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讀好書《蘇東坡傳》①｜一代大文豪、政治家、藝術家的傳奇人生

第七章 王安石變法 蘇氏兄弟在神宗西寧二年1069年到達京師 從那年起 中國則在政潮洶湧中捲入新社會的實驗裡 而此一政治波浪所引起的衝擊震盪不絕直到宋朝滅亡而後已 這是中國最後一次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實驗 絕不是第一次 在中國四千年的歷史上 有四次變法 結果都歸於慘敗 最成功的一次是法家商鞅的法西斯集權主義 因為商鞅的學說由秦始皇萬裏長城的鑄造人認真地實行出來 這個早期法西斯學說有二大特色 一為寵物 一為重農 但是這兩項仍是合而為一的 因為商鞅堅信有勤苦之農民乃有勇武之精兵 中產階級的商人貿易者應當立於質押 但是近人皆知 那個威力強大的軍事組織依照此一學說建立 隨後發展起來 且使秦國的專政之君統一了全中國 正當這樣的政治學說要應用於全中國之時 一個龐大無比的帝國真是出人意料 竟在數年之內崩潰了 另外有兩次激進的改革 一次是漢武帝時 一次是在王莽當政時 前一次是按照桑紅陽的國家資本財政論 雖然戰爭綿延 國庫賴以增富 但是終已幾乎招致叛亂而廢止 後一次則因王莽被推翻而新政一成泡影 所以 如今王安石變法成為第四次失敗 故不足為奇 但是 在此四次新的實驗之中 每一次都是由一個具有創新力的思想家的觀點出發 其人寧願把過去權於摒棄 憑其信念與決心全力以赴 王安石對商鞅極為欽佩 曾經寫過一首詩欲請大家對他當有正確的瞭解 此一事頗具重要意味 同時 我們必須注意 凡有極權主義提出來 不論古時或現代 基本上的呼聲都是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在歷史上 多少政治上的罪惡都是假借人民的名義而犯下的 現代的讀者自然不難明白 王安石是個怪人 思想人品都一呼尋常 學生時代很勤勉 除去語言學及糟糕之外 還算得上是個好學者 當然也是宋朝一個主要的詩人 不幸的是 徒有基督救世之心 而無圓通機制 處人治世之術 除去與他自己之外 與天下人無可以相處 毫無疑問 他又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者 倘若我們說理想主義者指的是不注意自己的飲食和儀表的人 王安石正好就是這等人 王安石的衣裳骯髒 虛發紛亂 儀表邋遢 他是以此等惡習為眾所周知的 蘇巡在《辯鑒論》那篇文章裡刻劃王安石說 衣沉魯之衣 食犬稚之食 又說他求守喪面而談詩說 王安石是否喜歡以這樣的特點一呼常人 我們無從知道 但是一個人把精力完全傾注在內在的思想上 自然會忽略了他的外表 這話倒不難相信 有一個故事流傳下來 說他從來不換他的長袍 一天 幾個朋友同他到一個寺院裡的澡堂會 在他由浴池出來之前 朋友們特意偷偷地留在外頭一件乾淨的長袍 用以測驗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經被換了 王安石洗完出來 把那件新袍子穿上 朋友動了手腳 他完全不知道 不管怎麼樣 他總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 又有一天 朋友們告訴王安石的胖太太 說她丈夫愛吃鹿肉絲 胖太太大感意外 她說我不相信 她向來不注意吃什麼 她怎麼會突然愛吃鹿肉絲了呢 你們怎麼會這樣想 大家說 在吃飯時她不吃別的盤子裡的菜 只把那盤鹿肉絲吃光了 所以我們才知道 太太問 你們把鹿肉絲擺在了什麼地方 大家說擺在她正前面 太太明白了 向眾人說 我告訴你們 明天你們把別的菜擺在她前面 看會怎麼樣 朋友們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調換了 把鹿肉絲放的離她最遠 大家留意她吃什麼 王安石開始吃靠近她的菜 桌子上照常擺了鹿肉 她竟然完全不知道 還有一個故事說 王安石在揚州太守幕府時徹夜讀書 那時的太守是韓奇 他後來做了宰相 王安石總是苦讀通宵 天降黎明之時纔在椅子中打盹 等睡醒時 已然晚了 來不及洗臉梳頭髮 便連忙跑到辦公室上班 韓奇一看他那副樣子 以為他徹夜縱情聲色 就想他勸導幾句 韓奇說 老弟 我勸你趁著年輕多用功念點書吧 秦朝疆域圖 地圖 現代 商鞅的變法為秦始皇最終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 不過這個過程是在殘酷壓榨民眾的條件下完成的 儘管秦始皇採取了種種鞏固統治的措施 希望能使秦朝千秋萬代綿延不休 但15年後才傳到第二個皇帝秦朝就滅亡了 王安石立在那兒為做分辨 在去職之時 他告訴朋友說韓奇不賞識他 後來王安石的學者名氣日大 韓奇對他的看法也有了改變 也願把他看作自己的屬下 王安石卻很惱怒 事情趕巧是 王安石在京師接受朝廷一項高位那一年 正好韓奇霸相 王安石既日記甚勤 竟寫了七十句冊 他曾有這樣批評韓奇的話 韓奇別無長處 唯面目交好爾 但是王安石這個怪人 除去邋遢的外表之外 尚有不止此者 在他得勢之前大約20年之中 他之所以使人談論者 是他屢次謝絕朝廷的提升 這倒很難相信 他之如此是純系沽名釣魚之意 因為從他21歲考中進士 到他46歲得勢 那是他壯年最活躍的時期 共25年 他一直謝絕任命 寧願在一個偏遠的省份當一小吏 那是人宗在位之時 國家太平 才俊之勢賢慧翠於京都 王安石月謝絕朝廷授予高位之意 他的聲譽越高 最後 朝廷上的官員皆急欲一睹此人的真面目 此事因為他除去以文章出名之外 他位居太守 志氣斐然 行政才幹之優堪稱能力 他建低住院 改革學校 創農民貸款法 把他的新社會理想實施了數下 政績確實不錯 也深得百姓愛戴 他對入朝為官的引誘一直視若無睹 直到任宗嘉又五年 1060年 朝廷任命他為三司督之判官 他才來到京市 很顯然的是 此人的興趣是在經濟財政方面 只有在這方面他才會對國家有最大的貢獻 後來他母親去世 他必須辭官守喪 但是甚至於守喪期滿 他又被召入朝之時 他又謝絕在京為官 寧願留在京裡 他這一段自己韜光養晦的歷程頗難理解 因為此人一定深信一旦時機到來 他必可為國家做大事 若說他壯年這段時期已經建立了他政治生涯的基礎 是合乎情理的說法 也許當時朝廷名臣眾儒之間的競爭 他覺得不能勝任 因為那時朝中有年高德少 學識淵博的文臣 如范仲淹 司馬光 歐陽修 曾功亮等人 這些人都會對睿毅的改革策略而是都深得人望 足以使抱有新見解的後起之輩無從發展 王安石是在坐以待施 但是從心理上看 恐怕另有一個理由 王安石那樣氣質的人 不管身居何處 總願自為首領 而在偏遠的外縣身為太守 仍不是小池塘中的大青蛙 他在京師擔任一項官職 那一段短短的時期曾和同僚爭吵不和 使世事錯亂失常 他想變動成規 照自己的想法辦事 吳歸和張芳萍都記得為他同僚或屬下之事 預示他極難與人合作 在任宗嘉幼五年 他來到京師時 識人都市之為奇彩 他已經寫過些好詩文 他有創見 也善於言談 老一輩的名宮巨星如傅弼和文雁伯對他頗有好評 甚至歐陽修也對他有好感 在他那古怪的儀表之下 暗藏著當時那些官員所不能窺測的才幹和品格 他這個奇特知識就曾與那些大員周旋 在能看穿王安石的品格 並認為他將會成為國家一大害的寥寥數人之中 有蘇勛和他的老友張芳萍 張芳萍曾與王安石為同僚 共同監督地方考試 將他俊俊之後便不再與他交往 他一定把早年與王安石共事的經驗告訴過蘇巡 於是二人對王安石極為厭惡 更因為他穿著習慣的矯柔造作不近人情而反感更深 歐陽修曾經把王安石介紹給蘇東坡的父親 而王安石也願意結識蘇氏父子 但是老蘇對他拒而不納 王安石母親去世時 在所有經邀請參加喪禮之人當中 只有蘇巡拒絕前往 並且寫了那篇著名的文章《辯鑒論》 這一篇後來成了歷代學生常讀的文章 在這篇文章裡 蘇巡開頭就說瞭解人的性格很難 甚至聰明人也常會受騙 只有冷靜的觀察者才能看透人的性格而預知他將來的發展 他引證古代的一個學者山劇員對王衍的預言 那時王衍僅僅是聰穎秀毅的書生 還引證名將郭子儀對魯起的預測 後來魯起對唐代的滅亡多少負有責任 魯起為人陰險而富有才幹 但其容貌極醜 郭子儀在接見魯起時必須把歌女舞姬等斥退 恐婦女被見其醜陋而受驚 或因一時癡笑而開罪於他 但是蘇巡說 當時若不是有昏庸之主 這兩個人還不足單獨有王國的才幹 現在一個具有魯起的陰險與醜陋兼有王衍的變才的人出現了 今有人口誦孔老之書 身履一騎之行 收兆好名之事 不得志之人 相與造作語言 私立名字 以為言冤 孟科復出 而因賊險狠 與人異去 此人一旦得勢 足以欺英明之王 為國家之大漢 膚面垢不忘喜 衣垢不忘患 此人知之情也 今也不然 衣沉鹵之衣 食犬織之食 求守喪面而談詩書 此豈情也哉 凡事之不盡人情者 先不為大奸特 蘇巡希望他的預言不應驗纔好 這樣他就可比為善用兵者 無赫赫之功的名將了 但是他說 使私人而不用也 則無言為過 而私人有不欲之歎 孰知其禍之至於此哉 不然天下被其禍 而無將禍之言之名 卑復 王安石的奇怪習慣是否狡猾造作 無法斷言 但每逢一個人對某一事做得過度 人總容易懷疑他是沽名釣譽 我們若是相信邵伯溫的記載 仁宗皇帝也曾有此懷疑 一天 大臣等蒙文受詔 盛開御宴 客人須在池塘中自己捕魚為食 在用膳之前 做成小球狀的魚餌擺在桌子上金盤子裡 王安石不喜歡釣魚 便將金盤子裡的魚餌吃光 第二天 皇帝對宰相說 王安石為偽君子 人也許誤食一粒魚餌 總不會有人在心不在焉之下把那些魚餌吃完的 由這個故事看來 可見為什麼仁宗不喜歡王安石了 在王安石的日記裡 他對仁宗也挑剔的特別刻苦 由後來的發展看 蘇巡的話沒說錯 但是不知何故 在世界各國 怪人 狂想家 精神分裂者總是相信邋遢臟亂纔是天才的標誌 而最能使自己獲有千秋萬歲名的辦法 就是拒絕正人君子般的裝束 還有一種怪想法就是 骯髒污穢就表示輕視物質環境 因此也就是精神崇高 於是合理的結論必然是天堂者惡臭燻人的天使集中處也 老蘇寫辯鑒論時 蘇東坡說他和弟弟子猶都認為責罵的太重 只有張芳平完全贊同 可是事過不久 蘇東坡的同代人就看到老蘇的所見太對了 那篇文章至今流傳 足以顯示蘇東坡老父的真摯著見 王安石接任三四度之判官不久 就企圖試探一下自己的政治基礎 當時仁宗在位 他就上書論政 長達萬言 在此萬言書中 陳明他對改革財政的基本原則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 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肺 他說自宋開國以來 政府急趕財力不足之苦 此皆因缺乏一良好之財政經濟政策 此等政策之所以未為人所想到 只因為無偉大而有利者謀其事 他說當時有其權位者卻無此大財 在全國之中 他亦不知何人具有此等才幹足以出任司職 他很巧妙地指出若從事基本改革 必使之與古聖先生之道相聯繫 要使庶民相信不背乎先王之道 他又說 在順乎古代傳統之時 切勿施先王之法 但僅施先王之意 政策無論如何不相同 但藉以人民之利益為依歸 總之 那是一篇結構謹言 文字老練的政論文章 論到政府的每一方面 財政 官制 教育無不在內 倘若王安石打算試探他的政治基礎 他會發現他的政治基礎還在鬆軟下陷 仁宗皇帝把他的《萬言之書》看完就置之高閣了 在隨後英宗皇帝短短的四年當政之中 王安石又蒙恩仗 但是他仍然慈謝不咎 歷史學家往往舉出的理由是 因為仁宗無子 仁宗駕崩後 他曾奏請勉勵英宗為帝 因此他心中感覺不安 王安石像 引字 圖說中國通史《黃河印碼》第十一頁 肖像畫 清 王安石 1021-1086 自建府 號半山 封京國公 世人又稱王金宮 北宋傑出的政治家 思想家 文學家 改革家 唐宋八大家之一 對於王安石推行的變法 歷史上的評價多有不同 列寧就認為它是中國十一世紀最偉大的改革家 這時 英宗之子後來繼位為神宗 王安石在那時才因寵得勢 現今正以王儲之身居於京都 神宗為太子時 韓唯為太子斯文舒適 而韓唯對王安石則極為佩服 韓唯常對朝政表示意見 每逢太子贊同那些意見 韓唯就說此非臣之意見乃王安石之意見 於是太子對王安石漸漸器重 希望將來要借重王安石的政治大才 在英宗治平四年 1067年 神宗年二十歲 即帝位 立即任王安石為江陵之輔 九月又將他著登漢陵之位 王安石與他的好友韓唯不斷聯繫 深信他的機會終於到來 他這次違背了以前的老習慣 聖命一到 立即敗壽了官職 但是延遲進京 七個月後才成行 神宗皇帝說 先王之時 王安石一向謝絕任命 不肯來京都 有人以為他貌似無禮 現在他仍然不來 稱病為藉口 是真有病在身 還是妓徒高位 這一時期 朝中有兩位元老重臣互相嫉恨 一為曾公諒 一為韓啟 韓啟在三朝擔當宰相與書密之職 已有權責太重之事 曾公諒在企圖動搖韓啟之時 希望拉王安石為有利的同黨 他向皇帝力保王安石真有宰相之才智 皇帝應當對他的話信而不疑 另一方面 大臣吳歸深知王安石之為人 他警告皇帝說 若是王安石得權 必致天下大亂 最後 在神宗西寧元年1068年 王安石已然深知皇帝對他的態度 乃自外地來京奉詔入朝 奉準越籍進言 不受朝議限制 皇帝問 朝政當務之急為何 王安石回奏道 以決定政策為要 皇帝又問 清以唐太宗為如何 陛下當以堯舜為法 故不僅唐太宗而已 堯舜之道衡之意甚異 後世儒臣並不真瞭解先王之道 認為堯舜之政 後世不可復見 皇帝聽了頗覺稱心 但謙謝道 清之所望於寡人者過奢 恐怕寡人無以服賢清之望 後來 王安石得到一次單獨召見的機會 別的官員已全退去 那是王安石的千載良機 皇帝說 坐下 我要和你長談 皇帝陛下開始問他為什麼過去兩個明君 其中一個是唐太宗 一定要獲得賢臣為相以輔佐朝政 皇帝提出的兩個賢相之一並非別個 正是諸葛亮 可以說是歷史上最賢能的宰相 王安石又是談話不離三千年前的堯舜之治這一題目 他說他願談堯舜的賢相 他說諸葛亮在高人心目之中無足多論 諸葛亮的政治才幹也不過是按部就班 循序漸進 以達到一個明確的目標 此種做法絕不適於像他這等急躁自信的財政經濟的鬼才 王安石接著說 陛下如今欲臨一個地大民多的國家 國家生平百年之久 全國才智之士如此之多 竟無賢德 才智之臣所陛下以為善政 其固恐在陛下無明確之政策與用人不專爾 今日雖有非常之才 亦如當年輔佐堯舜之賢臣 如受小人之阻撓亦必棄之而罷 皇帝道 每朝皆有小人 即使堯舜時代 尚有惡計昭彰的四兄 王安石道 誠如陛下所說 正因堯舜知道此次奸臣之劣跡而殺之 堯舜纔能有其成就 倘若此次奸臣再朝不去 仍乘其陰謀而妒嫌害能 賢良之臣亦必棄官而去 神宗聽了 頗為感動 他年房二十 像一般年輕人一樣 雄心萬丈 寄願國富兵強 他為人善良而公正 圓臉盤 五官端正 和祖宗長相相似 宋朝的皇帝 到神宗以後 才明白顯出了精力衰頹的樣子 王安石心想 年輕皇帝對遠大可欺目標的熱望終於點燃起來 自從那次密談之後 神宗皇帝就決定不惜赴湯蹈火 也要完成王安石的變法計劃 即便犧牲其他所有大臣也無不可 結果竟不幸而如此 不知為什麼緣故 每逢賢德的老臣漸漸反對王安石的心法之時 這位年輕皇帝的頭腦中便浮現出那四兄的影子來 在神宗西寧二年1069年 蘇氏兄弟回到京師之時 王安石被任為參之政事副宰相 隨後兩年之中 擔鑒穩重的老臣紛紛離朝 御史臺遭到傾訴排斥 既知身為建官的都是王安石的一群小人 王安石就職不久 就開始以大刀闊斧在政府各部門大事清除一己 抗爭之事此起彼落 整個官場鬧得烏煙瘴氣 賢德幹練深服眾望的大臣對王安石公開反對 這位年輕的皇帝反倒不明白究竟是何緣故 王安石想盡方法使皇帝覺得這場混亂紛爭是皇帝和膽敢反對皇帝的那批奸邪的大臣之間的殊死之戰 皇帝問道 為什麼會鬧得這麼人仰馬翻 為什麼所有的大臣 御史 全朝的讀書人都群起反對心法呢 王安石回奏說 陛下要知道陛下是要施法先王之道 為了事公不得不清除這些反對舊臣 在反動的舊臣與陛下之間的奪權之爭是不可免的 倘若他們獲勝 朝廷大權將落在他們之手 若陛下獲勝 朝廷的大權則仍將在陛下之手 那些自私的大臣全都是存心阻擋陛下行先王之道 就是因此才鬧出這一番紛亂 有年輕好甚至在國富兵強的皇帝在上 有對自己的財政經濟學說堅信不移的宰相在下 實行王安石激進的政治財政改革已經如箭在弦了 實行新政的動機是不容置疑的 宋朝成殘唐五代紛爭殺戮的五十年之後一直沒有強盛起來 而且西夏 契丹 後來成遼 今不斷侵略中國的邊境 中國與這些北方部落短期交戰之後 遂訂約延和 合約的條款對中國皇帝也是忍夠蒙羞的條款 因為那些藩邦雖然承認中國的皇帝 但那是中國皇帝按年賜與他們金銀綢緞換來的 每年付出的財勃要有十萬到二十五萬名 這自然使國庫財力大量外流 國內行政一向鬆弛懈踏 政府經費則捉襟見肘 王安石自命為財務奇才 能憑耍弄納稅 徵兵制度便可以給國庫籌集款項 我相信借在中國西北用武而恢復國威是王安石政策中打動軍心的要點 因為王安石當政時曾在西北由中國發動戰爭數次 其中有數次勝利 一次慘敗 為繼續作戰 皇帝需要金錢 為了籌款 國家財政制度必須改變 我們自不必懷疑立主新政者真純的動機 可是我們先看看那些財政經濟改革的嚴重後果吧 王安石到達京都不久 司馬光就和他在神宗面前爭論起來 這次爭論就總括了雙方基本的旗艦 這是國庫已到真正空虛的地步 到了春季的祭天大典 皇帝竟想免去賜予臣子的銀兩綢緞 這樣可以給皇家節省一筆錢 這件事引起司馬光和王安石之間的一次爭論 王安石認為國庫空虛完全為朝臣不知理財之道的結果 司馬光反駁他說 你之所謂財政只是在百姓身上多徵捐稅而已 王安石回答說不是 善於理財者能使國庫充裕而不增加捐稅 司馬光說多麼荒唐 總之一國有其固定量的財富 這筆財富不是在百姓手中便是在政府手中 不論你實行什麼政策或給此政策什麼名稱 你只是把百姓手中的錢拿過一部分交給政府罷了 皇帝有幾分持司馬光的說法 於是在隨後一兩個月內把新政暫行擱置 不必身為經濟學家 儘可放心 相信一國的財富方面的兩個重要因素只是生產與分配量不置物 要增加國家的財富 必須增加生產或是使分配更為得當 在王安石時代增加生產絕無可能 因為那時還沒有工業化的辦法 所以一個財政天才之所能為只有在分配方面 因為王安石基本上關心的是充裕國庫而增加國家財富的意思 也就是提高政府的稅收 王安石看得很清楚 富商與地主正以自由企業方式獲利 他不明白政府為什麼不應當把他們的利潤搶過來 而由政府自己經商自己獲利 那結論是可想像而知的 他用的名稱的確很夠新奇 他要用資本削減壟斷叫錢平 他要取之於富歸之於貧以求均富 他要阻止農民向地主高利貸款 在春耕期間由政府借款與農民 在收割後由農民歸還政府自然是仁善之舉 王安石能使皇帝深陷所有這些措施都是為了人民的利益 但是歷史上記載經過了一段醜除 王安石才決定實行借款與農民的措施 這理由是一個小利提出的 就是投資50萬兩白銀 每年政府可賺25萬名 因為一年兩收 則20%或30%的利息可以一年收兩次 我們無需把這些新政的細節詳語說明 總之新政是由神宗西寧二年1069年開始 大約八年之後鬧得天怒人怨 王安石本人和皇帝都十分心煩 二人彼此之間也不愉快 現在僅略數其大要餘後 世界上最早的紙幣膠子 紙幣1024年 膠子被認為是世界最早使用的紙幣 發行於北宋時期的成都 據清序通典識貨 記載膠子因為三年一借 其兆因始於宋代金屬貨幣不便於攜帶 到神宗時 膠子正式被官方承認 西寧初年將偽造膠子等同於偽造官方文書罪 最重要與最為人所熟知者共有九項為方便記 經歸納為三組 有三種國營企業 三種薪稅 三項管制人民的登記制度 三種國營企業是軍書法 國營貿易局 市議法 國營零售店管理局 以及利息二分時收三分 加上申請和登記費的輕描法 三項薪稅收是免疫前 商稅 所得稅 登記制度是把國民組織起來 編成十家為一組的徵兵單位保甲法 重新登記土地和馬匹 方田軍稅法與保馬法 大體說來 這些方案近乎現代的集體經濟政策 國營企業自神宗西寧二年1069年 以首先設立全國或省級的批發機構開始 深信政府有後利可圖 神宗皇帝撥了500萬名現款 300萬世道米作為由政府接收省級貿易的貨品和原料的經費 但是這套辦法立刻遇到了困難 當年2月 朝廷先創立制製三司條例司 赴研究條款之責並予以公佈 在條例司的官員之中就有蘇紫遊 蘇紫游上奏摺指出 朝廷若接收全國貿易 自由企業會立即癱瘓 只因各地的批發商人無力與官家競爭 政府與商人必將互相掣肘 而且他否認國庫會有利可圖 私人商業有相延已久的信用關係及其他辦法 政府經營時則無此種便利 必須先成立龐大機構以高薪僱用大批官員 並建築美輪美奐的官衙 結果不是從事以供與求為基礎的商業經營 而是是用金多寡來處理 按私人交情厚薄而分配利潤 照親疏遠見而訂立合同 此遊歷程 由於官僚作風的無能 官方無力壓低物價 只能以高價買入 遠比正常商人購貨實價僅高 所以自然失敗無疑 所謂官營的軍書法 以及政府批發生意 因此擱置了一年 從長計議 後來朝廷用一個新名稱提出一項修正計劃 批發與零售的分界不是一個呆板硬性的規定 主管大公營商店的是義務分設在大城市 如成都 廣州 杭州 為了這些貿易機構的發展 朝廷又由國庫撥出100萬名 由京都地方的貨幣中撥出87萬名 為成立這些機構所舉出的理由為 富商大股成公司至極 以擅清眾臉散之權 稍收輕重臉散之權 歸至公上 而至其有無 以便轉輸 省勞費 去種臉 寬農民 領導者是一個極為能幹的官員 他向政府所承報的利潤越厚 則上級認為他越敢臉 這個能幹的官員名叫呂嘉問 成了全國的是義務官 全權控制全國的小商人 經實施義務的規矩是 小貿易商必須做該機構的會員 可以把貨物與該處的資材聯合經營 或由官方出錢收買他們店鋪的存貨 商人若想歇業 可把存貨授予官價 也可用部分存貨作為抵押 向官方借錢半年付息一分或一年付兩分 非該處會員也可把貨物賣於官家 價格由官家規定 最後是 不論朝廷各部需用何等貨物 統由該處辦理 政府吸收小商家 為此一制度最弱的一點 而私人營業幾乎完全停頓 數年後 貿易和商業大為減少 按理論朝廷獲利甚大 而實際上朝廷稅收受損卻到了可驚的程度 皇帝在百姓心目中已經降低為與小民爭利的販夫走卒 皇帝知道後大為不悅 最後 施都市義務和商稅的醜聞傳到了皇帝耳朵裡 皇帝下令停止新法中最為人厭惡的幾項 但是變法中最為人所知道的是輕描法 直到今日每逢人談到王安石的變法時 心想到的是這一項 這一項措施影響到全國每一個村莊 也是引起朝中軒然大波的主要原因 這一項措施本身確實不錯 有些近似現代的農民銀行 王安石年輕做太守時 曾在春耕時貸款與農民收割時本利收回 他覺得這個辦法對老百姓確實有幫助 因為他認知地方政府能確保借款者確有其需要 一切由他親自調查 在陝西省官方一層試辦也頗為成功 而且由於這項辦法由陝西開始 當時稱輕描錢 所以農民借款仍叫輕描貸款 在年成好時 當局知道必然會豐收 就貸款與農人購買農具和麥苗 一經收割 官方就去收麥子以供軍需 且有利息可賺 據智智三司調利司所說 諸陸長平廣匯倉錢股略計貫時可及千五百萬以上 斂散未得其宜 故為利未博 金玉已建在胡豆 玉貴量減市價跳 玉建量增市價低 可通融轉運 私苗稅及錢湖就變轉移者亦許兌換 仍以建錢 依陝西輕描錢利 願御借者給之 隨稅輸納胡豆半為夏料半為秋料 內有請本色或那十架貴苑納錢者皆從其便 如遇災傷 須斬至次料豐熟日納 非為足以待凶荒之患 民既受待 則兼並之家不得成新陳 不皆以妖背稀 有長平 廣匯之物收藏機制 必帶免減物貴 然後出跳 所及者不過成事有首之人 金通一路有無 貴發賤斂 以廣蓄積 憑物價使農人猶以富時趨勢 而兼並不得成其己 凡此皆以為民 而公家無所利其辱 是一先王散會興利 以為庚廉補助之意 這項美麗 純正的計劃原本是為農民之利益而設 結果竟一變而為擾民 弄得農民家敗人亡 到底何以演變至此一地步 我們到後面再看 不過我們應當說明的是 這個新措施本來長平倉古法的延續 但後來漸漸把古法取而代之 由宋朝開國時 政府在各地一直保持此類古倉 用以穩定股價 豐年股建商農 政府則收買剩餘的稻穀 在千年時 正相反 稻穀支價高漲 官方則將稻穀拋售 用以平抑糧價 誠然 主管糧政的當局不見得行政效率能永遠很好 因為不少官吏股價低賤時 不見得願意收買 甚至在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長平倉公佈的數字顯示 官家一年內收購五十萬一千零四十八十股物 賣出為四十七萬一千一百五十七擔 現在倉領的財貨都已變為輕描貸款的本金 長平倉的正常公用自然終止了 輕描法的基本問題是 這種貸款必然會變成強迫貸款 王安石不容仁有異議 如今必須成功不可 他必須向神宗表示 此種貸款極為成功 深受農民歡迎 他不容許屬下放款鬆懈 他不能瞭解農民不需要此項貸款 每逢預備貸出的款項不能如數貸出時 他就暴跳如雷 他開始把辦理貸款成績好的官員提升 把他認為懈怠者處罰 每一個官員無不注意自己的成績 最關心的就是由報表上顯出好成績 此等對重管理競賽的刺激辦法 很像現代的推銷政府公債 主辦貸款的官員一直到自己若不能將款如數貸出 便會因阻礙變法的罪過行將革職或降職時 被王安石稱為能力的官員 便將款項開始在官方壓力之下強行分配 每家都得向官家借債 每一期三個月 每個人在一期得交付30%的利息 也有善良的官吏深知這種貸款對貧民危害之大 也知道若本利不能繳還 必難免牢獄之災 因此 依照朝廷的明文規定 正式向民眾宣佈此等貸款依據聖旨 純屬自願 心裡對會因阻撓變法而降級早有準備了 免疫法亦復如此 官方的本意與實時情形也是大相徑庭 但是這一項措施可以說是王安石變法中最好的一項 後來蘇東坡的蜀黨當權時 他一派中所有的人都打算把王安石的新法全域推翻 蘇東坡所支持新法中唯一的一種就是免疫法 在宋以前 中國實行徵兵制已經很久 王安石提出的就是老百姓要付稅以代替兵役 換言之 這條措施就是以墓兵組成常備軍代替徵兵制 不過 仔細研究一下免疫法的規定 其結論恐怕難逃政府借稅收以獄國庫的目的 至於使人民免於徵兵之利益 則已由實行保甲制度而歸為泡影 而保甲制度較之徵兵制則避害更多 免疫法慎重研討一年之後 條文終於公佈了 條文中規定凡過去免於徵兵之家仍需付免疫錢 例如寡婦家中無子女或只有獨子 或雖有子女而尚未成年者 尼姑與和尚道士都需納一種稅 名為助益錢 各地區在免疫配額之外 需多繳納20% 以供荒年百姓無力繳納時應用 由此種稅徵集的款項則從政府僱兵與僱用其他人員之用 正如蘇子遊在清苗貸款措施上所說 百姓將因拖欠而入獄而受鞭吃之苦 也正如司馬光當時所指出將來必然發生之情況 凡無現款已繳納下秋之免疫錢者 必被迫而出售食糧 殺其耕牛 罰其庶母 方可以繳納此項捐稅 再者 在前項徵兵法中 民家只不過輪流服役數年 而在新實行之免疫法中 常常須為免疫而年年繳稅 連不需服役之年亦須照常繳稅 中國古代戰事 國化 現代 宋代的募兵制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避免出現藩鎮割據的局面 同時 為了防止人民暴動在發生災荒的地方 盡力把災民招募為兵 然而募兵制大大加重了政府的負擔 而且應募的多是潑皮無賴 而災民衛兵又老弱無戰鬥力 這也讓宋朝成為了中國歷史上五倍最廢弛的朝代 免疫法以及新商稅與所得稅法必須看作是向民徵稅的一項新方法 而並非免於徵兵 因為人民在保甲法之下仍需接受徵調而接受軍事訓練 新商稅法是根據商人賬目向商人的利潤爭取捐稅 所得稅並非現代意義的所得稅 我之要在此稱之為所得稅是因為官方強迫人民登記其收入與財產 據此以作分配其他捐稅之用 此稅之所以向所得稅 就是人民必須報其收入與財產之所得 煞費心機去欺騙政府 在這項新政的爭論上 據說此項措施公佈之後 民家齒傳寸土 簡闊無遺 至雞屯亦變抄之 無疑不登記報官的 最後一項措施於神宗西寧七年 1074年歷時不久而廢 因王安石不久失勢之故 甚至在此項措施停止實施之前 蘇東坡稱其不合於法 在他治下地區拒於推行 王安石在免疫法中表明 旨在解除人民在徵兵法中之苦 結果保甲法證實了他是言不由衷 事實至為明顯 他的保甲法與免疫法是同時公佈的 在神宗西寧三年 1070年12月 朝廷用免疫法的法寶 一隻手從人民身上解除了徵兵的重擔 卻用另一隻手把那個重擔又放回人民身上 保甲是鄰居聯保制度 每十家為一寶 每五十家為一大寶 一寶中如有人窩藏賊犯 寶內各家要負連帶責任 如有謀殺 強姦等罪 寶中必須報告官府 每一大寶之壯丁必須組隊接受軍事訓練 一家有壯丁二人者抽其一 如超過二壯丁則一比例多抽 凡抽取者每五天犁田受訓 此五天相當於現金之一星期 一個月分為六節 家有壯丁者不必如古代徵兵制度下隻身赴外鄉 而是使軍隊深入村中 但是王安石善於宣傳 他知道給舊事物一個新名稱 此舊事物便不復存 所以徵兵制已廢 在集中登記管理人民之外 還有一種農民田地強迫登記 作為徵收薪稅的依據 以及另一種將政府的馬匹寄養在民家的制度 也就是方田均稅法及寶馬法 像所有集體制度一樣 王安石的新法是不放人民自由生活的 在妥為照顧人民的焦慮之下 這個新政權必須確知人民做些什麼有些什麼 也像其他集體制度一樣 這個新政權也認為缺少了特務人員是不能統治的 因而其特務制度在神宗西寧五年1072年成立 幸而蘇東坡已經離開京都了 這個新政權若不把御史臺相當於現代的報章雜誌界控制住 而以甘心效忠的同黨手下人填滿 也是無法發揮效能的 王安石也覺得有控制學者文人的思想觀念之必要 他像古代的王莽和現代的希特勒 他一遇到別人反對 則暴跳如雷 現代的精神病學家大概會把他列為患有妄想狂的人 顯出王安石的妄想狂性格 以及所有歷史學家和批評家共同認為的一個他不可饒恕的行為 倒不是他的政治社會的冒險改革 而是他自命為經典的唯一解釋人一世 他也像王莽那樣篡改古籍 所以王安石也寫他自己的《三經新義》 使之成為思想的官定標準 用以代替所有過去經典的名家書解 以一個學者而論 王安石還算不錯 但還不足以把鄭康成 馬榮 路德明等宏儒取而代之 他此種行為既是官權的濫用 又是對學術的侮辱 中國科舉考試一般都是以經書的一段為題 而應考者的發揮提議也要依據經書 這個王室新制度的建立 就是說國內的考生必須在每個提議上要研究並且吸收王安石所說的話 自為正直到 佛教色彩的儒學 一直到純肖志等字的語言 蘇東坡離開京都之後 一次在地方考試時間考 曾寫過一首詩 表示對考生試捲上所表現的思想觀念之呆板 雷同的厭惡感 王安石的《三經新義》也和他的語言學一樣 往往帶有佛教思想 新思想創見多 而學術根基淺 但是他卻相信 在解釋古籍的思想和政治觀念時 他只認為如何就必然如何 他的《三經新義》遭不可言 他死之後就完全為人所遺忘 而且也一本無存了 可是在他當權之時 則是科舉考生人人所必讀的經典 考生的意見如與宰相的見解小有出入 便因之落地而有餘 最為人所厭恨者是此 《三經新義》是在兩年之內倉促編成的 此書之正式開始編撰是在神宗西寧六年 1073年3月 由他的小兒子和一個政治走狗幫助之下編成 兩年後出版 這本急就章就定為儒家思想的標準書解 但每逢王安石對書解有所改變 為應天下考生之需 新版本立即出現 考生人人知道 他們的前途是權系於能否做這個修正本的應聲蟲而定 這裡不討論王安石學問如何 蘇東坡覺得實在難以容忍 因為蘇東坡的學問勝過他實在太多 不過現在也可以提一提王安石的自說 知荒唐可笑 簡直跟外星人一樣 在他的《三經新義》之外 在當時學人之中 大家最憤怒的事就是王安石所引起的討論自園學的怪風氣 他的自說 只是字的結構與來源的研究不是用比較方法 而是憑個人的幻想 王安石相信這是獨得之祕 是對學術上不朽的貢獻 至老年時有苦言不挫 成書25卷 自說分卷 王安石自為24卷 馬端林 文獻通考等作20卷編著 西方的學者會瞭解 一旦學者任憑想像力 縱情馳騁而不予以科學方法的限制 就是不用漢人的說經與清儒的譜學方法 那他寫25卷自說 真是易如反掌的事 若施用幻想 則這部幻想自說 一天可寫十部 像王安石這樣研究一個字構成的各種理由 為什麼一個字由某些偏旁組織起來就表示某種意義 那倒是容易而有趣 王安石的自說 有50條左右流傳下來 都是供茶與酒後的笑談 蘇東坡和王安石之間的許多笑話都是以此等字元學為關鍵的 蘇東坡使用反證論法 中文裡有一個九字是九鳥合成 顯然九字是表音 王安石不管語音學的道理 只想從意義上找點去談 一天 蘇東坡和他閒談時忽然問王安石 可是為什麼九字由九鳥二字合成呢 王安石語色 蘇東坡說 我能告訴你為什麼 詩經上有在桑 其子七夕 七隻小鳥加上父母兩個不是九個嗎 波字是由水加皮而成 皮此意偏旁表音 這個波字觸動了王安石豐富的想像 他說波者水之皮也 一天 蘇東坡遇見他 向他細學道 波若是水之皮 則華就是水之骨了 王安石違反中國字構成的基本原則 有時他割裂字根為二 再另與一個部首相接 像父字一例 真會使語言學家啼笑皆非的 有些中國後代的學者在西方集體主義的觀點上看 打算為王安石洗刷歷史上的污點 說他的觀念基本上符合現代的社會主義 打算這樣恢復他的名譽 在為王安石辯護的學者之中 中國現代一個偉大的學者梁啟超便是其一 主張王安石的社會主義觀念為是為非 自無不可 但是他那社會主義的政權必須憑其政績去判斷纔是 事實是 王安石使國家的壟斷 取私人的壟斷而代之 弄得小生意人失業 農人在無力付強迫的輕描貸款和利息之下 賣妻兒而逃亡 為他擔保的鄰居或與之共同逃亡或把財產點賣 縣鎮監獄有人滿之患 每一縣政府都有查封的抵押品和沒收的財產 法庭也送案充斥 朝廷這樣施政之下 即使沒有外族侵入 任何朝代也會滅亡的 在神宗西寧七年1074年 一道聖旨說商業停頓 百姓失業 過了兩年 另一道聖旨停止了輕描貸款 其中說很多百姓因無力歸還貸款而遭監禁鞭斥 在哲宗元幼五年1090年 已是二十年左右之後 蘇東坡在設法挽救鄉間的經濟破產 請求政府歸還沒收的財產 寬免貧民的欠債 他的奏摺中說 宋神宗像 宋神宗1048-1085明趙虛 北宋第六代皇帝 即位後對疲弱的政治深感不滿 而他素來都欣賞王安石的才幹 故命王安石推行變法振興北宋王朝 又稱西寧變法 但變法操之過急 不得其法 最終以失敗收場 不過新法還是維持了將近二十年 集納居收產業 除已有人成買交業外 並特給還 衛族者許帖納收贖仍不限年 四方聞之 莫不鼓舞歌詠 因為某等自失業以來 父母妻子離散 轉在溝渴 久無所歸 沉寂看祥 原初立法本為興致 事易以來 凡一時民間生財自養之道 一切受之功賞 小民既無他業 不免與官中首尾交固 以致共通物產 兆寶立憲 增加出息 奢待轉變以苟屈目前之計 極致限滿 不能填償 又禮儀重兮法 歲月已久 不欠予多 苛決兼顧 以逮欺奴 在實行新法的前幾年 王安石還能把慘況巧為掩飾 使神宗不明真相 堅稱他的土地政策頗獲農民支持 將一個極權政治渲染成民主政治 那種巧立名目令人覺得猶如今日一樣 那時也和現在一樣 人民對一個政權是否愛戴 只有在那個政權實施之後才能知道 皇帝誠心要明白真相 自己派人去查訪 但是太監和那些詭詐的調查官吏知道皇帝贊成變法 於是總是向皇帝報告百姓喜愛新政 說稅率一到 人民歡呼 若照預先佈置好的歡迎會的情況說 這話當然不錯 王安石在當政數年之後 可怕的情況終於在皇帝駕前泄露出來 是經由一個地位卑微的宮廷門吏的幾幅畫 皇帝才知道的 那個皇宮的門吏名叫鄭霞 他看見成群的農民從東北逃到京都 充塞在街道之上 他知道繪畫比文章力量更大 他心想畫幾幅災民圖呈獻給皇上 一幅難民圖上畫的是農民身上一半裸露 忍受著飢餓 在狂風暴雨使人無法睜眼之下 在陽關大道上掙扎跋涉 另一幅畫上是半裸的男女正在吃草根樹皮 還有別人帶著鐵鍊 扛著瓦磚新柴去賣了繳稅 皇帝一見掉下淚來 這次出奇的獻圖榮厚再續 既至已驚人的彗星出現和聖山崩現 神宗才廢止了多項王安石的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