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改變命運的決定|穿透陰霾的舞蹈|傳記小說|文史大觀園

聽眾朋友好 請繼續收聽長篇傳記小說《穿透陰霾的舞蹈》 演播 雪莉 第十八章 改變命運的決定 毛澤東宣傳一種仇恨的文化 來反對任何不利於他鞏固權力的人或事 或許 他想利用這種混亂來摧毀個人自由 操控人們相信 他的話就是唯一的真理 但 他無法控制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尤其是人們內心深處的想法 當我決定不向壓力屈服 堅決不跟艱辛分手時 我的意志便印證了這一點 1966年11月 我拒絕讓任何外力來決定我的命運 我決定結婚 在文革期間 大家都不願意結婚 因為戀愛被視為資產階級情調 是對革命的幹擾 可我還有其他選擇嗎? 我的幸福受到了威脅 我的未來被剝奪 而我最關心的人受到批判 他可能會被送到某個偏遠的地方 遭受苦難和折磨 想到這些 我感到害怕 讓我沮喪的是 我無法反抗這個瘋狂不公的系統 但我可以給我愛的人支持 我可以成為他的妻子 儘管這可能會惹怒那些搜捕社會主義敵人的人 帶來被嚴厲懲罰的風險 但我不在乎 對我來說 幾乎沒有其他的選擇 唯一能保護我們關係的方法 就是結婚 也許我們可以等等 等到革命鬥爭的氣氛緩和下來 但看到紅衛兵在大學周圍的暴行 教授等被打被殺的慘狀 以及艱辛每天都活在被流放或隔離的恐懼中 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我們不馬上結婚 可能就再也沒有機會了 所以 我們決定立刻結婚 但事情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得多 首先 我需要舞蹈學校的許可才能結婚 因為單位負責我生活的各個方面 包括在結婚的時候給我和丈夫安排住處 如果申請結婚的時候 單位沒有空餘的公寓 就很難獲得他們的批准 起初我並不擔心這個問題 我知道已經有幾位已婚的老師住在宿舍 而且還有空著的公寓 然而 我不知道的是 在文革期間 大家都在忙著搞革命 學校事務停滯不前 而唯一有權批准的人——校長 已經被送去勞教了 沒有其他人可以求助 我根本找不到住處 而建新更是無能為力 他是一名正在接受審查的學生 幾乎沒有自由 更糟的是 地方政府辦公室無限期關閉 我們無法拿到正式的結婚證書 這些障礙表明 我們要等到革命結束後才能正式結婚 然而 對我和建新來說 我們不能等 所以 我們繼續計劃和安排婚禮 準備日後再補辦必要的批准和文件 我們回家見媽媽 徵求她的同意並確定婚期 一週之後 1966年11月5日 我27歲生日那天 我們結婚了 我們穿著自己最好的毛氏中山裝 在媽媽家裡舉行婚禮 按照當時婚禮的習俗 我們緊緊握著紅寶書 在毛澤東的畫像前面對面站著 互相鞠躬三次 雖然沒人說話 但大家都知道 我們結婚了 雖然我們的婚禮低調又安靜 但和建新結婚的那天 仍然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日子 雖然我沒法穿上傳統的婚紗 但這沒關係 雖然建新的親戚們都沒法來見證我們的結合 但這並不重要 雖然不能用音樂 舞蹈和歡笑來慶祝 但這也沒有關係 我知道 從那天起 我將和建新克服一切阻礙 攜手走下去 我得到了家人春和寶玉的支持 那天 春和寶玉陪我一起到媽媽家 見證了我的婚禮 他們留下來慶祝 享用了媽媽和奶奶準備的美食 我們一起暢想著未來 就好像院子外的暴力不存在一樣 你很勇敢 春在儀式結束後敲聲對我說 他指的是我沒有得到單位的同意 就結婚的冒險之舉 我不會跟學校裡的任何人提起這件事 他承諾道 我相信他會守口如瓶 春總是溫和細膩 性格靦腆 在學校裡總是獨往獨來 然而 在我面前 他就不再羞澀 常常和我分享他家裡的趣事 能聊上好幾個小時 文革讓他沉默 也讓他再次退回到封閉的世界中 但這無法壓制他內心的活力 寶玉則自信開朗 雖然常常批評周圍的人 但他對朋友始終忠誠 是一個值得信賴的朋友 謝謝你們來參加我的婚禮 那天晚上 當他們要返回教師宿舍時 我說道 他們臨走前送給我和建新當天收到的唯一禮物 一張毛澤東的畫像 這是文革期間的慣例 實際上也是唯一可以安全贈送的禮物 其他任何東西 都可能被視為資產階級或腐朽的象徵 他們離開後 慶祝也悄然結束了 媽媽把前門的一小塊地方收拾了一下 我和建新用棉簾子把這塊地方隔開 這裡幾乎沒有足夠的空間 但當我們週末回家時 這裡就是我們的臥室 因為建新還處於軟禁中 所以他必須馬上回到學校 繼續過著讓他感到恐懼的生活 他常常被戴上高帽 高帽上寫著他的名字 上面畫著一個大叉 像罪犯一樣在校園裡被示眾 他每天都要參加批鬥會 接受審訊和無情的批判 被逼認罪 儘管他什麼都沒做 而其餘時間 他幾乎都是孤身一人 相比之下 我的生活中出現了一些小的改善 因為一些激進的紅衛兵突然離開了學校 響應毛主席的號召 去全國各地傳播革命 留下來的人不再那麼咄咄逼人 做事也只是走過場 就連學校的革命領導也變得輕鬆了一些 他在校園裡漫步時 會和學生們一起唱各種革命歌曲 作為宣傳工具的一部分 學校增加了許多革命歌曲的演唱活動 像往常一樣 當革命領導走進教室時 教師們會立即站起來 揮舞著紅寶書 熱情高唱 這些歌詞雖然語氣很生硬 甚至幼稚 但老師們只是想從單調的生活中解脫出來 這樣也減少了批評和批鬥的時間 大家都期待這些喘息的時候 但沒有人比我更期盼 因為我拒絕和艱辛劃清界限 每天晚上睡覺或早上醒來時 我都在想 今天我是否會被叫去解釋我的所作所為 日子一週周的過去 沒有什麼可怕的事情發生 我開始懷疑 舞蹈學校的革命領導 是不是懶得向紅衛兵和政治領導 匯報我的行為 因為我既沒有受到批評 也沒有被逼去詆毀艱辛 這讓我覺得 也許 革命的糟糕時期已經結束 好日子可能要來了 1966年11月26日 中央政府宣佈 毛澤東的妻子江青 為文化大革命負責人 這似乎讓事情好轉變得更有可能了 江青的任命 讓舞蹈學校直接受她的領導 因為她婚前是一名演員 包括我在內的所有人 都認為她會認識到學校的價值 並恢復學校的業務 但結果恰恰相反 舞蹈被嚴厲的批判為 資本主義雜草 從那個時候起 所有的古典芭蕾舞班都被取消了 反而強化了背誦紅寶書的規定 毛主席的教導是你們生活的最終指南 政治領導這樣喊道 他們堅持讓我們一個字不錯的背誦語錄 老師們要是引用錯了 或者因為太累漏掉一段 課程就會延長到晚上 讓他們接受教訓 無數的時間花在寫和唱革命歌曲上 而且 只要有機會 大家都必須熱情的揮舞紅寶書 另外 還有許多其它日常的活動 比如每天早上 我們都要在毛澤東畫像前鞠躬請示 祈求當天的指示 然後上課 課上的常規是 所有老師都要合唱 在文革期間成了國歌的《東方紅》 我們會一字不落地唱 東方紅 太陽升 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他為人民謀幸福 他是人民大救星 毛主席愛人民 他是我們的領路人 為了建設新中國 領導我們向前進 共產黨向太陽 照到哪裡哪裡亮 哪裡有了共產黨 哪裡人民得解放 唱完後 我們高呼口號 我們活著是為毛主席而戰 我們喊叫道 誓死捍衛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隨著時間的推移 那些我們原本懷疑 勉強背誦的話語 被我們以狂熱的熱情喊出來 這顯示了當事人們 對這種意識形態的接受和服從 經過幾個月的心理衝擊 我們最終和那些強迫我們的人 站到了一起 最後 我們不僅接受了這種意識形態 還在早晨醒來時高喊口號 在食堂排隊等飯時唱革命歌曲 遇到機會 就引用毛澤東語錄 這種現象不僅在舞蹈學校出現 似乎到處都是 成千上萬沿街騎行的自行車車霸上 掛著印有口號的小紅牌 每天都有無數北京人 拖著毛澤東的巨幅畫像或白色雕像 穿過公共場所 在火車站和天安門廣場周圍 這種忠誠表現得更加極端 那裡 毛澤東的畫像貼滿了所有牆壁 還有無數敬畏的市民 圍在天安門周圍 想要一睹毛澤東的真容 簡而言之 整個城市因對毛澤東的狂熱 而陷入了一種精神狂潮 過年回家時 我驚訝地看到 毛澤東的標語牌掛在院子大門上 衚衕裡的古老石欄上 也貼著他的海報 即便是在媽媽家 牆上掛著的也是毛澤東的照片 取代了原來掛著的家人的照片 我們沒得選 奶奶盯著這些圖像 常常生氣地抱怨 作為一個虔誠的佛教徒 她反感任何把毛澤東神話的說法 媽媽也是個虔誠的佛教徒 但自從1949年中共掌權以來 她就不敢公開自己的信仰 因為從那個時候起 共產主義成了唯一被允許的宗教 即便在奶奶抱怨的那天晚上 媽媽也勸她閉嘴 並打開晶體管收音機 以防有愛打聽的鄰居 通過薄薄的窗紙偷聽 然後舉報我們 我們必須接受現實 媽媽堅持說 一天 爸爸回來了 幾個月來 爸爸都無法回家 失去了家人的陪伴和支持 讓他越來越孤僻 幾乎都認不出來了 那天晚上 家人圍坐在餐桌旁 享用一年一度的盛宴 傳統的餃子時 爸爸輕聲說道 我的生活糟透了 我很孤單 當造反派接管醫院之後 我的工作就沒了 現在我負責打掃衛生 工作結束以後 他們會叫我到辦公室 指責我犯了反政府罪 我很快了解到 這幾個月 爸爸一直被審查 他們指責他仍然忠於國民黨 他們每天都問同樣的問題 想用話套出可以攻擊他的東西 他們想曲解爸爸的話 給他定罪 而爸爸特別聰明 記憶力很好 他能記住審訊時說過的每句話 並不斷地重複 直到對方因無法找到控告他的把柄 而不耐煩 他們最終會找到辦法陷害我的 爸爸絕望地嘆了口氣 如果不行 他們會捏造謊言 到那個時候我就沒辦法辯護了 我不想相信這一點 但我知道中共當局可以多麼無情 建新父親就是被捏造的罪名被捕的 儘管如此 我還是祈禱爸爸能找到方法戰勝對手 避免被流放勞教的命運 那樣的命運會毀了爸爸 因為建新在新年回家探望他的媽媽後 告訴我說 我媽媽沒有收到我爸爸的消息 但她知道他在哪裡 還設法讓住在附近村莊的表親去探望他 建新還說 他父親身體虛弱 憔悴不堪 常常被毆打 被迫做出超出他體力的工作 他被孤立 不許與家人溝通 他感到絕望、孤獨 我媽媽的生活已經支離破碎了 建新說 媽媽一直在哭 擔心再也見不到我爸爸了 我為建新、他的媽媽和他父親感到難過 我更為爸爸感到難過 他被困在一個無法逃脫的世界中 被迫過著缺乏愛、同情和正義的生活 而他無力改變這一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