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學《貞觀政要》筆談（十二）

帝王學 貞觀正要彼談 十二 貞觀正要的第二段,論述的是何為明君。其核心講的是兼聽則明的道理,通俗地說,就是要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再做決斷,不要偏聽偏信。這段話讓人想到了孔子教導的忠庸之道。 忠庸的核心含義就是過猶不及,也就是不能走極端,反忠庸是小人之道,會走向極端,走向末路和絕境。這個忠庸,其實就是道家陰陽平衡之理在人中的體現,被孔子視為人德的最高境界。也是人最難做到和最容易迷失的,因此人很容易走極端,失去智慧,無法明斷。 日本漢學家安剛正篤研究宋朝歷史,一針見血地指出,該朝文太過、武不足、偏聽文人的政見,導致政壇上文人的理論空談太過,偏離了務實的軌道,學派黨派爭論不休,人宗時看似平和繁榮,實則已經走向末路。 他說的現象其實就是因寬仁、柔、過度、正義、剛、不足、姑息養奸導致的、剛柔不能相繼,使得國家走向屈辱的末路。與唐朝太宗文治武功並駕齊驅,剛柔平衡剛好相反。何為明君?我們先來看看《貞觀正要》的第二段,以下是原文。 貞觀二年,太宗問魏徵曰:「何謂為明君暗君?」 太宗慎善其言。這段話很通俗,大意是說,貞觀二年,唐太宗問大臣魏徵說:「什麼叫作明君昏君?」 魏徵回答:「君主之所以聖明,是因為能夠監聽各方面的看法和意見,之所以會昏暗不明,是因為偏聽偏信。」 《詩經》說:「古人有言,要向割草砍柴的人徵詢意見,古希唐堯、虞順治理天下,廣開四方門路,廣開視聽,瞭解四面八方的情況,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因而聖明的君主能無所不知,恩責四方,所以像貢公,滾這樣的巧言令色或者有才無德的壞人不能矇蔽他,花言巧語也不能迷惑他。」 秦二世卻身居宮中,隔絕賢臣,疏遠百姓,偏信趙高,導天下大亂,百姓背叛,他還不知道?隋煬帝偏信虞世基,導各路反隋兵馬攻略程義時,他也是不知道?由此可見,君主只有通過多方面聽取和採納臣下的建議,才能使顯貴大臣不能蒙上陛下,一手遮天,那麼夏秦就一定能上達朝廷,為人君所知。 太宗對這番話十分讚賞,魏徵的論述十分清楚,讓太宗做到監聽,監聽則明,偏聽則暗。並舉出歷史上的聖明帝王堯舜二帝的正面範例以及秦朝、隋朝等反面例子來論證。這就是古人讀歷史的主要作用,可以得出各種人生教訓,而作為帝王,讀史得出的治國教訓和經驗,則更加重要。 它關係到整個國家和百姓的命運。魏徵的話雖然目的是要讓太宗瞭解民情國情,不被奸臣所害,但也符合了忠庸之理。 為君之道講德,這個德首先在第一段肯定太宗要仁愛百姓的道理,適時想到以百姓為先。作為帝王,守護好、照顧好自己的子民,這是第一個要責,也是帝王講德的出發點。但是第二段則告訴太宗不僅要仁愛,還要聖明,合在一起,就是仁義的善用,人中必須有正義相隨,才能剛柔相濟。 仁義之道出自周易,在《羣書至要收錄》的周易裡,有這樣一句話:「昔者聖人之作義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可見孔子一生講仁義,講的就是伏羲聖皇傳下來被周文王以周易的形式展現的陰陽平衡、剛柔相濟的道理,體現在人中的道理。 老子說的人法地,地法天也就更加明白了。人學的就是大地剛柔相濟的道理,而地學的,正是陰陽平衡的天道。這就是說孔子的忠庸從仁德出發,但是人中必有義相隨,纔不會走向極端。 偏聽偏信自然失衡。人,主要體現柔和寬大的一面,而義,則偏重剛正威武,不講情面的威嚴。所以,孔子那部《論語》開卷地學而第一就告誡後世儒生,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也就是說講信用雖然是仁德的體現,但必須合乎義理,才能去履行承諾。 這些道理在《論語》第一篇就寫得清清楚楚。可惜宋代不少學者,漸漸偏離孔子教導,流於各種理論的空談,類似今天的教育,各種學說和名詞不斷出現,重學術研究,忘記了務實的精神,也就是忘記了用仁義之理對照自己的行為,修正自己的言行了。 那時的文人,由於喜歡爭論不休,形成各種學派,反映在政壇上,就是黨派的形成和爭執。已經失去了唐太宗時儒生包容的大氣和剛正的大義。後世的儒生也因此漸漸偏離和迷失堯舜以來聖王留下的治國要道。德的涵義也就開始走向極端了。 宋朝因此一味地重文輕武,一味脫離義來講人,導致陽剛不足,對周邊外族的侵犯屢屢姑息,真的是姑息養奸,消極被動,飽受屈辱,教訓深刻。但是一味仰仗陽剛,宣武過度,則會變成暴政。同樣不可,所以孔子講涵養,君子要懂得分寸,不可過度,懂得忍的重要。 《中庸》記錄孔子原話講過猶不及。孔子在《中庸》裡講過這樣的話,子曰:「中庸其治已乎?」民先能久矣,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中庸它是最高的德行了吧?大家很少能守住它運用它,這樣的情況實在是太久了,這句話道明瞭孔子領悟的最高境界的德就是中庸。 但是孔子的這些領悟來自《易經》的研究,《為編三絕》這個成語,講的就是孔子對《易經》的研讀,到了翻斷逐減好多次的地步,年老了還在感嘆如果能活得長久一些,應該領悟到更深的內涵。 孔子一生只是負責講述和傳承先古聖王的德行教化,自己從不著書,對祖先非常恭敬謙虛,從不敢將整理好的《易經》、《詩經》、《尚書》、《春秋》等經書視為自己的東西,認為自己領悟的還不夠多,也就是教導後世弟子,學問從三皇五帝經由下商周得來的,切莫自立派別,標新立異,走向末路。 後世一些儒生出現的教條迂腐的現象正是偏離孔子教導的後果。這些不好的現象被中共利用來歪曲和攻擊傳統的教育。大家都不看原著,不知經典的真相,千萬莫把後世部分走向極端的不好的行為和思想扣到孔子的頭上,歪曲我們的祖先。 《中庸》裡頭還有一句孔子的話,對過猶不及的道理講得非常明白,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已,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已,賢者過之,不孝者不及也。」 這句話的大意是說,孔子說:「中庸之道不能實行的原因,我知道了,聰明的人自以為是,做事過了頭,愚蠢的人又能力不足,事事做不到位。中庸之道不能宣揚的原因,我知道了,賢能的人做得太過分,不孝的人又根本做不到。」 就是說,大家都走極端,達不到聖明的地步。要不太過分,要不做得不足。大家以為《中庸》是子思所寫,其實大部分記錄的都是孔子的話,乃孔子所傳。懂得運用這個道理,就能處事不敗,連管家,都會十分明智,孩子也就不會因溺愛過度而變成不肖子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