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明文選 南都賦

《南都赋》是以东汉时期的南阳郡为赋写对象的。 《后汉书·郡国志》 “南阳郡，秦置。洛阳南七百里。三十七城，户五十二万八千五百五十一，口二百四十三万九千六百一十八”人。南阳不仅是作者张衡的故乡，更是东汉王朝开创者光武帝刘秀的家乡和龙兴之地。由于后一个原因，所以南阳郡与别的郡不同，其城邑的建置级别似较他郡为高。张衡在为他的同乡好友、曾任南阳太守的鲍德所作的《大司农鲍德诔》中讲到这一点：“昔我南都，维帝旧乡。同于郡国，殊于表章。命亲如公，弁冕鸣横。若维允之，实耀其光。”“殊于表章”，张震泽注曰：“表章，指法度礼文。”“此言南阳郡法度礼文与众不同。”(《张衡诗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34页)这里是说，南阳因为是光武帝的家乡，所以虽然建制同于郡国，但在典章制度、礼遇级别上都与普通的郡国不同，郡太守的实际地位与三公等同。我们看范晔《后汉书》也可以发现，关于南阳郡以及南阳太守的记载，远较别郡为多。

南阳在东汉时期地位的重要，不仅因为它是光武帝的家乡，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其地留有刘秀旧宅和刘秀父亲的陵寝章陵。 《后汉书·光武纪》建武十一年，“三月己酉，幸南阳；还，幸章陵，祠园陵”。章陵原名舂陵，李善《文选·南阳赋注》 ：“ 《东观汉记》 ：建武中更名舂陵为章陵，光武过章陵祠园庙。”指的大概就是建武十一年的事情。建武十九年，“秋九月，南巡狩，壬申，幸南阳”。 《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年“闰(四)月甲午，南巡狩，幸南阳，祠章陵。日北至，又祠旧宅。礼毕，召校官子弟作雅乐，奏《鹿鸣》 。帝自御埙篪和之，以娱佳宾”。此后汉章帝元和元年、殇帝永元十五年、安帝延光四年、桓帝元嘉七年，都曾巡幸南阳，祭祠旧宅、章陵。可见自光武之后，巡狩南阳实东汉皇帝者必行之事，除非因为年龄太幼(如冲帝、质帝)、在位时促而不能施行者。
汉魏文献中未见记载。唐初《文选》五臣注中的李周翰注云：“南都在南阳光武旧里，以置都焉。桓帝时议欲废之，故张衡作此赋，盛称此都是光武所起处，又有上代宗庙，以讽之。”这个说法看起来十分重要，却存在很大的疑问。张震泽就曾指出：“按据《后汉书》本传，张衡卒于顺帝永和四年(139)，桓帝即位建和元年(147)，上距张衡之卒已八年，可知李周翰之说不可信。”另外，所谓“桓帝时议欲废南都”，在现存诸家的《后汉书》中找不到相关的记载。相反，前节已提到，范晔《后汉书·桓帝纪》延熹七年记载：“冬十月壬寅，南巡狩。庚申，幸章陵，祠旧宅，遂有事于园庙，赐守令以下各有差。戊辰，幸云梦，临汉水。还，幸新野，祠湖阳、新野公主庙、鲁哀王、寿张敬侯庙。”据此，则桓帝这次南巡，较前面几位皇帝的南巡，规模还要大，祭祀的对象更要广。所以，李周翰所说的“桓帝时议欲废南都”．是很值得怀疑的说法。但是，我们从《后汉书》诸帝纪中倒是发现了这样一件事，就是桓帝前的各位年长的皇帝中，只有《顺帝纪》未见巡幸南阳的记载。巡狩南阳是大事，不可能会失载，《顺帝纪》没有记载，只能说明他在位时的确没有举行过南巡活动。顺帝十一岁即位，三十岁驾崩。不但在位时间不短，而且正当青壮之年，为何不循例举行南巡活动呢?我推测很可能是这样一个原因，即顺帝的父亲安帝，正是在南巡中驾崩的。范晔《后汉书·安帝纪》延光四年记载：“(二月)，甲辰，南巡狩。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庚申，行宛，帝不豫。辛酉，命大将军耿宝行太尉事。祠章陵园庙，告长沙、零陵太守，祠定王、节侯、郁林府君。乙丑，自宛还。丁卯，行叶，帝崩于乘舆。年三十二。”我觉得这件事，与顺帝不举行南巡活动可能有直接关系。我们现在再看前面所举的《桓帝纪》中“庚申，幸章陵，祠旧宅，遂有事于园庙，赐守令以下各有差”。所谓“有事于园庙”，很可能是指与安帝有关的一些祭祀、甚至招魂、荐亡灵之类的活动。不好显指，所以只说“有事”。看来，桓帝在安帝南巡亡于途中四十年后再次举行南巡活动，也是心怀馀悸的。无怪乎顺帝在位期间，一直不举行南巡活动。现在我们再来讨论张衡《南都赋》的创作动机，或许是与顺帝的不举行南巡有一定的关系。张衡在安帝、顺帝时长期担任太史令、公车司马令，屡上封事，颇有建言。安帝南巡，他作《东巡诰》 。安帝南巡途死，对张衡这位出身南阳的安、顺朝的重要文学侍从来说，应该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因为无论是从乡土的感情还是从大汉朝的礼制来说，张衡都应该十分看重南巡这事的。这也许正是张衡写作《南都赋》的真正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