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並不如煙》兩⽚落葉，偶爾吹在⼀起——儲安平與⽗親的合影 第一集（1/5） 原著：章詒和 有聲書 #紀實文學 #有聲書 #大陸下架 #反右運動

第一集 說我和他沒幹係,緣不過像兩片落葉,今天偶爾吹在一起,誰保得明朝不要分離,犯著去打聽人家的底細,但你說奇不,他道東獲西,像太陽的昏暗月亮的缺,總是那般地使我比自己的事更關切、更留意,說這是自己的願,不是勉強。 幫他的忙,為他提支香,或者問一問,天會不會下雨,路上有沒有風浪,但要是他真的說出了這話,謝謝你,用不著閑上這樣關切、這樣忙,怕我又會像挨進了懸崖般,一萬分地失神,一萬分地慌張。 這是楚安平的詩《字語》,於1931年元旦,塑於北平西郊。在我所結識的父輩長者當中,最敢生疏的人,是楚安平。而我之所以要寫它,則是出於父親張伯鈞說的一段話:「人生在世,一要問得過良心,二要對得住朋友。」 1957年的反右,讓我對不住所有的人,其中最對不住的一個,就是老楚。父親最對不住的,卻要算楚安平了。原因很簡單,把他請到《光明日報》總編室,連板凳都來不及坐熱,就頂著一個大大的右派帽子,獨自走去,一直走到生命的盡頭。 雖然《黨天下》這句經典右派話語,是楚安平自己說的,但禍根不在於自身。 事情還需從頭說起。 1949年的春季,新政協召開在即,民盟總部的人,特別忙碌,也特別積極,幾乎天天在父親下榻的北京飯店113室開會。 4月9日下午三時,在這裡舉行民盟總部第六次會議。出席者,有沈君如、黃炎培、潘光旦、張東孫、曾昭倫、楚圖南、千家居、周金文、吳晗等,共29人。 會議主席是父親。會議內容之一,是沈君如提議,中共指定的《中國時報》交由民盟接管。究竟本盟應否接管?情與公決。 經討論,行程並通過了,民盟決定籌辦報紙,成立《盟報籌備委員會》等三項決議。 要知道,民盟素有半報半刊的志向和傳統。早在1941年3月,民盟在重慶成立的時候,它的機關報《光明報》於9月即在香港出版,是由民盟委託梁漱溟一手操持的。 4月16日下午,民盟總部在北京飯店舉行的第七次會議上,暫時負責《中國時報》報館接收工作的胡玉芝做出書面報告說,《中國時報》不勝合用,請改為接收《偽世界日報》。 在一個月的時間裡,辦報的事情有了進展。5月14日下午,在北京飯店113室舉行了民盟總部第十一次會議。這次會議,就中共中央統戰部函請民盟接收《偽世界日報》的事宜,做出公決。在沈君如的主持下,經二十二人討論後,通過決議如下。 第一,由張伯鈞、胡玉芝、薩空了、林仲奕、閻姓名、謝公望、孫承沛等七人組織《蒙報》籌辦委員會。 第二,《蒙報》名稱定為《光明日報》。 第三,於5月16日接收報館,6月16日出版新報。 第四,開辦費請政府撥款。 第五,辦報的政策與方針,另會討論。 6月6日下午二時,在北京飯店113室舉行民盟總部第十四次會議。 會議上,由父親、胡玉芝、薩空了、林仲奕擬就的《光明日報》組織大綱,經修正獲得通過。 推張伯鈞、劉王立明、胡玉芝、林仲奕、薩空了五人為社務委員會委員,父親兼該委員會主席。 父親說:「民主黨派的機關報,除了時事新聞報導,報紙主要是承擔著以言論政的職責。」 並提議,就這個委員會如何組織,進行公決。 這個提議也很快形成決議,並公推父親、沈志遠、黃耀綿、周金文、楚土男、胡玉芝等九人擔任言論指導委員會的委員,父親為第一召集人。 十天後,即1949年6月16日上午,中國民主同盟在北平創辦的機關報《光明日報》出版了它的第一張報紙。 社長張伯鈞、總編輯胡玉芝、祕書長薩空了、總經理林仲奕。 自由這個概念的內涵,對知識份子來說,其中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結社自由,是最最重要的,也是最最寶貴的,它們幾乎與人身自由有著同等的份量,被一些人視之為生命。 所以,當父親得知,作為高級知識份子政治派別的民盟,能擁有一份報紙,且又由自己負責籌建的時候,其心情活像一個男人在籌辦婚禮大典,激動、興奮、亢奮,還有滿腦子的盤算和設想。 單是《光明日報》四字報頭的題寫,就讓父親大費心思,他甚至叫母親也來試寫。母親的字極好,連周恩來都知道,那時我們全家從香港抵京,暫住在北京飯店二層的一個套間,我記得母親從晚飯後,就開始練寫《光明日報》四字。 父親一直伺候左右,還讓母親拿出從香港帶回的上等紙,沒寫一張,她就誇一紙,可還是請母親繼續寫,並說,可能下一張會更好。 我先守著桌子看,後坐在沙發上看,再後躺在牀上看,再後便睡著了。這期間,好像劉王利民還來訪,被父親三言兩語打發走了。等我一覺醒來,發現母親還在那裡書寫,父親仍在那裡伺候。 寫著《光明日報》四個掩體正楷大字的十六開紙張,鋪滿寫字臺、窗臺、茶几、沙發、地板。我想去衛生間小手,竟連條路也沒有了。 我不知道《光明日報》這四個字,父親最終是用沈老、沈君如寫的,還是為母親所述。但我知道反右剛結束,《光明日報》立即換了報頭。 父親常去報社開會。胡玉芝、林仲毅以及任《光明日報》印刷廠廠長費振東也都常來我家匯報工作。費振東是費孝通之長兄。一天上午,父親要到坐落在西單十富馬大街的《光明日報》社去談工作。我對父親說:「我也要跟你一道去,行嗎?」 父親同意了,並高興地說:「到了報社,你一個人先玩,等我開完會,帶你去印刷廠參觀,看看一張報紙是怎樣印刷出來的。」 報社的會開得特別長,等父親拉著我的手去印刷廠,已是近正午時分,我的肚子早就餓了。父親請一位專門簡報的女工作人員到食堂買了個白麪大饅頭給我,那饅頭香極了。我邊喫邊走,隨著父親到了車間。 父親請操作工人給我介紹印刷的過程,他自己則站在一邊仔細翻閱著當天的《光明日報》,好像並不覺得餓。家裡的報紙有好多種,每當洪祕書把他們送進客廳,父親打開的第一份必為《光明》。 1951年冬,民盟召開全國組織宣傳工作會議,日程非常緊。父親一定要大家參觀《光明日報》,結果安排在會議結束前一天的晚上。代表們白天遊覽了銀河園,晚上仍被大汽車拉到報社,一個個疲憊不堪,唯有父親西裝領帶,精神抖擻。 在印刷車間,他還主動擔任講解。母親說:「你爸爸呀,為了自己的光明,不顧他人死活?」 後來,有件事大大銷損了父親辦報的熱情。一日清晨,父親還沒來得及起牀,就接到上邊的電話,說當日剛出版的《光明日報》有了大問題,要全部追回。 首先要追回送往大使館的。父親眉頭緊鎖,一聲不吭,也沒有去交通部上班,一連幾天的心情都很壞。我很想知道報紙出了什麼事,可一瞅父親那張陰沉的臉,便不敢開口了。 過了小半個月,《光明日報》的一個幹部來我家做客,我趁機偷偷地問:「前些日子,你們《光明日報》出了什麼大問題啊?」 那人說:「啊,牌板上出了政治性錯誤。有個重要新聞,是針對某個事件發表的兩個嚴正聲明,一個來自中共中央,一個為各民主黨派中央的聯合表態,它們啊,均為新華社的通稿。《光明日報》把民主黨派的那個聲明放在了頭一,把中共的聲明放在了頭二。 這就出了大亂子。上邊命令,追回報紙,全部銷毀,立即重新排印。並指示,《光明》必須要像《人民日報》那樣,將中共列在前,民主黨派擺在後。」 我搞不懂,為什麼民主黨派的報紙,非要和中共的報紙打扮得一模一樣?我拿了這個問題,又去問父親。 父親只是淡淡地說句:「大人的事,不要管。」卻很驚異於我的提問。此後,這份報紙的面孔,越發地死板,難看。父親去《光明日報》的次數越來越少,我卻始終惦念著再去報社玩,還惦記著報社食堂的大白饅頭。於是忍不住問:「爸爸,什麼時候去《光明日報》辦公?再帶上我吧。」 父親答:「報社的大小事務,一般是胡尉之在管。慢慢地,我才懂得。《光明日報》雖是民盟中央機關報,但它並非屬於民盟,是由中共直接插手的,屬於意識形態。」 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要在藝術上百花齊放,在學術上百家爭鳴。6月的一天,李維漢把父親、羅龍基、王雲生等人請到中央統戰部開會,告訴他們,中共打算重新考慮《大公》、《光明》、《文匯》三報的歸屬問題。 請他們就三報重返民間的問題進行研究和座談。在中國,似乎再也沒有比政策的變動更能調動人的情緒。父親、羅龍基、史良等這樣一批久立政壇的人,也不例外。 頃刻之間,他們的工作熱情和自由理想被激發出來。為加速民間辦報的步伐,就連一向對立的張伯鈞、羅龍基,也很快取得了思想共識和行動的一致。 會上,李維漢說:「既然要恢復《文匯》,那就把《教師報》改過來吧。」父親不贊成,說:「如果恢復,就恢復《文匯》的本來面目。」 興奮的羅龍基則在會下讓徐柱成、蒲熙修主動出擊,終止教育部有意拖延《文匯》復刊的打算。 就在羅龍基和徐柱成、蒲熙修等籌劃復刊《文匯報》的同時,上邊傳出消息,大意是說,《光明日報》即為一個民主黨派的機關報。 除社長張伯鈞掛名外,負責具體報務工作的總編輯也應由民主人士擔任。 青露墜宿灰,明月亦和朗。 父親得知這個消息,舒展的心境,好似青露明月一般。他毫不避諱地在一個公共場合說:「過去啊,什麼事情都要統戰部點頭。我們有些人哪,常跑統戰部。」 不少職務安排的是交叉黨員。現在,民主黨派政治自由,組織獨立了。我們黨內的工作啊,應由自己負責任來搞,不要統戰部過多地幫助。 民主黨派要有黨格,人要有人的精神生活。 幾天後,父親請徐柱成、楚安平和蕭前來家喫晚飯。這是父親自掏腰包的家宴。別看這三個人,均無官職,但父親把他們視為貴客,特意叫洪祕書事先把擬好的菜單拿過來過目,改了又改,掂量再三,並叮囑廚師一定要亮出看家本領。 父親在飯桌上,告訴這三個資深報人、編輯兼記者,中共極有可能恢復大公、文匯、光明的民營性質,把大公還給王雲生,將光明、文匯作為民主黨派報紙,交民盟去辦。 父親興高采烈地說,社會主義建設是要靠知識分子的,現在知識分子有些牢騷,文匯報要好好地搞搞百家爭鳴,光明日報今後也要改組,這兩張報紙在新聞界放出一朵花來。 又說,非黨報紙應該有自己的見解,在國際方面,要多登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新聞,在國內方面,也不要和黨報一樣,父親的這番話,給了徐柱成極深的印象,肖錢對滿桌的飯菜讚不絕口,而褚安平則向徐柱成詳細詢問了文匯報編輯部的組織情況, 外派了多少記者,還打聽了上海關於電影的討論情況,徐柱成一一作答,黃酒一談,佳餚幾位,胡愁交錯,本為聯絡感情,疏通關係。他們之間,似乎不用聯絡與疏通,彼此就很融洽了。 與此同時,似乎每一個人都窺探到共產黨辦報政策的鬆動,以及為中國高級知識分子展開的動人圖景,大家無不為此而興奮。 我家的規矩是,大人請客,小孩不上席。透過玻璃窗,我看見了這三位貴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是褚安平。他面白,身修,美風宜。記得一個上海資本家的大小姐曾告訴過我,無論男女,如果其側影很好看,那她就是個真正的美人。 褚安平的側影,很美。 泛蔽小氣之後,客人告辭,大家漫步庭院曲徑。入夜時分,暑氣全消,微風解運,又送來花的芬芳。 消遣徐柱成走在前,父親與褚安平行於後。父親輕聲對褚安平說,老褚啊,我向你透露一個消息,如果請你來辦《光明日報》,能從九三過來嗎?這個時候,褚安平的工作關係,在九三學社。 難以置信的褚安平正著。夜色裡的炯炯眼神,如荒漠中的流星閃爍。這一刻,兩張落葉偶爾吹在了一起,而這一刻,也悄然開始了褚安平的人生厄運。 1957年1月22日,民盟中央在父親和羅隆基的主持下,接辦原屬於民盟北京市委編印的《爭民月刊》,並將其學術性爭民刊物改成政治性刊物,實施他們以言論政的半刊方針。 不久,在民盟的中常委人選增補會議上,父親提議,褚安平接替胡玉芝任《光明日報》總編輯,提議千家駒擔任民盟中央爭民刊物的總編輯。上海文匯報副刊,經與羅隆基商議,決定由羅隆基負責,徐柱成出任總編輯。 會後,父親高興地對別人講:「以後啊,我要多管點《光明日報》了。」 一天下午,我放學回家,到父親書房去問候他,只見紫檀雕花書桌上放著一冊黃色封面的新書,書名是《新疆旅行記》。 打開飛頁,上面用鋼筆寫著:「伯鈞先生指證,落款是褚安平。」 我問:「褚安平到底是個什麼人呢?是個作家,還是個辦報紙的?」 父親說:「應該說,兩個身份他都有,但他的出名主要是因為他辦的一本叫《觀察》的雜誌。 我家裡訂閱和贈送的雜誌極多,其中的一本叫《新觀察》,卻不知還有個《觀察》。」 遂問父親:「《觀察》是什麼?」 「哈,我帶你去看《觀察》。」父親一邊領著我去南書房,一邊說:「這是解放前兩三年,在國統區出盡風頭的一個政論性刊物, 因為他是純民營的,所以保持著超黨派的立場,有一種在野論政的特色。 在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條件下,褚安平能以批評政府為業,為言論界開闢出一條道路,是非常不易的。 說他是中國自由思想的代表,毫不過分,這也是我最看重的地方。」 南書房是父親藏書的一長排南房,這裡的書架頂天立地,其中的一間房內藏有幾乎全部的民國期刊。 父親爬上為專門拿取頂層圖書而做的木梯,從許許多多的老舊期刊裡取出一摞《觀察》遞給我。 你拿去讀吧。 從藏書房出來,父親拍著身上的灰塵說:「褚安平是上海光華大學畢業的,我原以為他是羅隆基的學生,今天才知道張東孫教過他,而魯生在光華教書的時候,他已不在學校了。 他去英國留學,還是張道帆指示江蘇教育廳給予的資助。後來,張道帆又繼續資助過他。 我大為詫異道:「在學校讀魯迅的文章,老師告訴我們張道帆是壞蛋,反動透頂,他還破壞徐悲鴻的家庭生活呢。」 父親笑了說:「哼,千萬不要人家說什麼,你就信什麼。」 這其中包括老師講的和報上登的,我特愛父親,也特聽他的。 父親又說:「你知道嗎,褚安平還是個美男子呢。」 真的,我記起從玻璃窗看到的那個側影,說到男人的相貌,父親的興致挺高。 他說:「共產黨裡面有三個美男子,如周恩來,國民黨裡有三個美男子,如汪精衛,民主黨派也有三個,如黃其翔,褚安平也是其中之一。」 爸爸,在這九個人裡面,誰最漂亮啊? 當然是汪兆明瞭,我們的安徽老鄉胡適自己就講過,一定要嫁他。 那汪精衛漂亮在哪兒呢? 在眼睛,他的眼睛不僅漂亮,而且有俠氣。 這個結論不是我下的,是個新派詩人說的。 我看呢,褚安平的眼睛也有俠氣。 我又問:「爸爸,那褚安平自己願意到光明日報嗎?」 父親答:「光明日報很有吸引力,況且九三帶老褚並不怎麼好,所以是願意來的。」 聽到這個調動啊,他很不平靜,但又有顧慮,怕搞不好。 我告訴他,調動不是出於某個人的意向, 因為人選雖由名盟的主席、副主席提議,但都要經過統戰部點頭。 像報社總編輯這樣的職務,還要通過中宣部。 至於顧慮,無論來自業務工作還是來自人事關係,都是可以慢慢消除的。 我和名盟中央其他同志一定支持他。 如果他認為需要的話,我想還可以把空了請回到光明協助工作。 晚上,我仔細品讀觀察,這本雜誌的封面是再簡單不過的, 幾乎就是一張白紙,素面朝天,可它的撰稿人無不赫赫有名。 從胡適到邵焉祥,中國當代文化才俊被主辦者楚安平網羅殆盡。 政治、經濟、哲學、宗教、法律、文學、社會學等諸多學科均進入他的視野。 對國家出路、朝野風雲、國際動向、社會事件、思想活動、生活就業等一系列現實問題, 他都以知識分子一顆自由的心靈做了觀察與回答。 父親走到我的書桌旁,見我翻閱觀察,非常高興地說, 那個時期與政治生活相關的事件,觀察都有報導和思考。 所以,只要是關心國家公共生活的人,都愛看這個雜誌。 誰要查閱和研究那段歷史,我看,楚安平的觀察是必讀之物了。 現在,不要說是個人,就是機關單位主辦的雜誌也難以做到。 單憑這一點,你便不得不佩服楚安平。 頓時,楚安平在我心中,成了和極富才氣的羅隆基對等的人物。 我不由地追問父親,白天,你和楚安平還說了些什麼? 父親說,他們會晤的時間不算短,老楚的話少,他的話多。 自己主要是詳細講述了在四十年代創辦農工黨機關刊物中華論壇時的體會, 覺得當總編輯有兩個好處,一是可以網絡人才,二是可以肩負起政治責任。 別看父親沒有直接辦報,其實他和楚安平一樣,對辦報辦刊也懷有一股持久的熱情。 我記得1956至57年那段時間,父親在中國農工民主黨也在改進宣傳工作, 主張內部辦政治通報,主張恢復解放前的雜誌中華論壇, 還要把半月刊的前進報改為巡刊,再由巡刊改為週刊,將來再進一步改為報紙。 父親說,從今後的發展趨勢看,每個民主黨派都要辦一張報紙。 遺憾的是,農工不像民盟有這方面的高級人才,所以因人手其缺而遲遲沒有行動。 2月27日,毛澤東在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會議上,做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 講話強調的,就是要堅決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 老人家的英明睿智,幽默風趣,溫熱了知識分子因一連串的政治運動而灰冷的心, 也扭轉了民主黨派當於建國後壽終正寢的看法。 父親興奮異常,立即在民盟以個人的身份傳達了毛澤東的講話,民盟印發了講話記錄稿。 楚安平看到父親在民盟的傳達稿,也異常興奮,立即建議九三學社中央轉發。 春色滿園,花盛景,黃梨之間好枝體。 中國所有的知識分子都和張楚二人一樣,他們的內心渴望著一種承擔的機會。 這種承擔既是個人對社會的責任,也是一種自我證實的需要。 而毛澤東的講話則極大的激發了他們的渴望和需要。 不久,父親約了薩空了與楚安平做了一次談話。 這次,楚安平大概是有了接受光明的打算,便坦言辦報的種種顧慮。 既然歸屬於民主黨派的《光明日報》需要放的辦報方針,那麼放到什麼程度呢? 大知識分子有意見的話,要不要講出來?要他們說真話,還是說假話? 如果報紙還仍舊停留在擁護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口號上,發表這樣的文章,有誰看? 這些顧慮,不僅是總編輯面臨的大問題,也是一個社長應該考慮的。 所以,父親和楚安平都一致主張,要向統戰部討個明確意見。 於是,既是中共黨員,也是民盟成員的薩空了,很快把問題彙報上去。 時任統戰部副部長的俞亦夫,在3月26日專門寫了書面彙報,把張楚談話內容報告給負責新聞宣傳工作和統戰工作的胡喬木、周陽、李維漢及徐彬。 據說,胡喬木一直很欣賞楚安平的才幹,竭力主張由他出任光明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