你爲自己活一次。 但支持僅停留在口頭上, 做飯, 洗衣, 帶孩子, 她從未分擔過分毫。 國考剛結束, 呂薇又馬不停蹄地準備起升考。 這或許是她最後一次 能夠合法地通過考試逆天改命的機會。 往後的路不會再有復活賽。 等待宣判。 2025年11月30日下午5點, 深論考試結束。 袁莉走出考場, 她裹緊了紅色外套, 這是她特意挑選的幸運裝。 不怎麼樣, 感覺沒戲。 她告訴在路邊等候的丈夫, 後者皺起眉頭, 怎麼總說不吉利的話, 得往好處想。 袁莉沒有力氣爭論, 她只想趕緊回家休息, 畢竟第二天還要準時上班。 實際上, 對大齡考生來說, 即便跨過了筆試和麪試的高山, 前途仍是未知。 其中最難的一關, 是體檢。 張琪打開體檢項目清單, 逐條比對。 血壓, 血糖, 血脂是硬性指標, 只要有一項超標, 就可能直接被刷。 此外, 肝功能, 腎功能, 心電圖, 腹部臂超等指標, 也都卡得很死。 而這些, 恰恰是中年人, 最容易栽根頭的地方。 這段時間爲了備考, 張琪和趙天樂的作息, 完全亂了套。 凌晨兩點睡, 早上六點起是常態, 支撐他們熬過來的, 是濃茶, 咖啡, 以及高油高鹽的外賣。 吳揚也是如此, 一年的備考, 讓他幾乎斷了所有運動。 體重比三年前長了二十斤, 腹部翹翹隆起, 爬三層樓梯都氣喘吁吁。 前陣子公司體檢, 吳揚的血壓, 已經處在臨界值。 醫生叮囑他要清淡飲食, 規律作息, 可備考的緊迫感, 讓他根本沒心思調理。 他私下用家用血壓計測過, 好幾次收縮壓都超過了140。 要是筆試和麪試都過了, 最後栽在體檢上, 這輩子就真的交代了。 吳揚說, 除體檢外, 系統對人的考察, 也在變得愈發立體。 12月25日, 山東路用公務員, 將考察報考動機的新聞, 登上微博熱搜。 據報道, 山東路用公務員, 要深入挖掘考察對象, 報考動機, 立體掌握考察人選, 8小時內外表現, 覈查重點人員, 網絡社交平臺言論等。 對張奇, 吳揚等這些履歷複雜的中年人來說, 他們的報考動機, 往往就充滿了生存的計算。 比起白紙一張的應屆生, 他們在企業裏的人際往來, 酒後言論, 甚至職場上的每一次跳槽, 都可能成爲政審顯微鏡下的瑕疵。 而這些調整, 則側面折射出, 公務員招錄, 正在轉向一種更爲深層的綜合審視。 有官員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 國家公務員錄用, 具有風向標作用。 報考年齡的調整, 是對當下我國老齡化背景下, 勞動人口現狀的回應, 也是對國家有關重大決策部署的落實, 同時體現了公務員考察重點, 向能力導向轉變的趨勢。 在他看來, 這種風向標作用體現在全社會選人用人方面, 報考年齡的調整, 對社會具有積極的示範效應, 有助於改變就業市場上的35歲門檻規則。 最近幾年, 法律界也正在呼籲將年齡歧視明確爲就業歧視, 但在相關法規完善之前, 這屆大齡考生更像是某種制度轉型的先行試水者, 他們享受了政策放寬的紅利, 同時也必須接受更爲嚴苛的審視。 1月,眼看放榜時間近了, 社交媒體上, 應屆生們在反覆刷新頁面, 焦慮地在評論區接上案, 張奇們則普遍表現出一種屬於中年人的遲鈍, 他們只模糊地記得成績會在1月份出, 卻沒人守着手機刷新, 甚至很少參與類似討論。 14日晚上,成績公佈, 張奇、袁立、趙天樂沒有一個人的名字出現在入圍名單中, 生活似乎並沒有因爲一場考試發生太大變化。 張奇繼續回公司催那些催不回來的爛賬, 袁立仍舊在熟悉的行政崗位上工作, 趙天樂則徹底釋然了, 他穿着那件深色的行政夾克, 每天按時在實驗室裏給小白鼠換藥, 配置試劑。 我也算爲自己的執念又拼了一次。 說完這話,他重新轉過身,低下頭, 繼續記錄那一串枯燥的實驗指標。 泳池很小,裏邊已經擁擠不堪, 誰也無比渾濁,但絲毫不影響, 按上前赴後繼的人爭相向下跳, 因爲他們沒有其他選擇。 嗯,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