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史話：回首文革22 上山下鄉騙局

各位好 歡迎收看《禁忌史話：回首文革》 我是李肅 今年的5月16日 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的55週年 我們今天要講一講文革 讓人們記憶深刻的一件事 就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這一場當年被中國政府和中國共產黨 描述成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 接班人的重大運動 其實質是什麼呢？ 錄音：“毛主席教導我們說：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 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很有必要 要說服城裏的幹部和其他人 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 送到鄉下去 來一個動員 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 毛澤東1968年12月講的這段話 許多中國人太熟悉了 他們會想到當年那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會聯想起文革 其實上山下鄉並不是文革的產物 它開始於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中期 1955年9月4日 由60名青年組成的北京市青年志願墾荒隊 抵達黑龍江省 建立起中國第一個墾荒點 隨後 二十多個省、市 組成了青年遠征墾荒隊 到北大荒墾荒 從1955年到1966年 中國大約有150萬城鎮青年到農村落戶 邢燕子、侯雋、董家耕 這幾個中學畢業以後回到家鄉 或者到農村落戶的人 他們的名字在文革前已經是家喻戶曉 文革期間 上山下鄉達到高潮 一直持續了12年 一共有大約1660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1968年到內蒙古插隊落戶的 北京知青章明說： “年青人嘛 哎喲 聽得是熱血沸騰 再加上一講 內蒙古草原那麼美麗 生活又很有意思" 1968年到山西插隊落戶的 天津知青楊揚也有同感 她說：“挺高興的 廣闊天地 大有作爲 年青人嘛 下去鍛鍊鍛鍊 見識見識 覺得好得不得了 地主老財都鬥倒了 貧下中農當家作主 又是人民公社 大家是集體勞動 看着電影裏邊 在地裏又唱歌 大家高高興興的 覺得農村空氣又好 陽光又好 天是藍的 地是綠的 就是想象的那個 把現在去郊遊的那個景全放在農村裏了 可其實根本就不是那麼回事” 章明也有這種感覺 他說：“中國的農村並不是像當時 文化大革命那時所宣傳的 哇 社會主義新農村 什麼事情都怎麼怎麼好 有理想破滅的感覺” 知青們還發現 貧下中農並不能給他們以再教育 天津知青張虎臣說： “他們受的教育很少 他們確實很閉塞 很落後 我們並不認爲我們能夠 真正從他們那裏接受到什麼再教育” 天津知青楊揚說： “下去之前就說貧下中農覺悟高 我們要接受他們的再教育 但是下去之後發現 他們的覺悟還沒我們高呢 叫貧下中農給我們憶苦思甜 可他那水平太差了 對地主的那種憤怒 對新社會的熱愛 跟我們想象的不一樣 我們當時就覺得： 這些人階級覺悟不高” 有些貧下中農憶苦思甜 說起當年的苦難 吃不上飯 餓死人 結果知青們發現 他們說的是三年大饑荒時的情況 還有的貧下中農 憶苦思甜時竟然說 當年給地主家幹活時 吃的如何飽如何好 讓領導幹部十分尷尬 也讓知青們感到幻滅 這時知青們開始猶豫、動搖 楊揚說起當時的感覺 她說：“哎呀 自己能跟他們這些人混一輩子？” 到內蒙古的北京知青章明說： “開始天天面對廣闊的大草原 不是想象那麼有意思的生活的時候 有的知青提出來了： ‘哎 章明 你說咱真在這兒呆一輩子呀？ 那咱在這兒結婚生孩子嗎？’ 唉說得大傢伙全愣了 一想 哎呀 我找老婆就在這些人裏找嗎？” 問題還遠遠不止這一點 在文革前 知青下鄉 多少還有一點自願的成份 在官方的公開口徑上 知識青年是去支援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 但是從1962年以後 在毛澤東“與工農相結合 加強思想改造”等左傾思想的推動下 上山下鄉越來越帶有政治色彩 已經開始帶有強迫的色彩 在1962年到1966年間下鄉的129萬知青中 多數人是由於家庭出身不好而無法升學 和就業的中學畢業生 上山下鄉成爲他們唯一的選擇 2006年 中國重慶出版社出版的 《無聲的羣落》就是一批文革以前 到四川大巴山區落戶的老知青撰寫的回憶錄 這本書的主編 美國海波因特大學退休歷史學教授鄧鵬博士 就是1964年下鄉的重慶知青 鄧鵬說：“作爲出身不好的人來說 就要脫胎換骨 要以自己的行動來背叛 自己家庭出身和自己父母所處的那些 社會階層或者階級” 到了文革時期 知青上山下鄉的目的 從原來的“支援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變成了“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尤其是到了文革中期和後期 上山下鄉的“自願”成分已經完全沒有了 已經成爲各級政府 乃至街道居民委員會強制性的任務 到家裏動員 在工作單位施加壓力 註銷城市戶口 停發父母甚至兄弟姐妹的工資 手段不一而足 一些地方的口號是： “下鄉光榮 不下不行” 1975年下鄉的天津知青張虎臣說： “當時沒有選擇 按照當時的規定 我必然要下鄉” 在美國的作家巫一毛 是1976年下鄉的安徽知青 巫一毛說：“當時叫你去你就得去 當時能夠在城裏掃馬路都情願啊 不要下鄉但是沒辦法” 在農村知識青年遇到的問題比比皆是 1972年12月20日 福建省莆田縣城廂鎮小學教員李慶霖 冒着風險寫信給毛澤東 訴說自己的兒子李良模 在下鄉中遇到的生活困難 “口糧不夠吃 日常生活需用的購物看病沒錢支付” 結果 這封信竟然奇蹟般地 真地轉到了毛澤東的手裏 更加讓人不可思議的是 1973年4月25日 毛澤東給李慶霖寫了覆信 毛澤東在信中說： “李慶霖同志：寄上300元 聊補無米之炊 全國此類事甚多 容當統籌解決” 果然在1973年6月到8月期間 中國國務院召開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 討論解決知青問題 會議期間 一份新華社《情況反映》揭露了 雲南、黑龍江和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 數百名現役軍官強姦數百名女知青的情況 中共副主席 國務院總理周恩來 指示公安部馬上派人查處 “不要手軟” 中國副總理李先念說： “這些人不是共產黨 是國民黨 至少是國民黨行爲” 結果這些罪犯都被槍斃 當時 毛澤東的這封回信和李慶霖的信 都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發全國 李慶霖被樹立成所謂的“反潮流英雄” 先後被任命爲福建省莆田縣知青辦副主任、 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會委員、 國務院知識青年領導小組成員 全國的知青家長和知青爲之一振 認爲毛主席終於瞭解到他們的磨難了 有希望解決問題了 但是李慶霖給毛澤東的信和毛澤東的回信 不僅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知青的命運 反而被官方利用說 毛主席關心上山下鄉知識青年 應該加強這場運動響應毛主席的號召 回報毛主席的恩情 因此又掀起了一次上山下鄉運動新高潮 在1974年到1977年期間 又有750多萬人上山下鄉 與此同時 中國國務院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小組在1976年5月 給國務院的報告中也不得不承認 一些地方迫害下鄉青年 特別是姦污女青年的案件又有增加 部份地區對下鄉青年的生活安置 和培養教育工作仍然做得很差 這時 對於知識青年回城的政策有所鬆動 各地的知青都在想方設法回城 北京知青章明說： “越到後期的時候士氣就越低落 大家都是想着怎麼能儘快地返城 用各種各樣方法吧” 有病的可以回城 城市招工可以回城 儘管有很多情況下 只是從農村進了城市 但是不一定是自己來自的城市 所以很多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知青 就只好去了地方上的一些城市 當時能夠不上山下鄉的最好的途徑 無非這樣幾種 一 就是根據所謂的“身邊留一個”政策 一個家庭只能有一個孩子留在城裏 二 身體有病殘的人不用上山下鄉 叫做“病留” 但是這種病殘是要達到一定標準的 比如殘疾是要生活不能自理的 那種程度的殘疾 近視眼要達到雙眼視力800度以上 結果有人甚至有自殘的方式 把自己弄殘疾了 有人借來高度近視眼鏡 戴上以後背誦視力表 以便體檢時達到近視視力800度以上的標準 不上山下鄉的第三個方法是去當兵 這是當時中國高級幹部 尤其是有軍隊背景的高級幹部 避免自己子女上山下鄉的特權 當時所有高級幹部的子女 即使是下鄉了 也都先後以當兵、招工、提幹 或者成爲工農兵大學生的方式離開了農村 連當時中國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鄧小平的幾個子女 儘管鄧小平當時還沒有復出 就已經通過當時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 汪東興的安排被送進大學 當然這一定是在毛澤東的首肯下做的 毛澤東本人也曾經推薦多個 與自己關係密切的女青年進入大學 中國國務院當時也承認幹部“走後門” 安排子女的不正之風相當嚴重 “走後門”可以說就是當時中國特權階層腐敗的特點 天津知青楊揚說： “同學們一個個走 誰的父母解放了就走一個 誰走了你就知道 她父母解放了 或者說她的父母還沒解放 但是他通過他的老戰友轉啊 到他老戰友部隊裏當兵去了” 人們一直在猜測 毛澤東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真正原因是什麼 有人說毛澤東是帶有烏托邦理想的詩人 想培養新型的無產階級接班人 但是中國共產黨認爲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 既然是爲了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毛澤東爲什麼不讓知識青年在工廠裏 接受最先進的工人階級的再教育 而一定要讓“次先進”的貧下中農承擔重任呢？ 毛澤東給知青的父親、 福建的教師李慶霖寫的覆信顯示 他十分清楚上山下鄉問題重重 否則他也不會覆信 更不會馬上指示國務院研究知青問題 但是毛澤東對李慶霖只是模糊地說要“統籌解決” 1976年毛澤東對知青問題 還做過一次模糊的批示說： “知識青年問題適宜專題研究 先做準備然後再一次給予解決” 這些事實都顯示 儘管毛澤東知道知識青年 上山下鄉遇到很多問題 但是他對解決下鄉知青問題 既沒有成熟的想法 也拿不出具體建議或者指示 更沒有說過“再教育”需要多久纔算完成 儘管毛澤東在讓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時 美其名曰是要讓知識青年到農村去 “經風雨見世面” 以便培養 “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可靠接班人” 但是毛澤東在1968年發出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指示之後 就再也沒有對知識青年問題 發表過任何重要指示 也沒有爲解決他們的問題 發出過任何具體指示 毛澤東真地很重視這些“革命接班人”嗎？ 有人說毛澤東在1968年要穩定局勢 所以要把造反的紅衛兵趕出城市 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 毛澤東從來沒有明說 早在中共建政初期 這個原因就形成了 1955年8月11日的《人民日報》社論說： “新中國成立的時間很短 還不可能馬上就完全解決城市中的就業問題 家在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生中有一部份人 目前的就業是有一定的困難的” 社論說：“農業生產對於中、小學畢業生的容納量 是十分巨大的 現在需要量很大 以後的需要量更大” 一個月以後 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 一文的按語中說： “全國合作化需要幾百萬人當會計 到哪裏去找呢？其實人是有的 可以動員大批高小畢業生 和中學畢業生去做這個工作” “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 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爲的 ”經歷過文革的人 很多人對毛澤東的這句話記憶猶新 不過 這句話並不是毛澤東在文革時期說的 而是在1955年12月說的 當時 毛澤東談到中學生和高小畢業生 參加農業合作化的工作 他說：“一切可能到農村中去工作的知識分子 應當高興地到那裏去 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 在那裏是可以大有作爲的” 隨後在1956年1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決定： “城市的中、小學畢業的青年 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就業的以外 應當……下鄉上山去參加農業生產 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 1957年4月8日 劉少奇主持撰寫的《人民日報》社論 《關於中小學畢業生參加農業生產問題》 也指出：“最能容納人的地方是農村 容納人最多的方面是農業 所以從事農業是今後安排中學畢業生的主要方向 也是他們今後就業的主要途徑” 1962年5月27日 大饑荒之後的中共中央 爲了減輕城鎮人口吃商品糧的壓力 做出《關於進一步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決定》 其中就包括將中學畢業生送往農村的指示 這個決定說：“城市中一般不能升學或就業的青年 有條件的可以下鄉或者安置到農場勞動” 1964年1月16日 中共中央印發《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動員和組織 城市知識青年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草案）》 同時成立了中央安置城市上山下鄉青年領導小組 由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擔任組長 根據中共副主席、總理周恩來的指示 譚震林在1965年提出了一個15年計劃 準備在1965到1980年之間 將1100萬到1200萬知識青年下放到農村 注意當時講的是去參加農村的社會主義建設 所有這些事實都充份顯示 早在文革開始以前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就已經成爲中國政府 和中國共產黨要緩解城市人口就業壓力的 既定經濟政策 文革開始以後 1966年、1967年和1968年 三屆的高中和初中畢業生積壓在城市裏 大約有1000多萬人 此時 中國共產黨再次動用文革前已經制定的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既定政策 1967年7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 題爲《堅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正確方向》 請注意它說的是“堅持” 就是說這個老政策是正確的 1967年12月22日 中國教育部向中共中央報告說： “畢業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學生進不來” 毛澤東隨後在1968年4月批示黑龍江省革委會 《關於大專院校畢業分配工作的報告》時說： “不僅大學且有中小學” 要面向農村、邊疆、工礦、基層分配 當時工礦生產規模比文革前還小 根本無法容納更多的工人 結果只有農村和邊疆可去了 不過 這時中國官方並沒有重複以前的 知識青年是去“參加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說法 而是藉助文革當時的極左思潮 順勢給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加上濃厚的政治色彩 說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是 “一場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 對於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 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防止資本主義復辟 ……必將產生深遠影響” 當時處於文革中的中國 人們對毛澤東狂熱的個人崇拜達到最高峯 這種對領袖的盲目崇拜 更是被官方用來推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政策 1968年12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 題爲《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閒飯》 社論公佈了毛澤東在12月11日發出的 “知識青年到農村去 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最新指示 把解決經濟問題的政策政治化 變成一場政治運動 當時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得到熱烈響應 僅1969年一年就有267萬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在1969年那個時候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多數人的確是自願的 因爲他們要響應毛主席的號召 要做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 毛澤東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既平息了趨向失控的紅衛兵運動 又解決了城市人口就業不足的問題 一箭雙鵰 一舉兩得 然而 從此以後 毛澤東既沒有想過怎麼讓這些接班人回來接班 也沒有認真考慮過 這些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前途和命運 1976年 毛澤東去世 文革結束了 但是1977年召開的中共第十一屆代表大會 仍然強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工作 必須堅決貫徹執行” 於是 1977年和1978年 仍然有大約220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當時中國政府計劃還要在1979年 再下放80萬知識青年 不過 重新執政的元老派官員 已經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1978年3月 鄧小平在內部談話時表示 國家花了大筆資金卻買了四個不滿意 就是知青不滿意 家長不滿意 農民不滿意 政府也不滿意 鄧小平說：“現在搞上山下鄉 這種辦法不是長期辦法 農民不歡迎……城市人下去 實際上形成同農民搶飯吃的局面 我們的第一步應做到城市青年不下鄉” 1978年7月3日 當時的中共中央組織部組長 胡耀邦在和國務院知青辦負責人談話時說： 上山下鄉這條路走不通了 1978年12月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終於提出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人數將逐步減少” 對城市中學畢業生的安排原則加上了 “城市安排”這一條 此舉讓700多萬仍然在農村的知識青年聞風而動 從1978年底開始 中國一些地方出現知青遊行、請願等活動 要求回城 1978年10月 雲南幾個農場的5萬知青 發動請願遊行和罷工 近百人在昆明火車站集體臥軌抗議 中共上層感到震驚 隨即派出調查組 1979年1月雲南孟崗農場上萬名知青罷工 發出“不回城毋寧死”的口號 上千名知青展開絕食抗爭 中央調查組趕到那裏 北京知青吳向東當衆割腕自殺 三萬多名知青跪在地上 齊聲高喊：“我們要回家！” 其場面震撼人心 連調查組組長和一些成員都不禁爲之動容 1979年2月 中國官方終於承認在雲南的知青有資格回城 不到三個月十幾萬知青離開了雲南 全國各地紛紛跟進 到1981年 已經有600多萬知青回城 在雲南的知青的抗爭 促使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停擺 有一種說法是 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 大約有2000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包括去全國各地的“生產建設兵團” 可以確認的是 文革中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歷時12年 先後有1660萬左右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佔當時中國城鎮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 波及當時中國城鎮大約一半的家庭 絕大多數知青耽誤了學業和事業 失去了最佳競爭年華 上山下鄉運動毀了他們的一生 與此同時 中國在二十世紀後期 曾經出現科技和學術人員斷代 也是知青上山下鄉的惡果之一 當然也有一些知青認爲 那段艱辛的經歷磨鍊了自己 是人生中難得的財富 有些知青當時也是苦中有樂 北京知青章明說： “內蒙除夕的時候怎麼過春節呢 我們叫串包 各家各戶家主人 都準備一些月餅啊 一些果子啊 炸好的奶豆腐、奶皮子、 奶茶、奶油、炒米 然後幾個牧民或者知青大家相約 挨着包騎着馬串 大家互相問候 然後就吃每一家只能吃一點 牧民呢他們喝酒以後 半醉不醉騎在馬上 草原上大傢伙唱着歌 左右晃悠着 當時覺得這個很開心” 天津知青楊揚在農村期間成了“赤腳醫生” 就是沒有受過正規教育就行醫的醫生 當時爲了彌補農村醫務人員的不足 大力推廣過“赤腳醫生” 楊楊當年爲村裏接生過七十多個孩子 她在離開農村的時候還有些戀戀不捨 楊揚說：“農民對你的那個感情啊 確實特別深 我走的那天有幾十個母親 抱着她們的孩子站在我們那個主要的街上送我 因爲這些孩子都是我接生的 最大的有三歲了 很多人都特別激動 我當時也特激動 而且我有點戀戀不捨 我倒不是說我不願意離開那個地方 我就覺得我爲這個地方付出得太多了 5年的青春啊 都灑在這個地方了” 但是這些苦中有樂的老知青也同時表示 如果再給他們一次選擇機會 他們不會選擇這條看不見前途的路 北京知青章明說： “那恐怕不會做這種選擇” 天津知青張虎臣說： “如果說你要讓我在那裏呆上5年、8年、10年 甚至你會讓我在那兒成家立業 呆在農村那我想我是不會幹的” 重慶知青鄧鵬說： “我不會選擇下鄉我會留在城裏” 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從來沒有 向當年的知青或者他們的家庭 道歉或者提供任何賠償 只有中國國務院知識青年領導小組辦公室 1981年10月起草的《25年來知青工作的回顧與總結》 承認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 本來是解決就業問題的一次大試驗 但在文革中被當成政治運動去搞 指導思想偏了 工作上有嚴重失誤 造成勞民傷財 人民不滿 然而在今天 有些人卻在美化這場 中國政府已經承認是重大失誤的運動 甚至提出以新的形式 重走當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之路 我想提醒觀衆朋友 無論是誰用什麼方式對當年這場 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進行怎樣的美化 進行什麼樣的浪漫描述 如果你瞭解到真實的歷史 看到真實的現實 你會看到聽到 大多數當年的知青家長 會想起爲孩子前途操碎的心 大多數當年的知青會想起那種 要麼狂熱、盲從和幻滅 要麼被迫無奈 要麼對前途 悲觀無望的擔憂 會想起被那場運動耽誤的青春、 學業、生活和前途 不堪回首 從最初的轟轟烈烈上山下鄉 到最後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知青都返回了城市 他們用行動否定了這場運動 對這場運動的評價 有什麼比這些親歷者的行動更有說服力呢？ 我是李肅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