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我曾經擁有過一切，但卻也放棄了一切

公元1910年10月28號,一個寒氣逼人的凌晨, 一輛四輪馬車悄悄地駛出了亞斯亞納·波良納莊園。 車上有兩位乘客,一位是82歲高齡的獵夫託爾斯泰, 另一位是他的朋友,家庭醫生馬克維茨基。 是的,這一天,著名的文豪託爾斯泰離開了自己的家中, 並且給他的妻子索菲亞寫了一封信, 信上說:「我的出走會使你傷心,我為此感到遺憾, 但請你理解我,相信我,我沒有別的辦法, 我在家的處境已經變得或者說就是令人無法忍受的。 除了其他種種原因,我不能繼續生活在曾經生活過的奢侈的環境裡, 我現在所做的,是我在這個歲數的老年人通常所做的, 那就是離開城市生活,在孤獨寧靜中度過一生。」 他為什麼要離家出走,這麼固執的, 但是卻在80多歲高齡和體弱多病的情況下走成呢? 也許,我們還要回溯他的人生經歷, 從他的生命,從他的人生當中,找到這個悲劇的答案。 我的名字叫做列夫·尼古拉耶維奇·託爾斯臺, 公元1828年9月9號,我出生於俄國的一個貴族家庭。 是的,你沒有聽錯,就是貴族家庭, 而且我們那個時代是農奴制, 在農奴制的俄國,貴族或者地主鞭打窮人或者農民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我父親或者母親,甚至是我小時候都認為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但是那些奴隸的慘叫聲, 在我小時候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也令我終身難忘。 在我11歲的時候,我注意到一個過去沒有注意到的現象, 就是很多農民和僕人他們從早到晚辛勤勞動, 他們盡心盡力地伺候我還有我的家人, 但不管他們怎麼努力,他們和他們的孩子卻衣衫藍綠,挨凍受餓, 有的時候還要捱打受罵。 我那個時候就把他們的生活跟我自己的生活簡單對比了一下, 我覺得太不公平了。 但我也無能為力, 在我12歲那年,我所在的土拉省發生了旱災, 有很多農民和窮人活活餓死, 我們家裡賣掉了一部分田產,為農民和窮人買了糧食, 讓他們渡過了災害。 我看著他們感激的神情,我突然在想, 善良跟愛是不是纔是我們真正應該擁有的東西? 但是這種善良跟愛的種子卻植根於一片汙染的土地和土壤中, 在我非常年輕的時候,我也沒有辦法去傳播它們。 所以我稍大一點我就不免沾染上了 我們當時貴族社會常見的一些不良道德習性。 唉,我酗酒,賭博,我放蕩, 我還跟其他女人鬼混,我不務正業, 我甚至在十幾歲的時候就經常逛妓院, 現在想來,我確實懺悔, 我也需要嚴厲地批評我自己, 但是在當時我確實這麼做了。 我曾在我寫的懺悔錄裡說道, 沒有人給我灌輸過任何道德觀念,絕對沒有。 我周圍的人全是大人,他們抽煙,喝酒,淫亂,打人, 還要被打的人伺候。 我那個時候也做了許多的壞事, 我本不願意做,只是為了模仿大人。 我一心一意想成為一個好人,但我年幼無知, 我準備一吐衷去說出心中的願望, 表明自己想做一個有道德的人的時候, 總是遭到侵蝕和嘲笑, 但是我只要自暴自棄,我就受到他人的讚揚和鼓勵。 唉,所以就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從小種下的善良跟有愛的種子在青年時期雖然也能生長, 但是遭到環境的摧殘沒有開花結果。 一直到我三十多歲,我仍然對美酒,佳餚,賭博這種嗜好戒不掉。 我近三十歲的時候,我還幹了一件荒唐事, 公元1858年的春天,我愛上了一個美麗活潑的農村少婦巴茲金娜, 但是她有丈夫,所以這幾個月當中, 我們兩個久情浮發,偶爾就祕密的幽會, 我還跟她有了一個私生子。 我之後想起,特別的後悔, 我就把這件事情記在了我的日記裡。 公元1844年,我上了大學, 但是隻上了兩年半,我就沒上了, 我回到了祖傳的農莊亞斯雅納波良納, 那個時候我分到了1470噩夢的土地, 還有大約330名農奴, 我又在薩馬拉省有了一大筆地產, 我是前托拉省省長的孫子, 我也有伯爵的頭銜, 而如今又成了年輕的大地主, 所以年輕的我就上了兩年半的大學, 但是我越來越覺得自己身上的這一份財富和權力讓我不安心, 我想去考法學學士學位,然後沒有成功, 我想著為農民做點事情, 我開始為那些農民的孩子們辦學校, 但是不久之後,迫於各種壓力就關閉了, 我當了一個一級路士,只不過是掛名的, 後來我又去高加索參軍將近五年半, 我才幹得頗有聲色,還被人稱為戰鬥英雄, 那段時間,我對文學的愛好也慢慢地成長, 我寫了中篇小說《童年、少年和青年》震動了俄羅斯文壇, 也就是從那一刻開始,我步入了俄國著名作家之列, 後來我又寫出了《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 以及《復活》這三個作品, 這三個作品也登上了歐洲也是世界批判現實主義的頂峯, 但是我那個時候並不知道, 後來我想開開眼界,長長見識, 1856年11月,那個時候我退伍剛好兩個月, 我就從莫斯科出發,經過華沙、柏林, 再到巴黎,再到日內瓦, 也就是在這段旅遊當中, 我的善良、愛心還有正義感被徹底激發出來, 我在巴黎看到了用斷頭機斬首的場面, 讓我覺得特別地震驚, 所以我那個時候寫信跟我的文友鮑特金說, 我看到的只是卑鄙、齷齪和醜惡, 從今天開始我不但永遠不去看行刑的場面, 而且也絕不在任何地方為任何政府效力, 這也是我今後呼籲廢除死刑的第一聲。 1856年10月, 中國水師為了捉拿海盜而登上了一艘叫做亞羅的快艇, 船主人是中國人, 但他為了走私方便就僱用了一個英國人當船長, 英國人認為中國政府無權在英國船上抓人, 於是以此為藉口英國軍艦向廣州炮擊, 導致了第二次鴉片戰爭。 而我在那個時候遇到了一個英國老頭, 他就大張旗鼓地為英國政府和軍隊的侵略行為做辯護, 我不同意,侵略就是侵略, 有什麼好辯護的? 所以我因為這件事情跟他大吵一場, 後來我繼續旅行, 到了瑞士小城劉森, 我看到一個流浪歌手在一個富人們下榻的旅館門前彈琴唱歌, 半個小時後流浪歌手摘下帽子向四周的人討一點飯錢, 但是不管他怎麼乞討, 那麼多富人竟然沒有一個人給他任何東西, 甚至還有的人嘲笑他, 踢他的帽子, 那個歌手失望地離開了, 我趕緊追上那個歌手邀請他到飯店, 我們一起吃美酒佳餚, 但是我請歌手就座的時候, 在那個飯店裡吃飯的其他富人們不讓我們兩個吃飯, 看我們不走,那幾個富人紛紛離開, 他們表示不與窮人為伍, 餐廳裡的侍者也開始譏笑我們, 覺得給我們服務非常丟臉, 我那個時候特別生氣, 我把輕視窮人和只知道伺候富人奴性十足的侍者大罵了一頓, 也正是因為這個事情我寫了一篇短篇小說叫做《劉森》, 之後我就回國了, 我回國之後看到周圍的農民生活特別貧困, 我更加艱辛一點, 農奴制就是罪惡的, 所以我要廢除農奴制, 但是不能光想,得做, 那段時間我開始起草一個解放農奴的方案, 其中的內容就是在一定的期限當中取消勞役和其他姚役, 農民每一年對其所耕的土地每畝只交五盧布, 期滿之後土地轉歸農民所有, 我那段時間就繼續的完善我寫的這個方案, 但是由於農民對地主不是很信任, 以及當時的大環境氣候還未形成等原因, 許多農民和家僕他們不願解放, 他們不要我的自由, 看到這種景象我也只能長嘆一口氣, 那個時候我三十多歲, 我想著如果這件事情做不成, 那我就要做另外的事情, 就是恢復學校, 我在四十年代末曾經開辦過的學校, 因為各種原因沒有實行, 現在我想重新著手, 我先利用亞斯雅納、波良納的幾間房子作為教室和辦公室, 我辦起了一所農民子弟學校, 免費招收農民子女入學, 我讓那些兒童們學習各種文化還有科學知識, 我對他們寫的作文特別重視, 孩子們進步很快, 有少數學生寫的作文甚至可以拿到雜誌上去發表, 我特別開心, 多年之後我寫了二十三個故事, 這個小說的內容大部分都是以那些農民的孩子所寫的故事為藍本, 後來為了看望在國外生重病的大哥和進一步考察研究教育, 公元1860年7月, 我再次出國, 我見到了我敬愛的大哥, 只可惜大哥不久之後就病逝了, 我會見了一些英國的名人, 還帶回了一個德國青年, 因為那個青年願意當我家裡農村學校的老師, 公元1862年, 我遇到了十八歲的索菲亞, 我跟她結婚, 索菲亞是沙皇御醫的女兒, 她天真無邪單純, 但是我想到我自己曾經做了那麼多不堪的事情, 我覺得特別羞愧, 所以我把自己之前寫的日記全部拿了出來給她看, 那裡面記錄了我年輕時期做過的所有事情, 比如賭博,酗酒,打架, 還有跟其他少婦偷情等等等等, 幸運的是她接納了我, 之後的十年時光, 我過得不錯, 有我的妻子幫我管理莊園, 學校裡的孩子們也在努力學習, 我也可以把我的時間用於文學作品的精雕細刻, 安娜·卡列妮娜就是這段時間寫成的, 在我新婚之後, 革命形勢逐漸轉入低潮, 我突然想問自己一個問題, 什麼是戰爭, 什麼是和平, 所以從1863年開始, 我用六年的時間又寫出了一部書, 這部書的名字叫作《戰爭與和平》, 公元1872年, 那個時候我44歲, 薩馬拉省發生了飢荒, 我在莫斯科新聞上面發表公開信, 我向社會披露了災區的可怕情景, 為此, 我還專門對一些村子做了調查和訪問, 我在公開信中向社會各階層發出呼籲, 我呼籲大家救濟災民, 我跟我的夫人也參加到救災的工作當中, 我自己呢, 捐錢,捐穀物,捐時間, 反正能做的, 我什麼都做了。 在七十至八十年代交心的革命形勢, 以及全國大饑荒的影響之下, 我的思想徹底完成了轉變, 我轉到了宗法制農民的立場上, 我也寫出了一部作品, 叫作《懺悔錄》, 我在這本書當中詳細地描述了我曾經的貴族生活, 我也描述了我自己內心的糾結, 以及思想轉變的過程。 從寫完《懺悔錄》開始, 我覺得我的人生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我開始厭棄自己以及周圍的貴族生活, 在莫斯科的生活當中, 我開始深入地瞭解莫斯科和它的人民, 我走在路上, 我能夠看到很多從外省到莫斯科找工作的人, 他們一不避體,忍氣挨餓,動得發抖, 他們大多都是農民, 有一些婦女還帶著啼哭不已的嬰幼兒, 因為沒有飯吃所以哭, 他們工作不好找,沒有錢, 這些人就只能陷入走投無路的悲慘境地, 他們有的人等到半晚午時, 客棧開放之後讓他們到大廳過夜, 還有的人甚至希望警察把他們抓到監獄或者押解回鄉, 因為他們既沒有吃飯的錢也沒有回家的錢, 我看到這些可憐的人彼此擠在一張張又窄又爛又髒的牀上, 男女混雜在一起, 還有很多帶小孩的女人也和陌生人睡在一起, 我更心動的是, 我還看到一個15歲的女孩為了生活所迫做了妓女, 一個30歲的洗衣服因為飢餓和勞累而死在勒查諾福求集院, 還有人告訴我有好幾個80歲的老婦人為了一口飯吃, 還得幹他們力所不及的勞動, 那些官僚地主卻對此不聞不問, 我後來參觀一家水晶玻璃廠, 我看到廠內的童工繁重勞動, 我瞭解之後才發現這些都是10歲的女孩子, 她們從夜裡12點一直站著工作, 直到白天的12點, 她們瘦骨嶙峋, 十分可憐, 我目睹這些窮苦的人們, 我想做些什麼, 所以我把身上帶的錢分給她們, 但杯水車薪, 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成千上萬雙可盼救濟的眼睛望著我, 但我一個人的能力怎麼能解救她們於水深火熱之中呢? 我有渠道, 所以我向統治階級發出呼籲, 我希望她們自願停止剝削壓迫人民大眾, 讓人民大眾過上溫飽的生活, 但是她們不同意, 是, 這終究只是我一種善良的願望罷了, 所以我把這些可怕的悲慘的情景寫進了我的文章當中, 這篇文章叫做 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 我從救濟院和貧民窟出來之後, 我把我的所見所聞講給一個朋友聽, 朋友聽完卻哈哈大笑對我說, 這種貧民窟就是一個城市最自然的風景, 在倫敦情況比這只會更糟, 我聽完他的解釋之後怒從心起, 我大聲反駁, 反駁著反駁著, 我哭了出來, 這個時候我的妻子出來, 她過來勸我, 她說她人不幸, 與你無關, 但是窮人的苦難生活正是包括我在內富人的奢侈生活造成的, 我過去享受的所有奢侈, 所有愉快, 到了今天都成了一種對我的折磨, 我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 不能再這樣生活下去, 永遠不能, 所以我放棄了伯爵的稱號與地位, 我不讓農民叫我伯爵跟老爺, 我所有事情都親力親為, 壓水, 運水, 鋸木頭, 劈柴, 生爐子, 我還到作坊去跟鞋匠學做鞋, 想學一份能夠真正養活自己的手藝, 我這麼做, 我也讓我的孩子們這麼做, 我提醒參加舞會的女兒快點去外面, 因為外面有年老的馬車夫在零下25度等你, 一直等到凌晨四點鐘, 我的大兒子大學畢業取得學位之後, 他想要選擇職業徵求我的意見, 我建議他去給一個農民當工人從最底層開始做起, 我嚴厲要求我的孩子們不能呼嚕使壁, 只能請他們幫助做事, 而且要平等對待他們, 要尊重他們, 也正因如此, 一位在我家裡住了二十幾年的僕人曾寫信感慨說, 我從童年起就住在伯爵家中, 直到現在我都愛他, 他就像我的父親一樣。 公元1891年, 那個時候我63歲, 在俄國中部發生了更大的饑荒, 我跟我的兩個女兒立刻參加了震災工作, 我們辦了18個市州站, 我連續發表了《論饑荒和可怕的問題》等一系列文章, 我盡我所能辦了246個食堂用來救濟災民, 除此之外還有124個兒童食堂, 當時很多人問我說,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回答, 地主和商人們為災民捐贈財物, 是對自己在人民面前幹壞事所進行的贖罪, 我覺得這種贖罪也包括我自己。 1900年, 在中國爆發了義和團運動, 我針對帝國主義對義和團的鎮壓寫了《不許殺人》一文, 我怒斥八國聯軍在中國進行的那種不正義的、 殘酷的、 違反和平宗旨的大屠殺。 第二年, 我有讀到一篇文章, 把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侵略說成是執行教化使命的文章, 我看了之後大怒, 我立刻批判說, 這些人在中國就是一夥強盜, 當他們鎮壓起義時, 他們同餓死抗拒的受難者的強盜完全一樣, 光是寫文章還不夠。 公元1905年和1906年, 我分別給中國留學生張慶同和中國學者孤鴻鳴寫信, 表達了對中國人民的尊敬和表示對遭受歐洲國家侵略的中國懷有深切的同情。 在那段時間當中, 我還研究了大量的中國文化, 我翻譯了老子的《道德經》, 寫了論孔子的著作和論大學等論文。 我曾經感慨, 世界上對我影響最深的作家和思想家當中, 孔子和孟子佔有很大的一部分, 而老子則是佔了巨大的一部分。 也正因如此, 我這段時間的所作所為讓我的妻子特別不理解, 她從不理解變為怨恨, 後來又發展成仇視。 我們夫妻倆當然也恩愛地活了很多年, 她也為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做出了很多貢獻和讓步, 我要放棄財產分給農民, 索菲亞不許, 我只能把它交給妻子和子女。 我想寫政論作品批評時政, 但索菲亞也不許, 她只希望我寫小說。 我自己深入平民生活, 我要求子女也深入平民生活, 索菲亞還是不許。 我想要放棄全部的版權, 把版權交給公眾人民, 但是她卻覺得自己跟子女應該繼承我的版權, 也就是在這種家庭生活社會的三重摺磨之下, 我覺得我自己就像是一個寄生蟲一樣痛苦多年, 我最終下定決心離家出走, 就像是我視頻開頭說的那樣, 我帶著我的醫生離開了我的家, 但我那個時候已經82歲了, 我哪裡經得起旅途的折騰, 我的心情又憂慮焦急, 也不願意麻煩別人, 我出門之後坐的也是三等車廂, 以便與工人農民交往, 不出意外, 在路上我受風寒病倒了, 沒辦法, 我只能在途中一個叫做阿斯塔波沃的小站下車, 公元1910年11月6號, 我看到, 死神已經在向我招手了, 我掙扎著, 我看向身邊的人, 有我的醫生, 有護士, 他們都在守著我, 我突然大怒, 我說, 世界上除了列夫託爾斯泰還有許多別的人, 而你們這麼多人, 卻只照顧一個列夫託爾斯泰, 公元1910年11月7日早上6點左右, 我離開了世界, 想念82歲, 我的一生就這麼結束了, 列夫託爾斯泰死後, 整個文明世界為之震動, 成千上萬的人趕來為他送行, 送行的隊伍又足足幾公里之長, 在那個嚴寒而又寧靜的早晨, 成千上萬的人唱著永垂不朽, 聲音格外沉重, 莊嚴, 按照託爾斯泰的遺囑, 他的墳墓十分簡樸, 沒有十字架, 沒有墓碑, 也沒有碑文, 在世界文學史上, 託爾斯泰是一座豐碑, 他出生貴族, 他是數千畝領地的領主, 他一輩子都不必為了生存而擔憂, 但他卻在文學上開拓了一片遼闊的精神家園, 從大學退學之後, 他就開始在自己的土地上實施濃濃改革, 改革失敗, 他開始寫作, 很快就名滿天下, 成了著名的作家, 等到《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發表之後, 託爾斯泰就已經成了文學史的高峯, 那個時候的他已經是享譽世界的作家, 又坐擁無數財產, 可謂名利雙收, 然而, 他卻覺得, 一個人, 不管你擁有再多的財產, 擁有再大的名聲, 在死亡面前, 其實都沒有意義, 因為你需要的, 只有那麼一點, 所以他放棄了, 他放棄了生活的享受, 去土地上勞動, 換取自己生活的需要, 他才慢慢地找到了屬於自己的平靜, 而如今, 託爾斯泰已經逝世110多年了, 這位老人給我們留下了眾多的文學作品和數不清的精神財富, 也許, 就算我們不去尋找, 光是沿著他給我們指明的路前進, 也足以我們走過自己的一生, 然而, 每個人的生命, 都只能自己去完成, 託爾斯泰能告訴我們的, 也不過就是在這唯一的生命歷程裏, 有些東西, 需要自己去尋找, 他在路上亮起了一盞燈, 每個途徑的人, 都會在這裏看到一些東西, 這盞燈的名字, 可能叫他的人生經歷, 可能叫做復活, 可能叫做戰爭與和平, 可能叫做懺悔路, 而我們呢, 我們順著這些燈的亮光, 繼續去做, 自己想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