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華]章天亮:中華文明史上道德與權力之間如何相互作用?@democraticTaiwanChannel

在整個中華文明的發展過程當中裡面 道德與權力之間的相互的一個關係 在整個文明史發展的過程當中 它是扮演一個什麼樣的一個作用和角色 非常深刻的一個問題 因為其實我覺得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 大家都意識到一個問題 就是不受約束的權力是一場災難 其實原來在歐洲 就是它是在啟蒙運動之前 它是宗教和這個政治的 這麼一個二元社會 等於是王權和宗教之間互相的制衡 後來等到教權衰落以後 就變成了王權和社會之間的一個二元結構 我記得當時在讀這個 西方哲學史的時候 讀到洛克的一些想法 他當時就講說 如果國王是一個立法者的話 同時在國王跟別人發生衝突的時候 他又是一個裁判者 那麼他怎麼才能保證自己的裁判 能夠是一個公正的裁判呢 所以後來洛克就從這個地方出發 就提出了一個要有一個獨立的司法 去制約王權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很多人 對於中國文化有一種誤解 說認為中國古代的王權社會 是一種不受制約的權利 是一種專制的社會 其實中國古代的這個王權 雖然不是以這種法律的形式 對它進行制約 但是它上面它是有一個道德的制約的 中國古代的儒家 他也並不是完全不講法律 孔子講過叫做君子懷行 小人懷會 就是小人的話 他會從人際關係考慮出發 但是君子的話 他會從法律的角度考慮去 這個處理問題 其實中國古代的王權 從一開始出現的時候 他就是受到一種文化的制約 當時董仲舒在給漢武帝 上天人三策的時候 提到君權神授的這樣一個概念 我們通常認為君權神授的話 是讓這個王權變得更加的神聖 更加的威嚴 但是其實這個君權神授 同時給王權附加了一個叫做有限性 就是因為你的權利 如果是上天授予你的話 那麼上天為什麼要授予你權力 是要你人民愛護 而不是簡簡單單的讓你去享受 讓你去為所欲為 所以實際上君權神授 它是一體兩面的東西 既賦予王權神聖性 同時又賦予王權有限性 而且中國的儒家從來都講 如果皇帝不是一個好皇帝的話 百姓是可以造反 就湯武革命 應天順人 所以就是說我們看到中國古代的皇帝 他會下罪己詔 他首先得認識到自己有罪 才會下罪己詔 那麼他的這個認識到自己的錯誤 首先他就是出於一種道德的判斷 或者比如說是古人畏懼天命等等 那麼這樣的一種對於皇權的約束 我覺得他是因為在皇權之外 有一個獨立的道德 而這種道德的話 等於他起到了一種 跟皇權之間制約的作用 當然可能有人說這個道德 還是一個軟性的東西 但是其實我們會發現 包括在西方也是一樣 不管你的制度設計得怎麼好 如果人心中沒有道德的話 任何好的制度其實也是無效的 中國這些道德到底是善惡從哪來呢 它就是從儒士道的信仰中來的 我覺得我們之所以講說這個中國文化 我們在探討文明的時候 我們不能不上述到它的信仰根源 就是因為信仰塑造了人的這種善惡標準 這個善惡標準的話 又派生出一套這個生活方式 和這種社會的制度 這是您對第一個問題 我的一個提問的回答 對 長篇大論 不知道是不是回答了您的問題 好的 接下來我想再請教天亮兄 天亮老師的第二個問題 通常我們對於文明史的一種詮釋 通常都是把它分為物質文明史 或者是精神文明史 那麼當然這兩個不是一個絕對的二元論 但是就是在您的著作當中 您認為整個中華文明史 是物質文明佔了大部分 還是精神文明佔了大部分 換句話說是物質文明本身 作為主要的推動力 還是中華的這種精神文明 作為主要的一個中華文明的推動力 對 關於物質決定論 還是信仰決定論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會看到它的作用是相互的 我們都知道這種物質的發展 或者說這種經濟的發展 它會讓社會的型態發生很大的變化 我們從現在全球化這個 現在我們正在經歷的 這個全球化的過程就會發現 經濟的發展和科技的發展 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 包括我們現在的這種生產的方式 包括這個整個產業鏈全球的佈局 它都是隨著這個經濟發展 這個帶來的一些變化 順應這個變化 其實它就會出現很多社會制度的變化 比如說如果沒有全球化的話 其實也就沒有必要有一個什麼國際法 然後也就沒有必要 就是有這種國際之間的貿易協定 國際間這種知識產權的保護等等 所以實際上就是說經濟的發展 或者是社會型態的變化 它會推動這種文明型態的變化 但是其實你也會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每一次社會型態發生變化的時候 都是一個輒人輩出的時代 中國這個社會形勢最大的一次變化 應該說是兩次 一次是周秦之變 就是從周到秦的變化 從一個以血緣親情為輔代的 小共同體社會 到一個中央集權的社會 這麼一個過渡的這個過程 這個過程雖然是發生在2500年之前 但是和啟蒙時代的這個 歐洲這個就是這種封建制的瓦解 和資本主義的建立 它是有很多非常相像的地方 那麼在這兩個時代的話 都出現了很多的哲學家 像中國的先秦諸子 像西方的啟蒙運動前後出現的一些 經驗主義的哲學家 或者性主義的哲學家等等 那麼同時就是說這種哲學的出現 反過來的話 它也會影響這種社會的發展 比如說這個封建制的瓦解 和這個就是文藝復興之後 這個人本主義的發展 就使得西方可能他比較注重一些 人的理性 然後這個宗教就會逐漸的衰落 尤其是在這個當天主教的權威 受到基督教新教這種挑戰的時候 當教權開始衰落的時候 它必然會帶來一種社會多元化 和人們對神的信仰 慢慢地淡化的過程 因為教會的權力受到了挑戰 那麼這個時候很多人 他可能就會把對神的信仰 變成一種對自己自身理性的追求 那麼這種對自身理性的追求 他們就想去自己靠理性 去設計人類的制度 所以從法國大革命 到後來的巴黎公社 再到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共產主義 都是理性制度設計的這種結果 中國其實也是一樣 中國的話也是針對這個 就是你會看到在這個先秦諸子中 有一些人他們是比較崇尚教育的 比較崇尚理智的 有一些的話 他是比較這個崇尚法治的 這個法治不是我們現在意義上的 這種Rule of Law 它是一種就是法家的那種法 法家的惡法 實際上就是對人性善惡的一種 哲學上的理解 儒家認為人性本善 所以他認為那麼我們需要通過教育 去引導人的善 通過這種禮法去約束人的慾望 這樣的話就可以達到社會的大致 而法家的話 他認為人性本惡 他覺得跟人講道理是沒有用的 他就是得通過這種言行俊法 通過這個賞罰來誘惑你 或者是去恐嚇你 這樣的話纔能夠達到專制的這種 就是君主可以想怎麼做 就怎麼做的目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物質跟信仰之間 它變成了一個交互推動的過程 物質的發展它會造成這種 這個社會形態的變化 社會形態的變化又刺激到 很多不同思潮的出現 這些思潮的出現的話 又會反過來去影響到制度 和這個社會的發展 所以就是說如果是站在 這樣的一個人世間的角度看的話 很難說是誰先發生 或者是誰決定了誰 但是因為我是一個有責任的信仰 所以我覺得就是很多時候 可能是人類社會的發展 它有一個歷史的安排軌跡 那麼為了這個事情出現 可能就會相應地做一些 物質方面的準備 和相應地做一些這個人才方面 思想方面的準備 應該是這樣的一層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