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重溫】禁忌史話:西藏農奴翻身了嗎?

李肅Hi5第一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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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次觀看·2025年11月19日
在中國多年的宣傳之下,普通中國人提到西藏,一定會想到西藏百萬農奴翻身解放的歷史。但是如果我們知道中共在文革結束以後平反了大量的在各次運動中的“冤假錯案”,我們不應該懷疑,對西藏“農奴翻身”的歷史也可能存在大量不符合事實的情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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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好 歡迎收看《禁忌史話》
我是李肅
說起西藏問題
就不能不說說西藏的農奴
當年中國政府的說法是
共產黨解放了西藏
百萬農奴翻身了
當家做主了
我們今天就來談談這個題目
2009年1月19日
西藏自治區人大通過提案
把每年的3月28日定為西藏的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
為什麼定在3月28日呢
因為1959年3月28日
是中國中央政府宣佈解散原西藏政府
即西藏嘎夏的日子
這時候解放軍進入西藏已經有八年多的時間
為什麼在佔領西藏以後不解放農奴
而要等到八年以後才讓農奴翻身呢
原來解放軍入藏初期
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表現的是一呼尋常的謹慎
毛澤東在1952年4月1日說
入藏後政治上要採取極端謹慎態度
解放軍一進藏
當時的西北局第二書記
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習仲勳就在報告中指出
入藏幹部應根據實際的情況做好民族工作
防止過急、過高要求
內地藏族聚居地區暫不進行土地改革
喇嘛寺的土地均以不動為好
特別是佛教寺院的土地不宜過早徵收
在遊牧區也不應提反惡霸口號
半農半牧區也不進行土改
如此謹慎的根本原因
是中共知道自己並不瞭解西藏
為了謹慎
毛澤東把入藏後的所有的政策決策權
都收歸中央最高層
1952年4月8日
毛澤東在有關西藏的重要問題
由中央處理的這份文件中的強調
必須認識藏族問題的極端嚴重性
我方和藏方發生的政治、軍事、外交、貿易
宗教、文化等交涉商談和處理事件
均集中由中央解決
1954年3月
在憲法起草委員會上
毛澤東說
他們信達賴
土司比信我們信的厲害得多
你們要動他是動不得的
直到1959年4月7日
也就是已經解散了原西藏政府以後
毛澤東在給時任統戰部副部長
兼國家民委副主任汪峯的信中還說
要研究西藏的情況
金沙江以西的人口面積
農奴制度的內容
農奴和貴族的關係
產品雙方各得多少
共有多少喇嘛
貴族對農奴的這個政治關係
貴族是否有殺人權
是否私立審判
使用私刑
喇嘛廟對所屬的這個農奴的剝削壓迫的情況
喇嘛廟內這個有沒有剝削壓迫的這個情況
剝皮抽筋
有無其事
叛亂者佔總人口的百分比
有無5%
四省各有多少藏人
共有多少
這個四省藏地面積有多少
青海甘肅四川喇嘛廟
訴苦活動所表現的情況如何
有人說
搜出了這個人皮不少
是否屬實
這些呢
都是毛澤東西藏工作文選
也就是中共中央的文獻出版社裡出版的
可見的即使到了1959年
中共對西藏和藏人的社會狀況仍然不甚了了
這最初的幾年
被西方藏學界稱為共產黨和達賴喇嘛的蜜月期
這時候呢
是不談農奴解放的
在宣傳中
中央派解放軍進入西藏
是為了驅逐外國帝國主義勢力
是為了國家的統一
1955年2月
毛就對達賴喇嘛說
請你們放心
我們不會強迫你們辦任何事情
按照美國著名藏學家梅爾文·戈斯坦的說法
這也是胡蘿蔔加大棒的時期
按照中共的官方說法
是以展開統一戰線工作為主的時期
那麼
西藏農奴在翻身以前到底是什麼樣呢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
美國人類學家梅爾文·戈斯坦
在西藏西部的羌塘拿出了一份實地考察報告
回答了這個問題
戈斯坦在西方學界呢
有親中的名聲
他的研究呢
經常得到中國政府的協助
能夠從中國政府方面呢
拿到其他西方學者得不到的材料
在經過幾年努力以後
他獲準在西藏西部羌塘實地考察牧民
事實上
藏區地域廣袤
西藏三區的在歷史文化上的有很大差別
經濟上的有牧區
農區半農半牧地區
有些地方的是莊園制
還有些地方的是部落制
也有很多地方的和漢地一樣
以自工農為主
戈斯坦呢
開展實地考察的這個羌塘呢
是歷史上班禪喇嘛管轄下的後藏
是典型的莊園制地區
農奴翻身之前的藏區呢
並非像很多人至今還認為的那樣
是一個貴族和僧侶橫行作惡
無法無天的地方
藏地的法律呢
有悠久的歷史
有相當發達和詳備的制度
這個說法呢
是來自中國法律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
徐曉光所著的《藏族法治史研究》一書
戈斯坦呢
在《今日西藏牧民》一書中說
說地方上解決不了的爭端
就懲請班禪和他的高級官員
如果班禪也無法做出滿意的裁決
從理論上講呢
是可以最終上訴到以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政府
戈斯坦呢
相當簡明而清晰的描述了
舊時的西藏牧民社會
他寫道
牧民家庭擁有自己的牲畜
可按自己的意願進行管理和處理
但是他們不能隨便的離開這片土地
或者就是帶著這個牲畜搬到另外一個領地去
即使那裡的這個領主歡迎他們也不行
他們世世代代被束縛在帕拉
受制於他們的領主
如果某種情況的出現
使一個家庭感到呢
非要帶著這個牲畜投奔一個新的這個領主的時候呢
新領主呢
一般必須與原來這個領主的協商
然後支付一筆這個款項以賠償損失
從本質上說
所有的土地呢
都屬於拉薩的西藏政府
但是幾百年下來都已經劃歸了貴族家族
大活佛和寺廟所有
以此呢
作為其修繕廢和維持生計的來源
從本質上看
給予領主的領地與中世紀的歐洲沙俄和封建日本時代的彩藝非常相似
然而呢
被限制在一個領主的領地上
並不意味著農牧民永遠不能離開原來的村莊和墓點
一般家庭只要完成對領主所盡的義務便可
也可僱用他人來替自己盡策
至於牧民外出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不論是串門做生意或者是朝聖
領主只關心領地上源源而來的供品
而不干涉臣民日常生活的具體安排
此外呢
當臣民也就是農奴並不意味著貧窮
班禪喇嘛的許多臣民的都很富有
有的呢
擁有幾千隻綿羊和山羊以及好幾百頭犛牛
鑒於這一點
在傳統的遊牧社會中發現明顯的階級差別
實屬意料之中
例如牧民中的貧苦階層可以成為富裕牧民的專職僕人或者是故宮
儘管名義上雙方都是班禪喇嘛的臣民
領主的臣民呢
不僅富有義務
而且也享有權利
只要臣民對班禪喇嘛盡了責
他就既不能驅逐他們
也不能禁止他們進入他的牧場
總的來說呢
這是一種鬆散的制度
領主並不干涉牧民的日常生活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
正是中國內地大規模開展土改和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時期
儘管中國中央政府和西藏政府簽署的十七條協議
和毛澤東和周恩來向達賴喇嘛的承諾中都保證要延後西藏的改革
但是隱藏了一個例外
就是關於西藏的一切政策
只是就拉薩政府管轄之下的地區而言
並不包括西藏周邊的雲南
四川
甘肅
青海四省的藏區
也就是說
這周邊四省的並不受十七條協議
以及後來中國中央政府對達賴喇嘛承諾的約束
儘管最初幾年也曾經決定這些藏區呢
暫時不搞土改
但是到了1956年
這些地方的中共官員就忍不住了
這個時候
中國內地的農村都開始了合作化運動
這些藏區的中共官員就急著要趕上去
土改合作化幾乎是緊跟著展開
甚至是要兩步並做一步走
和這樣的民主改革同時展開的是對佛教寺廟以及對僧尼的騷擾
這些藏區的藏人的性格剛烈
他們反抗外界的這個強加於他們的新政呢
是有傳統的
於是呢
四省的藏區呢
紛紛發生了藏人的反抗
或者所謂的叛亂
1955年中國政府撤銷了以藏人的康區為主的西康省並入四川省
這本身就有對藏人分而治之的意味
那個時候呢
主管農業的副總理鄧子輝在合作化問題上呢
剛捱了毛澤東的批
毛澤東呢
批評鄧子輝的是小腳女人
於是呢
四川省委書記李景全就邁開了大步
也在四川省藏區開展所謂的民主改革
就是沒收土地和生產資料
這所謂的土改直奔農業合作化
在這個過程中呢
騷擾寺院
侮辱喇嘛
收繳槍枝
激起了藏民的反抗
僅僅幾個月以後呢
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龍縣就爆發了康巴人的暴動
康巴人的是非常的剛烈
在這個禮堂
解放軍的在平叛行動中的出動了重型轟炸機
轟炸了著名的禮堂寺
震驚了所有得到消息的藏民
於是當達賴喇嘛
在1956年應邀去印度參加慶祝佛誕2500年的時候呢
他就產生了滯留不歸的念頭
只是在尼赫魯和周恩來的輪流勸說下
達賴喇嘛呢
纔回到了拉薩
這是為什麼呢
周恩來呢
親自兩次去了這個印度
向達賴喇嘛保證說
西藏在今後六年內不搞民主改革
六年以後呢
如果藏人不願意就繼續延後
這個所謂的這個民主改革呢
實際上就是中共對西藏和藏人社會呢
進行中共的社會主義改造
就是要沒收私人財產和土地
一切生產資料和權利歸中共控制
這其實呢
和民主毫無關係
民主改革只是一個好聽的說法而已
好了
在1956年12月16日
中共中央發出文件
這個文件的名字呢
叫做《關於西藏在六年內不實行改革的方針》
1957年8月8日
毛澤東在給達賴喇嘛的信中呢
說去年對實行民主改革提的早了
工作機構也太大了
這是缺點
現在決定在第二個五年計劃內呢
不改革
然而中共改造西藏和藏區社會和經濟制度的努力
並沒有因為毛澤東和中國中央政府的承諾而停下來
1958年初
青海地區大盤小腳女人提出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一次完成
在班禪喇嘛的故鄉青海省尋化縣
擔任副縣長的溫都寺活佛加乃化等藏族上層人士
被集中到縣城學習
實際上就是給關了起來
加乃化活佛當過班禪喇嘛的經師
在當地藏民中的威望很高
於是藏人就集結起來
砍斷電線桿
包圍工作組
要求釋放加乃化活佛
解放軍兩個團的這個兵力呢
就渡過了黃河
包圍了所謂的叛亂分子
擊斃了五百餘人
直到發現這些叛亂分子呢
毫無還擊能力才停止射擊
然後呢
又實行了大搜捕
一共抓了兩千五百多人
而當時全縣藏人呢
不過是一萬一千多人
在同一天加乃化活佛在學習班裡邊呢
得知消息自殺身亡
這就是著名的尋化事件
尋化事件之所以在當時藏區的叛亂事件中特別重要
是因為呢
他上了中共中央文件
成為此後的工作的指導
1958年6月
毛澤東在批示中說
青海反動派叛亂極好
勞動人民解放的時機就到了
西藏呢
應準備對付那裡的全面叛亂
亂子越大越好
只要西藏反動派敢於發動全局叛亂
那裡的勞動人民就可以早日獲得解放
毫無疑問
1958年8月
中共中央肯定了青海省委關於尋化事件的報告
轉批全國
在批語中呢
提出了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
這一指導原則
他這個指示裡邊說
說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工作中
應當結合當地條件
堅定不移地貫徹階級路線
要時刻記住
在階級社會裡
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
不把握階級實質是不能夠徹底解決民族問題的
今天我們回頭看1958年
那是中國全國上下自我感覺極好的時代
全然不知道即將到來的大饑荒
以及以後幾十年的折騰
在總路線大躍進和三面紅旗的口號下
中國領導人以為實現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原則下的西藏民主改革的條件已經具備了
於是呢
就在周邊四省藏區加緊土改和合作化
引誘和逼迫藏民反抗
一旦藏人反抗
就有了拋棄十七條協議和對達賴喇嘛的承諾不顧的理由
就有理由進行武力平叛
1959年3月的拉薩事件就是這樣發生
拉薩事件導致達賴喇嘛被迫出走印度流亡海外
中國政府隨即宣佈解散西藏政府
在這場對抗中
雖然實力強大的中國政府佔了上風
可是毛澤東有些話聽起來呢好像有點底氣不足
拉薩事件半個月以後
毛澤東在1959年4月15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說
四川省人民代表大會開會商量在藏族地區搞點民主改革
聽了一點風立即就傳到了原西康這個區域
一些人就舉行武裝叛亂
請注意毛澤東說的是搞點民主改革
聽了一點風就舉行武裝叛亂
都是一點點這種說法
那麼這種說法呢反映了毛澤東下意識裡呢
要掩蓋這場人道災難的心理
根據美國人類學家哥斯坦的描述
1959年中國在西藏平叛以後呢
由於後藏地區是班禪喇嘛的屬地
中央政府的部分接受了班禪喇嘛的勸告
在這裡呢不搞內地的激進土改
實行逐步改革的方式
但是從1960年起
所有的家庭都被安上了一個正式的階級成分
儘管在這裡找不出馬克思主義定義下的剝削階級
被定為富裕戶或農奴主代理人的牧民家庭
只有一個前牧民官員
因為支持達賴喇嘛
受到沒收財產的懲罰
整個西藏的貴族及寺院喇嘛失去了他們的領地
寺院全部關閉
喇嘛被遣送回家
牧民只能在自己家裡設置佛堂
私下舉行儀式和禱告
從1961年開始實施了合作化計劃
從1960年到1966年
藏區牧民的生活方式受到的破壞還比較輕
60年代後期到70年代中期的文化大革命
延伸到了這個偏遠的藏地
階級鬥爭開始強行實行
大搞鬥爭大會
宗教活動被禁止
經濟上開始迅速改為人民公社所有制
這意味著牧民將失去宗教自由
失去牲畜
失去自由安排放牧和做買賣的權利
這是他們無法忍受
於是藉著文革中的派別鬥爭而起來反抗
隨後解放軍就進入藏區
擊潰牧民造反派武裝
藏區全面實行公社制度
與此同時
在牧民中重新劃分貧窮中等和富裕三種成分
富裕牧民被定性為剝削是階級敵人
階級鬥爭被引入西藏牧民以後發生的事情
格斯坦記錄了一些採訪來的實例
有些牧民為了避免戴上壞分子的帽子
只好揭發批判自己的配偶或者父母
而公社化使得牧民的由私人牧主變成了公社財產的入股人
恰如一個牧民所指出的
我們不過是公社的僕人而已
公社拿走了我們所有的牲畜和生產工具
比如集奶桶和攪奶器
我們只好聽他們的使喚
牧區公社化以後
牧民生產發生的最大變化是失去了安排自己的勞動的自由
也失去了支配自己的勞動成果的自由
格斯坦寫道
牧民每週勞動齊天
無東無下
從無間斷
還附帶大量的公益勞動項目
實在沒有活幹時
就用石頭砌牆
分割牧場
人們無法支配自己的生活
面對新主子的隨意調遣使喚
他們一籌莫展
只覺得自己如同奴隸一般
有個在舊社會很窮的牧民
一語破地
道出了牧民的普遍感受
在公社成立之前
要是你沒有吃
至少總可以找點活幹
替人家放牧
幫傭
或乾脆要飯
但公社成立以後呢
你餓了
也只好乾熬
這是公社化時期中國農民的普遍生活狀態
對藏人來說
這種生活的痛苦還更深一層
因為這完全打碎了他們傳統的文化
於是呢
對於農奴翻身以後怎麼樣
這個問題呢
哥斯坦有下面這一番描述
他說呢
牧民憎恨公社制度
不僅是出於他們經濟上的貧困
更多的是因為他們痛恨階級鬥爭大會
痛恨徹底摧毀了他們社會中的一切佛教遺跡
他們認為
這段時期北京的政策是謀求保持馴服業生產
同時呢
取消牧民傳統生活方式的社會和文化結構
因此牧民深感他們成了被剝削的臣民階級
其境遇遠比在舊社會的農奴制度下差得多
2009年
哥斯坦又出版了一本新書
《西藏的文化大革命1969年一幕事件》
這是迄今為止對尼姆事件最為詳盡
最為嚴謹的研究
根據官方定性
尼姆事件是文革武鬥期間發生在西藏尼姆縣的一次反革命叛亂
當地一派群眾組織趙總的成員
在一位叫做赤裂曲針的僧尼的動員下
攻擊解放軍支阻工作隊
殺死了十幾個解放軍軍人
幾個星期後
解放軍出動鎮壓
逮捕並槍決了赤裂曲針等叛亂為首分子
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尼姆事件的起因是什麼呢
哥斯坦用大量資料講述文革中的西藏農民的經濟地位和遭遇
1959年以後
土改在西藏逐步展開
農民分到了土地
可惜的是
那時候漢地已經人民公社化了
於是西藏在土改後迅速進入合作化
分給翻身農奴的土地轉眼又讓人民公社收了
比之所謂民主改革之前
租重寺院或領主土地更不如的是
公社化後的農民們不能再按照自己的意願來耕作土地
也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來處理土地上的產出
根據全國統一的政策
人民公社土地上的生產出來的這個糧食
首先要無償的繳納一部分給政府
這叫做愛國公糧
其實呢就是土地稅
從這一點來說呢
農民和土地的關係並沒有好過舊時
土地的實際所有權的並不屬於農民
本質上等於屬於政府的
對於農民來說更糟糕的是
繳納了愛國公糧以後剩下的糧食
自己也不能自由處理
國家已經有了嚴格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
人民公社如果要出售自己的糧食
只有一條路就是賣給政府賣給政府的這個糧棧
這叫做賣餘糧
問題在於餘糧的價格是由政府預先確定
而且是掠奪性的低廉
實際上呢賣了餘糧以後呢
種地的農民自己就不夠吃了
經過公社化時期的人都不會否認
公社化的中國農民處境是歷史上最糟糕的
否則人民公社也不會在文革以後被迫解散
而西藏的翻身農奴還更多了一份艱難
因為西藏是一個地域廣袤
而人口稀疏交通不便的地方
由於氣候原因
穀物在倉庫裡可以儲存幾十年
甚至上百年不壞
西藏又是一個自然環境比較嚴酷的地方
而出現地域性的自然災害
就會造成糧食減產或牲畜死亡
而人口稀少的廣袤地區是沒有地方可以要飯的
歷史上農民除了向寺廟或者領主莊園繳納糧食以外
還經常會把多餘的糧食和錢財捐獻給寺廟
一旦遇到自然災害
農民們就向寺廟借糧借錢
所以西方有學者認為藏地的寺廟
有類似西方社會銀行和自救組織的功能
然而公社化時期
藏地的寺廟經過多次的摧毀摧殘以後
全面的萎縮
藏地一旦出現地域性的自然災害
當地已經沒有寺廟和僧尼來解救藏民
於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饑荒的藏地出現了饑荒
歷史上從來沒有餓肚子的地方
也出現了餓死人的情況
尼姆事件中最富神祕色彩的部分
是一個年輕的女人赤裂曲針
根據哥斯坦的資料
赤裂曲針本來是一個普通的年輕的僧尼
她對於民主改革毀壞寺廟是強烈不滿的
但也只是不滿而已
文革中她突然被周圍農民信奉為格薩爾王的一位姑姑
也是西藏的一個保護神的轉世
具有超乎異常的法力
能夠預言未來保護信徒不受傷害
哥斯坦提供了一些當事人的口述
他們對於這位轉世神靈的法力都深信不疑
而群眾組織趙總的頭頭
看到赤裂曲針的畫具有發動群眾的不可替代的功效
就認為利用赤裂曲針來爭取群眾的支持
是他們增加他們奪權成功的一個機會
那麼就在赤裂曲針的發動下發生了尼姆事件
這樣針對解放軍和政府的所謂暴動
所以哥斯坦認為
尼姆事件本質上就是文革中
在文化大革命宣傳下的派系武鬥事件
並不是藏族的反抗事件
尼姆事件不是一個民族的問題
可是這個觀點受到了一些人的質疑
尼姆事件中赤裂曲針等積極參與者喊出來這個口號
包括了這個西藏獨立和達賴喇嘛萬歲的這個口號
這恐怕很難說和民族問題一點關係都沒有
而赤裂曲針之所以有這樣的號召力
是因為他的這個追隨者相信
他是格薩爾王時代的西藏一個保護神的轉世
那這種信仰呢
這種精神因素明顯的帶有民族神話的特色
農農翻身以後的頭二十年
是藏區民眾處境最為艱難
精神最為痛苦的年代
他們不僅經歷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長期的飢饉
而且失去了他們生活中精神核心的寺廟
失去了他們尊重和珍視的僧尼
失去了他們的領袖達賴喇嘛
甚至一度失去了曾經試圖和中央政府竭力合作的
其他宗教領袖
例如班禪喇嘛等高僧
這些是任何人無法否認的事實
因為這些事情大多也是數億漢人農民的親身經歷
只不過對於高原上的藏民來說
由於寺廟的被毀和達賴喇嘛的出走
他們的苦難是雙重的
他們的痛苦更為深重
所以文革後撥亂反正時期
中共高層對西藏政策有所反省
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親自主持西藏工作會議
親自前往西藏
允諾給予藏人以更多的自治權利
更重要的是
中國中央政府首先向境外的達賴喇嘛釋放善意
開啟達賴喇嘛回歸的談判
讓達賴喇嘛派出代表團前往藏區考察訪問
這個時候胡耀邦等中央政府的主要領導人
對藏人所持的友好和善態度
是漢藏近百年歷史上最好的
可是誰也沒有料到
翻身二十年對藏區社會和精神上的破壞是那麼嚴重
在翻身農奴心底裡積累了那麼深的冤屈和不信任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
流亡印度的達賴喇嘛
在訪問歐洲的時候
曾經和英國前守將愛德華·西斯談到西藏問題
當時西斯和一些外國人
剛剛在中國政府安排下訪問過西藏
西斯就對達賴喇嘛說
西藏已經發生了很多的變化
特別是在民眾對達賴喇嘛的支持方面
如今已不是往昔了
尤其是在年輕一代裡
對達賴喇嘛的支持正在飛快地消失
達賴喇嘛聽了以後向他解釋說
我關心的不是達賴喇嘛的地位
而是六百萬生活在被佔領西藏的人民的權利
然後達賴喇嘛告訴西斯說
就我所知
年輕一代裡對達賴喇嘛的支持現在處於最高的高峯
我的流亡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
把西藏人民聯合起來了
然而在達賴喇嘛代表團訪問和考察藏區期間
藏人們表現出了對達賴喇嘛的極大熱忱和尊崇
其反應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
令人大吃一驚
不幸的是
由於長期實行階級鬥爭
以對敵鬥爭的觀念來對待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
使得中國的中央政府和流亡藏人之間缺乏溝通渠道
沒有及時形成處理微妙而脆弱的局面
急需的合作關係
藏區民眾爆發的悲情直指中國中央政府治藏的合法性
八十年代後期中國的政治改革走向保守的同時
中共領導層放棄了打破漢藏關係僵局的決心
以1989年3月在拉薩和6月在北京先後發生的血腥鎮壓為標誌
結束了這短暫的第二層隱約
中國內地政治改革和漢藏關係改善同時夭折
這並不少偶然的
從此以後
西藏政策的主導者又漸漸地恢復了敵情觀念
在對待達賴喇嘛和流亡藏人方面
實際上又開始實行民族問題的實質是階級問題的指導思想
特別是在對中國國內民眾的宣傳中妖魔化達賴喇嘛
這種大肆詆毀達賴喇嘛的行為必定會引起藏人更深的悲情和冤屈
而中國政府的應對方式就是禁止藏人表達對達賴喇嘛的崇拜和思念
用傲慢來對待廣大藏人的信仰
正因為如此
近幾十年來
儘管中國政府不斷增加對西藏的補貼
但是藏人卻仍然不滿
中國共產黨顯然還沒有意識到和重視
為什麼清末在藏區實行的新政改良無一例外地宣佈不計而終
他們顯然還不理解
為什麼在翻身六十多年以後
西藏農奴們還是不滿意
我是李肅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