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郵政的起源，清末“快遞小哥”肩挑背扛，跋山涉水，近代西洋器物在中國的傳播，溥儀婉容紫禁城學自行車，光緒帝學騎車遭慈禧訓斥（歷史趣味觀）

驛站是中國古代官府傳遞文書、軍事情報往來、旅途時速和換馬之所。 在通訊手段原始落後的情況下,古代驛站擔負着各種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信息傳遞任務。 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講,古代驛站也可稱之爲軍事機構,受朝廷格外保護, 不允許無關人員擅自調用驛站人員和馬匹,朝廷也常常要求各級官員非軍事要務, 出行不得佔用驛站資源,古代封建君主更是依靠這些驛站維持着信息採集、指令發佈與反饋。 因而,深知一官一卒,對於沒有一技之長的古代平民家庭來說,也不是一樁過得去的差事。 因此,古代驛站的職能,決定了它從誕生的那一刻起,就屬於官辦、官管和官營。 而古代民間通信則要依靠親朋好友、鄰里互帶信件完成。 至明朝中後期,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不少大商人之間需要業務上的往來聯絡,這時便有了專門的組織興起。 民間最初把這種組織稱之爲民信局,從而開啓了近代中國民間通信組織的序幕。 清朝遊弋制度經歷了重要變革,特別是進入中後期,傳統遊弋擊斃重重, 以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通信需求,出現了文書任意閹割,有數百里內文書近遲至十餘日始到者,遊弋制度日漸沒落,已走到歷史盡頭。 就在清末傳統遊弋擊斃重重之際,隨着鴉片戰爭過後,越來越多的洋人和機構進入中國進行投資、經商,並建立租界,自然涉及通信。 洋人在中國紛紛設立各自遊局的同時,引入郵政章程,併發行各國郵票,稱之爲客郵。客郵的出現,使中國原有的遊弋體系不斷被蠶食和瓦解,在形勢逼迫下,新政府開始開辦新式郵政,傳統驛站逐漸被代替。 同之四年1865年,海關總稅務司署由上海遷至北京,傳遞和保護郵件的責任就移交給了總稅務司署。 爲郵寄便利,第二年,總稅務司署及沿海各地海關均成立了辦理郵遞事務的部門,開始了海關兼辦郵遞的階段,也是近代郵政的雛形。 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海關兼辦郵遞有着明顯的缺陷,其營業範圍狹窄,誘種類也不多,起初僅爲各使館和海關寄遞往來信件,地域也只限於北京和上海等地,難以滿足各方面信息交流的需要。 爲擴大郵遞業務範圍,光緒四年1878年,受李鴻章委託,天津海關稅務司德翠林,在天津宣佈海關書信館對公衆開放郵寄業務。 隨後,北京、天津、上海、煙臺、銀口五處以海關爲基地事辦郵政,由此開啓了近代海關事辦郵政的歷程。 至光緒八年1882年,海關郵局張成正式公佈,共有四項44款,對郵局的機構設置、業務範圍等方面做了種種規定。 條款中對郵遞應盡事宜做了明確規定,要求郵局原議不得擅自拆封信件,否則按律例治罪,不得擅自代寄信件,爲者每件罰銀50兩。 此外,張成還在郵局的賬目、冊賬及冬季封盒時,信件的遞送做了說明。 海關郵局張成擴大了海關郵局的影響,也使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認識到郵政的便利性。 至1896年3月,光緒帝正式批准開辦大清郵政官局,中國近代郵政由此誕生,標誌着中國開始與世界各國郵政平等交往。 至辛亥革命後的1913年,北洋政府終於宣佈將驛站全部撤銷,古老的中國在郵遞制度上經歷了一次實質性的大變革,新式郵政時代至此拉開帷幕。 思想、制度、器物的變革,乃是近代西方社會的主旋律。 而西洋器物文明在近代中國的傳播受傳統社會觀念的制約,中國社會長期視西方科技產品爲奇蹟淫巧。 而自行車一詞出現在中國,不過百餘年曆史,最早被稱之爲腳踏車,第一個將其稱爲自行車的是清朝人張得宜。 清同志1868年,滿族人張得宜受清廷委派赴歐洲出差考察,回國後他撰寫了《歐美環遊記》,記述了在歐洲街頭第一次見到自行車的情形,前後各一輪,以大以小,上座一人,弦上輪轉,足動手搖,前推後夜,左右故事。 由此可見,當時自行車在歐洲街頭已經普及,還出現了自行車的租賃行業和學習騎車的場所,這也是中國自行車一詞最早的文字記載,並沿用至今。據史料記載,清同志七年,上海首次由歐洲運來幾輛自行車,而《上海新報》也記錄了這次自行車傳入中國最早的史料證據。 但自行車到底何時出現在北京,並無明確記載。並傳,北京第一輛自行車是19世紀70年代,由洋人敬獻給光緒帝,據說當時光緒帝對自行車倍感新奇,在洋人的指導下是騎了幾回,感覺很有意思,但卻受到慈禧的干涉,稱一朝之主當穩定,豈能以轉輪爲樂,成何體統?至清光緒後期,京城街頭已偶有自行車出現。 而紫禁城裏有確切記載,第一個騎自行車的卻是末代皇帝溥儀。1922年溥儀16歲時,其堂弟溥家將一輛自行車當成禮物送給溥儀,此時正值貪玩之年的溥儀大爲開心,在太監的保駕之下,很快就學會了騎自行車,從此長待是從在宮中騎車取樂。 溥儀也在我的前半生遺書中回憶,爲了騎自行車方便,不僅叫人把功能門檻統統鋸掉,還以百元月薪聘請飛車小李三當自行車教練。據清宮檔案記載,溥儀留在宮裏騎着玩的自行車多達二十餘輛,都存放在御花園內的降雪軒,降雪軒以前是乾隆皇帝吟詩賞花的地方,那時卻成了溥儀的御用自行車庫。 至民國初年,自行車被視作一種奢侈品,是財富和身份的象徵,逐漸成爲一種新興的代步工具,普遍出現在北京街頭巷尾。而當時市面上流行的自行車都是西洋貨,牌子叫得最響的當屬英德兩國的鳳頭和鑽石等品牌。 進入上世紀三十年代,隨着日本侵華不斷深入,京城街頭的自行車大多爲東洋貨,其中最有名的是富士和菊花等品牌。相對來說,英國車漂亮、輕巧,而日本車顯得笨重,但結實、耐用。 當時,在西單、王府井、黔門一帶還出現了專門租賃自行車的車行。早在清光緒年間,爲加強自行車的管理,清廷就扳行了爲警律。其中的第二十七條規定,乘自行車不設鈴檔者,處五日以下一日以上拘留或罰款。 民國一九二八年以後,自行車的檢驗、登記和發號牌由公用局管理,並規定,自行車要車件應求完備,車上應安置首鈴,一車不準兩人共乘,前後輪至少需裝設制動器。當時巡警的職責之一,就是對自行車進行檢查。 如果有人其自行車不遵守以上法規,可隨時被處罰。在民國的三十多年裏,京城的自行車數量不斷增加,成爲當時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