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中國》費孝通（邊聽邊看） P3 - 02《鄉土中國》文字下鄉

文字下鄉,鄉下人在城裡人眼睛裡是魚的。我們當然記得不少提倡鄉村工作的朋友們,把魚和病貧連接起來,取作為中國鄉村的症候。關於病和貧,我們似乎還有客觀的標準可說,但是說鄉下人魚,卻是憑什麼呢? 鄉下人在馬路上聽見背後汽車連續地按喇叭,慌了手腳,東避也不是,西躲又不是。司機拉住閘車,在玻璃窗裡探出半個頭,向著那土老頭,催了一口:「笨蛋!如果這是魚,真冤枉了他們。」 我曾帶了學生下鄉,田裡長著苞谷,有一位小姐冒充著內行,說:「今年麥子長得這麼高。」旁邊的鄉下朋友雖則沒有催她一口,但是微微地一笑:「也不妨一做,笨蛋!」 鄉下人沒有見過城裡的市面,因之而不明白怎樣應付汽車,那是知識問題,不是智力問題。正等於城裡人到了鄉下,連狗都不會趕一班。 如果我們不承認郊遊的侍女們一聽見狗吠就變色,是白癡,也就自然沒有理由說鄉下人不知道靠左邊走或靠右邊走等時常會因政令而改變的方向,是因為他們愚不可及了。 魚在什麼地方呢?其實,鄉村工作的朋友說鄉下人魚,那是因為他們不識字,我們稱之曰文盲,意思是白生了眼睛,連字都不識。這自然是事實,我絕不敢反對文字下鄉的運動,可是如果說不識字就是魚,我心裡總難甘服。 魚,如果是指智力的不足或缺陷,那麼識字不識字卻並非魚不魚的標準,智力是學習的能力。如果一個人沒有機會學習,不論他有沒有學習的能力,還是學不到什麼的。 我們是不是說,鄉下人不但不識字,而且識字的能力都不及人呢?說到這裡,我記起了疏散在鄉下時的事來,同事中有些孩子被送進了鄉間的小學,在課程上,這些孩子樣樣都比鄉下孩子學得快,成績好。 教員們見面時,總在家長面前誇獎這些孩子們,有種,聰明。這等於說,教授們的孩子智力高。我對於這些恭維,自然是私心竊喜。窮教授,別的已經全被剝奪。但是,我們還有別種人所望塵莫及的遺傳。 但是,有一天,我在田野裡看放學回來的小學生們捉詐蟒。那些聰明而有種的孩子,撲來撲去,屢撲屢失。而那些鄉下孩子,卻反應靈敏,亦撲亦得。回到家來,剛來的一點驕傲,似乎又沒有了著落。 鄉下孩子在教室裡認字,認不過教授們的孩子。和教授們的孩子在田野裡捉詐蟒,捉不過鄉下孩子,在意義上是相同的。我並不責備自己孩子詐蟒捉得少。第一,是我們無需用詐蟒來加菜。雲南鄉下,詐蟒是下飯的,味道很近於蘇州的蝦乾。 第二,是我的孩子並沒有機會練習。教授們的孩子穿了鞋襪,為了體面,不能不擇地而下足,弄污了,回家來會挨罵。於是,在他們捉詐蟒時,不免要有些顧忌,動作不活靈了。 這些也許還在其次,他們日常並不在田野裡跑灌,要分別草和蟲,須費一番眼力。詐蟒的保護色,因之易於生肖。我為自己孩子所做的辯護,是不是同樣也可以用之於鄉下孩子在認字上的魚嗎?我想是很適當的。 鄉下孩子,不像教授們的孩子,到處看見書籍,到處接觸著字,這不是他們日常所混熟的環境。教授們的孩子,並不見得一定是遺傳上有什麼特別善於識字的能力,顯而易見的,卻是有著溢於識字的環境。 這樣說來,鄉下人是否在智力上比不上城裡人,至少還是個沒有結論的題目。 這樣看來,鄉村工作的朋友們說鄉下人魚,顯然不是指他們智力不及人,而是說他們知識不及人了。 這一點,依我們上面所說的,還是不太能自圓其說。 至多是說,鄉下人在城市生活所需的知識上,是不及城市裡人多,這是正確的。 我們是不是也因之可以說,鄉下多文盲,是因為鄉下本來無須文字眼睛呢? 說到這裡,我們應當討論一下文字的用處了。 我在上一篇裡說明瞭鄉土社會的一個特點,就是這種社會的人是在熟人裡長大的。 用另一句話來說,他們生活上互相合作的人都是天天見面的。 在社會學裡,我們稱之作Face-to-Face Group,直譯起來是面對面的社群。 龜有光的《向己宣記》裡說,他日常接觸的老是那些人,所以日子久了,可以用叫聲來辨別來者是誰。 在面對面的社群裡,甚至可以不必見面而知道對方是誰。 我們自己雖說是已經多少在現代都市裡住過一時了,但是一不留心,鄉土社會裡所養成的習慣還是支配著我們。 你不妨試一試,如果有人在你門上敲著要進來,你問:「誰啊?」門外的人十之八九回答你一個大聲的:「我。」 這是說,你得用聲氣辨人。 在面對面的社群裡,一起生活的人是不必通名報姓的,很少太太會在門外用姓名來回答丈夫的發問。 但是我們因為久習於這種:「我呀!我呀!」的回答,也很有時候用到了門內人無法辨別你聲音的場合。 我有一次,就別家鄉回來,在電話裡聽到了一個無法辨別的「我呀!」時,的確鬧了一個笑話,貴姓大名是因為我們不熟悉而用的,熟悉的人大可不必如此,族聲、聲氣,甚至氣味,都可以是足夠的報名。 我們社交上姓名的不常上口,也就表示了我們原本是在熟人中生活的,是個鄉土社會。 文字發生之初是節省記事,需要節省來記事,是為了在空間和時間中,人和人的接觸發生了阻礙,我們不能當面講話,才需要找一些東西來代話。 在廣西的瑤山裡,部落有急,就派了人送一枚銅錢到別的部落裡去,對方接到了這記號,立刻派人來救。 這是文字,一種雙方約好代表一種意義的記號。如果是面對面可以直接說話時,這種被預先約好的意義所拘束的記號不但多餘,而且有時會詞不達意,引起誤會的。 在十多年前,青年們講戀愛,受著直接社交的限制,通行著寫情書。很多悲劇,是因情書的誤會而發生的。有這種經驗的人,必然能痛惜文字的限制。 文字所能傳的情,答的意,是不完全的。這不完全,是出於間接接觸的原因。我們所要傳達的情意,是和當時當地的外局相配合的。你用文字,把當時當地的情意記了下來。 如果在異時異地的環局中去看,所會引起的反應,很難競合於當時當地的環局中可能引起的反應。文字之稱為傳情達意的工具,常有這個無可補救的缺陷。於是,在利用文字時,我們要講究文法,講究藝術。文法和藝術,就在減少文字的走樣。 在說話時,我們可以不注意文法,並不是說話時沒有文法,而是因為我們有著很多輔助表情,來補充傳達情意的作用。我們可以用手指指著自己,而在話裡失去一個我字,在寫作時,卻不能如此。於是,我們得盡量地依著文法,去寫成完整的句子了。 不合文法的字詞,難免引起人家的誤會,所以不好。說話時,我們如果用了完整的句子,不但顯得迂闊,而且可笑,這是從書本上學外國語的人,常會感到的痛苦。 文字是間接的說話,而且是個不太完善的工具。當我們有了電話、廣播的時候,書信文告的地位,已經大受影響。等到傳真的技術發達之後,是否還用得到文字,是很成問題的。 這樣說來,在鄉土社會裡,不用文字,絕不能說是愚的表現了。面對面的往來,是直接接觸。為什麼捨此比較完善的語言,而採文字呢? 我還想在這裡推進一步說,在面對面社群裡,連語言本身,都是不得已而採取的工具。語言,本是用聲音來表達的象徵體系。象徵,是附著意義的事物或動作。 我說附著,是因為意義是靠聯想作用加上去的,並不是事物或動作本身具有的性質。這是社會的產物,因為只有在人和人需要配合行為的時候,個人才需要有所表達。而且,表達的結果,必須使對方明白所要表達的意義。 所以,象徵,是包括多數人共認的意義。也就是,這一事物或動作,會在多數人中引起相同的反應。 因之,我們絕不能有個人的語言,只能有社會的語言。要使多數人能對同一象徵具有同一意義,他們必須有著相同的經歷。 就是說,在相似的環境中,接觸和使用同一象徵,因而在象徵上附著了同一意義。因此,在每個特殊的生活團體中,必有他們特殊的語言。 有許多別種語言所無法翻譯的字句。語言,只能在一個社群所有的相同經驗的一層上發生。群體愈大,包括的人所有的經驗愈繁雜,發生語言的一層共同基礎也必然愈有限。於是,語言也愈趨於簡單化。這在語言史上,是看得很清楚的。 可是從另一方面說,在一個社群所用的共同語言之外,也必然會因個人間的需要而發生許多少數人間的特殊語言,即所謂的行話。行話是同行人中的話,外行人因為沒有這種經驗,不會懂的。在每個學校裡,甚至每個寢室裡,都有他們特殊的語言。 最普遍的特殊語言,發生在母親和孩子之間。特殊語言,不過是親密社群中所使用的象徵體系的一部分,用聲音來做象徵的那一部分。在親密社群中,可用來做象徵體系的原料比較多。表情、動作,在面對面的情境中,有時比聲音更容易傳情達意。 即使用語言時,也總是密切配合於其它象徵原料的。譬如,我可以和一位熟人說:「真是那個。」同時,眉毛一皺,嘴角向下一斜,面上的皮膚一緊,用手指在頭髮裡一插,頭一沉,對方也就明白:「那個,是沒有辦法,失望的意思了。」 如果同樣的兩個字用在另一表情的配合裡,意義可以完全不同。特殊語言嘗試特別有效,因為它可以擺脫字句的固定意義。語言,像是個社會定下的篩子,如果我們有一種情意和這篩子的格子不同,也就漏不過去。我想大家必然有過無言勝似有言的經驗。 其實,這個篩子雖則有助於人和人間的瞭解,但同時卻也使人和人間的情意公式化了,使每一人,每一刻的實際情意都走了一點樣。 我們永遠在薛足事旅,使感覺敏銳的人怨恨語言的束縛。李長吉要在這束縛中去求比較竊盡的表達,難怪他要嘔盡心血了。於是在熟人中,我們話也少了,我們眉目傳情,我們指食相正,我們拋開了比較間接的象徵原料,而求更直接的會議了。 所以,在鄉土社會中,不但文字是多餘的,連語言都並不是傳達情意的唯一象徵體系。我絕不是說,我們不必推行文字下鄉。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我們已開始拋離鄉土社會,文字是現代化的工具。 我要辯明的是鄉土社會中的文盲,並非出於鄉下人的魚,而是由於鄉土社會的本質。而且,我還願意進一步說,單從文字和語言的角度中去批判一個社會中人和人的瞭解程度是不夠的。 因為,文字和語言只是傳情達意的一種工具,並非唯一的工具。而且,這工具本身也是有缺陷的,能傳的情,能達的意是有限的。 所以,提倡文字下鄉的人,必須先考慮到文字和語言的基礎,否則開幾個鄉村學校和使鄉下人多識幾個字,也許並不能使鄉下人聰明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