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曾國藩的經濟課》：一冊瑣碎的生活賬本，寫盡一個有靈魂有體溫的“曾聖人”

先爲你解讀的這本書 叫《曾國藩的經濟課》 本書作者是歷史學者 暢銷書作家張洪傑 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史上 一位既重要又複雜的人物 他出生於湖南雙峯 一個偏僻的小山村 中晉事後留京任職 十年內平步青雲 官至二品 因爲母親過世 他定憂回到家鄉 此時正逢太平天國運動風起雲湧 他奉命組建鄉軍 平定叛亂 因爲平亂有功 曾國藩被朝廷封爲一等勇義侯 這也是清代以文人封武侯的第一人 此後他更是官運亨通 歷任兩江都直隸總督 官居一品 此後受封侍號文正 作爲清王朝由盛轉衰過程中的代表人物 他在政治 軍事 文化 經濟等各個方面 產生了令人矚目的影響 因此對曾國藩的研究是一個熱門選題 有關他生平 思想 言行 甚至日記 家書等方方面面 都已經有大量的出版物文史 可謂應有盡有 然而本書的作者依然能獨闢西境 找到了一個空白的領域 他通過書裏曾國藩留下的日記 家書 日常生活賬簿 從裏面各種瑣碎而分散的記載裏 尋找信息 大致勾勒復原出 曾國藩一生的家庭經濟收支情況 從一個鮮有人注意的角度 將一個著名的歷史人物 置於柴米油鹽的生活場景之中 同時也爲讀者打開了一扇窗戶 得以觀察晚清社會生活一個特殊的斷面 正如中國著名歷史學家戴毅所評價的那樣 本書不僅是一部曾國藩個人的生活史 也是一部晚清政治史 社會史 這部作品涉及清代金官的收入支出結構 湘軍的享元與享治 晚清都府衙門的運作 陋規的形成過程 清代鄉紳階層的社會作用等諸多問題 張洪傑出版過《飢餓的盛世》 《乾隆時代》的德語詩 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等近二十部專著 本書實際上是由作者在博士和博士後期間的兩篇論文 《曾國藩金官時期的經濟生活》 和《曾國藩湘軍及總督時期的經濟生活》 尤其是書中揭示的清代低薪制與腐敗之間的關係 可以給今天的廉政建設 特別是廉政制度建設 提供許多有益的參考 接下來我們就按照時間順序 以金官時期 湘軍時期和總督時期三個階段 觀察曾國藩及其家族的經濟生活變化 讓我們穿越時空 進入到百年前大大小小的衙門裏 窺探晚清官場種種微妙而複雜的規矩 曾國藩的家族是居於湖南湘湘 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家世微薄 這倒不是自謙之詞 根據《曾家家譜》記載 這個家族立元明清三代 在五六百年的時間裏連一個秀才都沒有出過 可以說是非常典型的平頭百姓 在中國傳統社會 一個家族想要跨越階層改換門庭 最主要的途徑就是科舉 那麼普通人蔘加科舉到底有多難呢 我們不妨來看一組數據 以1850年爲例 在二百萬名參加院士的讀書人中 只有三萬名成爲生員 也就是我們平時說的秀才 所以根據計算這個考試的錄取率 大概是在1%左右 遠比今天的高考要難得多 至於更高級別的進士 據統計 明清兩代進士人數佔全國人口的比例 大致維持在十萬分之五左右 這是什麼概念呢 我們可以對比一下 今天中國取得博士學位的人數 佔總人口的比重在萬分之六左右 也就是說考取進士的難度 比在今天讀完博士要難上十倍 所以說對於普通家庭來說 要想爬上士紳階層 甚至走得更遠 絕非易事 有時候這個過程可能需要幾代 甚至十幾代人接力完成 學者宗運在研究了明代的諸多案例後 得出一個結論 當時普通的農民家庭 攀升成爲官宦之家 平均要四到五代 也就是大致需要一百三十年左右的時間 這一點在晚清的曾國藩 及李鴻章家族身上都得到了驗證 那麼這是爲什麼呢 簡單來說 考試除了個人的天資和努力外 經濟基礎也是絕對不能忽視的重要因素 畢竟供孩子讀書 參加考試 特別是鄉市以上級別的考試 士子需要長途旅行 還必須在省城京城租住房屋等等 小說戲劇裏一句進京趕考 背後花費的銀錢 絕非普通人家所能承擔的 起碼也得是小康以上的家庭 說回曾國藩家族 曾家的經濟水平長期處於中農的階層 直到曾國藩的祖父一代才稍稍改觀 曾國藩出世的時候 家中大約有百畝田地 也就是說 到了這個時候 曾家纔有資本供應曾國藩父子踏上科舉之路 幸好這個過程還算順利 經過兩代人40多年的努力 曾國藩終於在27歲的時候考取進士 完成了家族躍升的第一步 中國人總是將金榜題名 與改換門庭聯繫在一起 如果你以爲改換門庭只是一個形容詞 那就錯了 在傳統社會 前來報席的人會真的手持一根短棍 從新進士家的大門開始一路打進去 把所有的門窗都破壞掉 然後隨行的工匠會立刻上前進行修補 這個頗具儀式性的行爲 也意味着 這位新老業家 未來所有的裝修活 都會由這個工匠承包 這可不僅僅是討一個彩頭 實際上也是提醒所有人 主人的身份已經轉換 中國傳統社會最大的特徵 是財富依賴於權力 沒有功名的鉅富依然只是一介平民 所以儘管還沒有被授予官職 但是新科進士卻已經晉升到士紳階層 儘管未來的工資收入可能很有限 但是邊際效應卻非常大 考試完畢 衣錦還鄉的曾國藩 可不僅是整修門楣 修器油碗這麼簡單 他回鄉最爲重要的任務是 爲馬上將要開啓的京關生涯募集資本 這一點可能是今天的人們難以想象的 雖然考試高中 朝廷任命當了官 但是對於曾國藩來說 去北京的路費 這些國家是不提供的 即便未來到崗任職 漢林等低級官員的薪俸也非常低 國家也不會給予相應的配套補給 所以要想做成這個官 這筆錢只能靠新進士自己籌集 比如《戊戌六君子》中的劉光棣 就曾因爲家境貧困差點當不成官 曾國藩的京關生涯 他回到家鄉之後 稍事整頓就開始四處拜客 從自己的岳父歐陽家開始 曾國藩前後出行四次 行程1500公里 幾乎跑遍了大半個湖南 不僅是自己的親戚家 他還前往祭拜了湖南各地的曾氏宗祠 旅途中 曾國藩還順道結交各地官員 訪問了鄉鄉老鄉在各地開設的店鋪 新科進士主要以 修祖譜 拜訪 送卷 掛匾 收學生等等名義 開展拜客活動 而接待方也會按照慣例 宴請喫喝 遊山玩水 最重要的是以賀禮錢 人情錢 叫錢等名目 給曾國藩送上真金白銀和各種禮物 根據作者的統計 曾國藩這一圈下來 收入大約合計有白銀1495.17兩 加上此後在進京沿路上 以同樣的方式 籌集到的500多兩銀子 曾國藩拜客總收入達到2000兩 當然這種拜客也不是完全沒有成本的 顯然籌集的資金還不足以 支撐曾國藩開展自己的京官生涯 所以他也按照慣例 參與到地方糾紛的調解事務當中 來獲取豐厚的籌協 最終他還通過一部分借貸 才最終籌集夠了入京所需的費用 熟悉中國古典小說的聽衆 一定對窮漢林這個詞不陌生 那麼到底窮成什麼樣子呢 我們還是以曾國藩爲例 清代文官的收入有兩部分構成 一部分是銀兩 一部分是食物補貼 鹿米 也就是食用的大米 曾國藩入京後擔任從期品的官職 工資總收入有正奉45兩白銀 折算下來一年大概是白銀119.25兩 另外每個月會有數量不等的辦公經費補貼 一年總額摺合下來也就10兩左右 當然一年130兩的銀錢收入 對於普通百姓來說可能已經是鉅款 畢竟當時一個男僕一個月的工資不過一兩 但是如果我們從北京的實際消費水平來看 可能就捉襟見肘了 以居住問題爲例 外省京官一般會選擇宣武門外地區作爲居所 一來是上班方便 二來是傳說此地有旺氣 官員租住房子還是要講究寬敞體面的 不可能去和老百姓混居大雜院 所以一般來說 一套齊整的四合院是最受歡迎的選擇 曾國藩初到北京的時候 因爲孤身一人 所以沒有租賃四合院 而是選擇了菜市口附近的千佛庵 他選擇了裏面一個跨院 也就是偏院 四間房子全年的租賃費用 摺合下來大致33.47兩 不過很快他的妻小從湖南來到北京後 房子也升級成了四合院 全年房租翻了一倍 需要66.95兩 但是這一項就已經佔到他總收入的一半了 此後隨着家庭人口的增多 和官位不斷升遷 曾國藩將宅子遷移到內城的大宅子裏 房屋租金已然達到250兩以上了 如果再算上每次的搬遷裝修 也要花費100兩左右的銀子 單只是住這一項 曾國藩那點可憐的工資就不夠用了 另外一項鉅額支出是置辦官服 這可不是今天我們認知當中的工作服 清代官員官服非常複雜 因爲有面聖的需求 絕對是隨便不得的 官服根據使用場景分爲朝服和吉服 季節不同材質不同 甚至外面的罩袍也按照質地皮色等等 分爲八個等級 相應佩戴的帽子分爲朝官 可以說在曾國藩的個人財產裏 最值錢的就是這些衣服了 通常一年在這上面的花費 也會達到30兩以上 作爲朝廷命官 出行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總不能走着去上班吧 在我們的腦海中 大官似乎都是做轎子的威風凜凜 別的不說 單是僱傭轎伕這一個項目 一年下來 工資都要接近100兩 快趕上曾國藩自己一年的收入了 所以一般來說 大部分京官會選擇經濟實惠的私家車 無論是自備轎車還是僱車 每年保養馬匹 僱傭車伕等 大致也在100兩左右 除了這些以外 在京圈生活 自然還有必不可少的隨分子和請客喫飯 等應酬開銷 根據曾國藩自己的記錄 統計下來 一年也在100兩以上 如果再加上家中徒異的日常開銷 孝敬家鄉長輩的營養品 買書 紙墨筆印等文人的消遣愛好 凡此種種 單憑工資收入 顯然是赤字高懸了 按照張洪傑的計算 曾國藩當官的第一年就虧空了474.56兩銀子 這絕非個別現象 京官之窮實乃大清國的常識 書中還列舉了劉光地 李慈明等人的經濟情況 幾乎都是如此 那麼 京官們如何來彌補這樣的虧空呢 首先 作爲京官 大多都身居清水衙門 哪怕想要像地方官一樣貪贓枉法 機會也不多 所以除了前文所說的拜客打秋風 或者依靠親友資助外 有些人乾脆做管授徒 或者靠給人寫字作畫 獲得一些潤筆費用來維持開銷 當然 這些都只能說是零散的補充 京官改善經濟情況 最主要有兩個途徑 一 外官的饋贈 也就是俗稱的賓敬和探敬 二 出差 尤其是擔任各地的學證或者考官 從而獲得額外的大筆收入 一說起晚清的官場腐敗 大家最熟悉的 就是地方官以賓敬和探敬的名義 向京官輸送銀錢 這類饋贈通常分爲四類 夏天送賓敬 冬天送探敬 離開京城的時候送別敬 如果給同鄉和同年送叫團拜錢 金額則要看等級 如果是總督巡撫之類的軍紀大臣 最多三百兩 普通的官員之間 大概就是八兩到十兩不等 晚清京官日益增多 地方官花費越來越大 就降到六兩左右 而且普通官員也不再送賓敬 只保留了探敬 這些饋贈是京官財政生活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慢慢成爲像俸祿一般穩定的收入 因爲總體上數目不多 且範圍較廣 所以在那個時候 人們並不認爲 這是一種腐敗或者賄賂 而是作爲一種平衡 京官與外官收入差距的分配機制 以曾國藩個人在道光21年的收入爲例 全年的俸祿僅129.96兩 而外官饋贈則接近100兩 對於京官 特別是漢林來說 另外一個重要的收入途徑 是三年一次的放差 差時有三等 最好的是到各省去當學政 一般一屆學政 如果在大的省份 可以搞到三四萬兩白銀 小的省也有一萬兩左右 次等的差時是外放去做主考官 一次也可以有幾千兩的收入 這是漢林們京官生涯 最重要的財政補給戰 不過要擔任鄉市主考 漢林們是需要參加考試的 曾國藩在努力了兩年後 於道光23年 獲得四川鄉市主考的差時 四川一行 此外 國家規定的路費有四百兩 門生送的費用有五百兩 再加上官員個人的贈送等 曾國藩一下子獲得了 總額超過六千兩的銀錢 還不算大批贈送的名貴衣料 藥材 土特產等實物 這次放差也徹底改變了 他入京數年造成的財務窘境 曾國藩藉此機會 將在京城欠下的債務一筆還清 還第一次給家中寄回六百兩銀子 幫助家裏還清歷年欠下的款項 他還十分大方地拿出四百兩 贈送同鄉和親戚 不過我們還是要注意 這樣的差事並不常有 不能從本質上 徹底解決曾國藩 在京城的經濟困境 居京十三年 雖然官位不斷攀升 外債卻始終存在 直到曾國藩需要回鄉奔喪之時 才發現連家屬回鄉的路費 都沒能湊齊 在北京留下的債務 直到多年後 他出山擔任地方大員時 才徹底了結 總的來說 曾國藩的金官生涯 可以用一番風順來形容 十年七次升遷 從一個普通進士 升爲禮部右侍郎 相當於今天的副部級官員 如果說他真要下定決心 貪財耗力 自然也是有路可行的 但是 曾國藩在三十歲的時候 立下了學做聖人的大志 同時也抱定了 不靠做官發財的宗旨 才最終將自己陷於 債臺高築的窘境 由此可見 在清代扭曲的財政制度下 一個立志成爲清官的人 一個遵紀守法的官員 要面臨多麼大的經濟壓力 曾國藩的金官生涯 只能靠理學 一知萬能的理論 來抵禦種種誘惑 從而保持自身的清潔 這種魔力 也成爲他此後一生 爲官生涯 保持克制的關鍵所在 咸豐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正在家中 爲母親守孝的曾國藩 接到了上獄 面對當時節節北上的太平軍 朝廷命令他 幫同辦理本省團練鄉民 搜查土匪等諸事務 曾國藩應命出山 以團練爲名 創辦鄉軍 開始了長達十一年的軍旅生涯 如果說在北京時期 所謂的不靠做官發財 還只是嘴炮 那麼身處於腐敗文明的 晚清軍隊之中 能否抵擋住誘惑 纔是對曾國藩真正的考驗 曾國藩雖然不是軍人 但曾經兼任過數年的兵部左侍郎 對於清朝的武裝情況 還是十分了解的 他認爲 綠營腐敗的習氣已經深入高荒 無藥可救 只有自己動手 訓練出一支嶄新的 有戰鬥力的隊伍 他認爲 最爲重要的就是改變清代低降的制度 因而在鄉軍實行後降制度 鄉軍軍官的收入 由薪水銀辦公銀構成 統領三千人以上的將官 還有職務家銀 普通營官年薪一千八百兩 統三千人以上的將官年薪三千兩 統五千人以上的將官四千二百兩 統萬人以上的將官可以達到五千四百兩 與國家正規軍相比 統萬人的鄉軍軍官 是從一品提督薪水的五點六倍 統五千人的鄉軍軍官收入 是正四品督司的十二點八倍 這等高薪 連曾國藩本人都感嘆過於豐厚 這筆錢怎麼來呢 主要是通過強行攤派 向大戶勸捐 或者在沿路設關卡 收取離金等辦法籌集 除了高薪 鄉軍在財政上另外一大特點 是沒有嚴格的會計制度和審計制度 實際上 在鄉軍建立之初 曾國藩一度曾經 親自審查各營的支出細賬 但是他很快發現 除非專門建立一支審計隊伍 否則幾乎是沒有辦法完成這項工作的 於是 鄉軍最終採取了徹底的包乾制 只規定了支出的上限 比如 待千人者 每月之銀不準過五千八百兩 待萬人者 每月之銀不超過五萬八千兩 只要在這個範圍內 銀錢都由軍官來自由支配 可以說 留下了一個巨大的灰色空間 特別是當兵員死亡 退伍或者被淘汰時 在銜接階段 難免有空想節流 也成爲鄉軍軍官的一部分收入 不過從結果來看 因爲有了這麼高的薪酬水平 鄉軍軍官不用刻意貪污 也可發家 這與清代正規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晚清軍營的一大怪現狀 就是士兵普遍都有第二職業 經商做買賣 種地賣手藝 各有千秋 明目張膽 毫不遮掩 通常只有輪到自己值班的時候 纔去營裏待上一天 如此下來 部隊的戰鬥力可想而知 造成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 在於和文官實行薄奉制一樣 晚清軍隊實行低享制 清初物價低廉 綠營兵每個月收入白銀 一兩三千六分 加上米三鬥 尚可勉強維持一家生計 然而到了晚清物價飛漲 同樣的收入的購買力 已經下降了七八成 但是 清廷死守 遵守祖制 永不加負的標準 軍餉從未調整過 再加上軍官層層苛扣 導致士兵完全無法滿足 日常生活的需要 只能另尋生路 軍官忙於苛扣軍餉 喫空額 甚至出租軍事土地 走私護私 給清代軍隊帶來了毀滅性的損害 鄉軍軍官都如此暴富 那麼作爲鄉軍的最高統帥 按萬人級別的將官工資計算 曾國藩一年的收入 也可以達到5400兩 這是他做侍郎時候工資的七到八倍 曾國藩帶兵十多年 僅合法工資的部分 也不低於64800兩 另外 還有一個重要的灰色地帶 是鄉軍財務採用自籌的方式 也就是說 鄉軍可以通過勸捐 離金 就是設立關卡收取費用 以食鹽專賣權抵享銀 要求各省協調等等各種方式 來籌集所需的資金 這一部分錢的財務收支情況 曾國藩可以一手獨攬 無需向戶部彙報 經過統計 曾國藩在鄉軍前後十多年 過手軍費約3500萬兩 如果他稍有貪念 那麼積累個百萬加資 可以說不費吹灰之力 然而實際上是 曾國藩在帶兵之後 寄回家的錢 甚至還不如金官時期 我們不禁要問 大帥的工資去哪了 首先 作爲鄉軍的最高統帥 曾國藩深知廉潔對於戰鬥力的重要 既然出山之時 他就已經抱定了 不靠做官發財的宗旨 那麼自然不會苛扣軍餉 中飽私囊 某種程度上 曾國藩甚至將這個 作爲對自己的考驗 其次 作爲軍隊的最高長官 如果不能以身作則 是無法服衆的 他不但自身廉潔 也對軍中的貪污行爲嚴懲不貸 一旦發現 就會上奏朝廷 要求正法 那麼或許你要問 作爲鄉軍最高統帥 就算不貪污 豐厚的工資收入 總還是有的吧 這一部分錢 又花到哪去了呢 實際上 曾國藩並沒有像一般的將官這樣 領取固定的津貼 至少到目前爲止 我們還沒有資料可以證明 而是以實際的公務需要 來支取費用的 在鄉軍當中 他專門設立了一個機構 銀錢所 用來管理自己軍旅生涯的各項開支 相當於財務公開 這個銀錢所充分實踐了 他以身許國 以軍爲家的諾言 對於剩餘的經費 他也直接用於軍隊的開支 或者地方的公益事務 並不佔爲己有 曾國藩的鄉軍屢見大功 但他本人依然是幫辦團練的欽差 或者是辦理軍務的侍郎 始終名不正言不順 咸豐七年初 他接到父親的復告 就暗自申請回鄉 沒想到皇帝居然順勢批准 實際上是解除了他的兵權 接下來的一年 是曾國藩人生中最痛苦的一年 經過深刻的苦思和反省 當他再度出山時 行動做事的模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用他自己的話說 經歷了大悔大悟的一年 從此曾國藩在官場上的形勢 更加原孰變通 不再像此前那樣死守原則 對於金錢 對於軍隊 他也開始強調寬言相濟 不能盡人之苟取 但求自己不苟取 退回到了傳統世人 獨善其身的底線 隨着曾國藩對金錢態度的改變 鄉鄉曾氏家族的境況 也開始發生了質的飛躍 曾國藩的弟弟曾國權 也追隨兄長 開始了軍旅生涯 曾國權爲人外向豪放 膽大性急 與曾國藩持重謹慎的性格完全不同 在大悔大悟之年以前 曾國藩對兄弟們約束比較嚴格 但是經過這件事情之後 他不再要求家庭成員和他一樣 過苦行僧的日子 只是希望他們不要太過分 這可能也與他居家一年 真實瞭解到家中經濟的困難有關 曾國權在曾國藩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默許下 越發放肆 他的軍旅生涯 每功課一成便大肆劫掠 然後運送戰利品回到家鄉 以至於終其一生 曾國權的貪名惡名遠大於功名 豐厚的心縫 再加上巨大的灰色空間 使得鄉軍將領 無論清廉與否 都能迅速發家致富 湖南軍功紳士的迅速崛起 甚至改變了長沙等地 淳樸的民風 縱觀曾國藩鄉軍時期的經歷 作爲統帥想要發財易如反掌 但他以身作則帶出了一大批廉將 也因此造就了鄉軍與衆不同的風氣 然而在被解除兵權回家之後 曾國藩的思維方式發生重大轉變 寬顏相濟 成就所謂 助將接副大帥獨貧的局面 到咸豐八年年底分家的時候 曾國藩只分得黃金堂宅院和五十五畝田 比起因軍功而迅速崛起的湖南新紳士 只有他真正守住了舊鄉紳的道德體面 然而不得不說 鄉軍後期的軍績敗壞 與曾國藩由嚴到寬的轉變 有着直接的關係 咸豐十年四月 曾國藩終於當上了兩江總督 成爲真正意義上的封江大吏 清代的總督權力到底有多大 一言以蔽之 可以說總攬了一切權力 人事權 軍事權 行政權 財政權 司法權 是轄區內千百萬人的土皇帝 幾乎可以說一手遮天 說一不二 只對皇帝一個人負責 在所有的總督中 地位最高的有兩個 兩江總督和直隸總督 對於咸豐年間的大清王朝來說 兩江總督的重要性 可能還更高一些 轄區內文化發達 科舉繁盛 人才輩出 地理上 包括江蘇 安徽和江西三省 處於中國南北結合部 軍事戰略地位重要 財政上 江蘇是天下首屈一指的財富重鎮 徵收草糧的重要基地 既然是如此重要的職位 兩江總督的收入總該不低吧 這樣說也對也不對 說起來可能令人難以置信 清代地方官只給奉銀 不給奉米 一品官每年的奉銀 一百八十兩 二品官一百五十五兩 所以大清帝國總督的基本工資 是一百五十五兩 放到今天 如果我們大致按照 一兩兌換人民幣二百元來計算 那麼曾國藩的月薪 相當於兩千五百八十三元人民幣 當然大家可能也都知道 雍正年間推出的養廉銀製度 這是朝廷根據都府地方政務的實際需要 特別批給總督們一份額外的津貼 兩江總督地位非常高 養廉銀處於全國都府中的較高水平 每年能達到一萬八千兩 如果直接看數字 這與曾國藩在北京當侍郎時期相比 那可是提高了三十五倍之多 然而有意思的是 兩江總督居然是一個光桿司令 或者用大家都熟悉的話說 偌大的兩江總督府裏 只有總督一個人有編制 作爲一方諸侯 總督府衙門裏需要有一個龐大的班子 來保障正常的工作開展 包括木友 書吏 僕役 家丁等等 難以想象的是 在清代 這些人的工資都需要總督自掏腰包 這種特有的現象 沿襲自明代舊制 因爲當時總督和巡撫 原本只是一個臨時派遣的官員 儘管自明末以來 都府已經逐漸成爲一個常設的官職 甚至到了清代 總督巡撫已經成爲地方上最高權力的所在 但是在國家的制度設計上 從未改變過其原先臨時派遣的屬性 一方面 朝廷以此防止都府做大 便於隨時調動 另外一方面 中央機構也能因此減少支出 只需要供給總督一人的薪俸即可 但在現實中 都府不僅要支付身邊工作人員的薪水 還要支付省內綠營操練的開支 支持地方公益事業 比如水利 賑災 孤貧扶持等等 連日常公文的來回傳遞 所使用的馬匹路費 也都是總督府來支出 光是聽聽這些開銷 就已經數十倍於總督的薪俸了 那麼總督們如何應對收入與支出的巨大溝壑 這裏就要講到清代官場 另外一個重要名詞 歸費 可能聽衆朋友們更熟悉的是 漏歸這兩個字 加了這個漏字 似乎就在暗示着 這筆費用往往都歸於官員的私囊之中 事實果真如此嗎 從前文已知 都府衙門要正常運營 光靠總督或者巡撫一個人的收入 顯然是不可能的 這也是爲什麼 大家都知道的清官林則徐 在都府任上也是需要收取歸費的 歸費產生的本質 是各級下屬官員和衙門給總督的進貢 主要用途就是在地方公務的實際開支 至於歸費的組成 可以說是因地制宜 比如海關的叫官歸 曹運叫曹歸 像泰山武當山這些著名的宗教聖地 因爲向鄉客徵收稅 就有了鄉歸 鴉片戰爭前 廣東還有土歸 就是走私鴉片煙土的販子 給海關官吏和水師官兵的賄賂銀 這些歸費的數額也不是定額 比如說海關因爲貿易的增長 徵收到了比國家規定更高額度的稅費 出現了盈餘 這部分的錢大多會留在省裏 由各省自行處置 一般也會成爲歸費的一部分 漏歸除了歸費 還有另外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禮錢 顧名思義 禮錢就是官員們用個人身份 在各種節日裏向都府贈送的銀兩 雍正皇帝開展好現歸公和養廉銀製度 本來是爲了補足地方官員的開支 杜絕收受歸禮的藉口 所以在當時立製爲之一清 然而養廉銀畢竟大大少於漏歸的數量 到嘉慶年間 養廉銀還被不斷扣發 使得一度削減的漏歸 不可避免的再度大面積復甦 根據資料 晚清兩江總督的漏歸收入 可以達到30萬兩 近乎天文數字 那麼曾國藩這個兩江總督 又是如何對待漏歸這個官場顧及的呢 身爲封鄉大吏 曾國藩從到任伊始 就開始踐行自己從金官時代立下的志願 他希望在可能的範圍內 解決漏歸問題 等清立制 在復任途中 包括到任之後 曾國藩首先就從來往營送的慣例開刀 他拒絕接風洗塵的酒宴 和官員贈送的禮品 甚至連沿途軍營 列隊迎接燃放鞭炮的做法都加以勸解 有地方官給他送來安頓家小的日用品 曾國藩只取了七張草蓆 其他一律退還 粗略統計 僅僅是上個任 他最少損失5萬兩以上的收入 曾國藩不僅言語律己 對身邊的工作人員 無論是幕僚 巡捕 甚至連門房 常隨都進行嚴格管理 爲此後他開展的改革工作 打下紮實的基礎 太平軍撤出兩江之後 曾國藩開始在轄區內 參照湖北湖南的做法 裁撤漏歸 整頓延誤 減輕兩江地區的賦稅 在曾國藩 沈寶珍 胡林毅等人的鐵腕政策之下 這一嚴重損害官員階層利益的改革 取得了階段性的成功 也有利於太平天國戰爭後 江南地區的經濟恢復 縱觀曾國藩12年的總督生涯 可以用一個單詞來解釋 既輕也拙 按照張仲禮的研究計算 這個職位的總收入 可以超過200萬兩銀子 但是如果從個人生活而言 曾國藩活得甚至像一個窮人 因爲不再需要出入宮廷 他衣着簡樸 衣食住行幾乎與普通人無異 請客用瓦盆 宴客也不許用宴菜燒烤 也就是官宦人家一二等的排場 另外家裏木榻竹牀別無常物 整個總督府也只有兩位女僕 家中女眷甚至包括夫人 都需要下廚燒竈 紡紗織布 日日忙得無暇休息 另外一方面 總督府的鉅額開支也令人咋舌 幕府的工作人員達到400多人 其中高級幕僚一人的年薪 甚至超過800兩 再加上帶頭參與各地的公益事業 曾國藩往往一擲千金 對於家鄉的賢達知識 也不時予以賙濟 官場上喫喝應酬 請客送禮等潛規則 曾國藩也不能免俗 甚至爲了報銷太平天國的軍費 還一次性給戶部行賄8萬兩白銀 可以說鉅額的漏規 大部分都消散殆盡了 不過根據曾國藩自己的測算 新奉加上養年銀 一年的正規收入也達到3萬5千兩之多 去掉每年的花費2萬23千兩 他的小金庫裏 每年也能節餘1萬多兩 十幾年下來 這也是一筆不小的數額 原本這是名正言順 可以搬回家的財產 但是曾國藩選擇將這些錢 投入到育嬰堂等公益事業中 或者直接散給身邊的工作人員 正如他給曾繼澤信中所表示 最終這位官至一品的風江大吏 只給自己留了1萬多兩的養老錢 從這個角度看 曾國藩可以說是一個真正的清官 儘管他自己並不希望有此名聲 曾國藩的一生唯恐得到清官的名聲 他既清也拙 以拙爲表 以清爲禮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 他選擇了既清又拙的做官方式 這是他年輕時候立下的大志願 也是他的出身和家庭所導致的 當然不能忽視的是 曾氏家族由庶民到高級紳士階層的成長過程 與曾國藩的個人成長互爲呼應 一清一拙 一內一外 一個賺裏子 一個賺面子 共同推動了家族的興旺發達 通過對曾國藩整個官場生涯的梳理和分析 我們可以看到 清代官員俸祿體系的畸形結構 低薪制度不是清代獨有的現象 但是明代以前官員俸祿 不至於到了收支不匹配的程度 清代又出現的金官外官收入不平衡 正式收入與支出完全脫節 公費收入過低等等現象 可以說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 通關中國曆代王朝的財政制度變遷 開國之後 往往非正式的財政制度 會取代正式財政安排 成爲官員主要的收入來源 爲此歷朝歷代在不同時期 都曾經經過針對這種 非正式財政制度的改革 但是結果往往反而導致民衆的負擔 在短期下降後 又猛烈上漲到更高的水平 我們或許可以從中取得以下幾點啓示 首先 高薪不一定能養廉 沒有很合理的俸祿水平 肯定會導致官級敗壞 貪污成風 第二 有效的監督機制 是吏治清明的保證 第三 解決廉政問題 只有從制度上進行根本變革 這一個途徑 好 曾國藩的《經濟課》這本書 就爲你解讀到這裏 聽述筆記在音頻下方 我們下期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