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東漢篇 【三國·東漢篇】02王莽代漢的思想基礎和歷史意義

談到西漢晚期的社會危機 就不能不提到鮑宣這個人 以及他的七亡七死奏書 鮑宣是今天的河北省延山縣人 他在公元前三年 也就是漢哀帝建平四年的秋天 向朝廷遞交了一份奏書 以十四種社會現象 來說明國家危機的嚴重程度 這十四種社會現象可以概括為四大類 自然災害嚴重 自然環境惡化 以及豪強大族對民眾利益的蠶食 按照鮑宣的說法 民眾不是掙紮在死亡線上 而是正在死去 鮑宣認為是從中央到地方 各級行政負責人的貪婪殘暴 導致了人民的水深火熱 其實鮑宣所指責的這一堆行政負責人裡 也有人為遏制國家危機進行過努力 在漢哀帝即位的建平元年 大司空和武和左將軍師丹 就聯合上奏漢哀帝 想推動獻田獻奴政策 以此來遏制自耕農的破產 以及權勢階層對國家財富的攫取 他們提議那些私人所佔有的 超出了規定數額的土地和奴婢 應該被國家沒收 結果這個政策在討論階段 就遭到了強烈反對 然後被擱置了 到鮑宣上奏書的這一年 河武被迫自殺 河武和師丹的失敗 不單純是他們兩個人的問題 而是西漢中晚期儒家改制學說的失敗 這種失敗到後來引發了嚴重後果 事情還得從儒學與西漢王朝的關係說起 自從漢武帝設立五經博士以來 儒家思想就被逐步確立為 國家的意識形態主體 在之後學習儒家的典籍 就慢慢地變成了進入仕途的必備條件 到西漢晚期 這些五經博士的弟子 已經發展到了數以萬計 在漢武帝時期 就已經有儒生進入到了政治高層 比如丞相公孫弘和御史大夫倪寬 而到了漢元帝時期 連續四任丞相都是儒生 這個時候的儒學已經從形而上的哲學 發展成一種進入實踐階段的政治學說 然後又通過政治的影響力 在幾代人的時間裡 滲透到社會的各方面 成為群體文化的一部分 隨著西漢中晚期各種社會危機的加深 人們就開始通過儒學這個途徑 去探尋危機的原因 以及解決危機的方式 由此先後產生了兩種主流思潮 這就是改制說和傳國異性說 改制說的主要觀點是比較簡單的 這也算是儒家學派的經典邏輯了 並不需要進行特別的創新 所以這種學說首先被拿了出來 改制派認為 既然之前沒有這些危機 那就去掉現在和之前不同的東西 所以他們要限制田地和奴婢的數量 要降低人頭稅 要取消金屬貨幣 要解散官府的奴婢 要禁止用錢贖罪 不僅如此 還要改革官制 恢復古代的官名等等 這些措施其中有相當一部分 還是被付諸實踐了 比如漢成帝時期 就把御史大夫改成了大司空 把刺史改成了周穆 但是這些措施 最終也沒有取得改制派所期望的效果 既然改制復古沒有效果或者行不通 那就得想想別的辦法 然後傳國異性說就冒了出來 改制派的觀點是一種比較常規的操作 他們尊古復古的邏輯是比較容易理解的 而傳國異性說 就需要我們對它的來歷多做一點解釋 因為這個學說某種程度上 是一個漢代所獨有的東西 西漢的國家制度 總體上是漢成秦制 不過儒家思想並不認可這一點 他們認為 秦的制度是一種對古代的叛逆 是一種反常 這種觀點放到漢初那種 反思秦朝教訓的大背景下 並不顯得很特別 隨著儒學被提高到國家意識形態的高度 這種觀點就開始產生問題 而這個問題又直接表現在儒學的內部分裂上 在漢初儒學的政治觀點大體分為兩派 一派以青年政論家賈夷為代表 他們認為 應該改變秦朝那種苛刻死板 沒有迴旋餘地的國家治理策略 轉變成兼用禮和義來作為國家運作的綱領 用禮來維持國家的組織秩序 用義在君主和臣民之間 建立一種比較溫和的上下關係 賈夷認為禮是一種防患於未然的東西 而法只能應對已經發生的事情 從統治成本上來說 禮具有更高的消費比 這種觀點的來源是左氏春秋 也就是左傳 所以這一派也被稱為左氏派 還有一派以董仲舒為代表人物 他們認為 禮和義都只是實現最高道德理想的工具 依賴這些工具來運作一個國家 不如去追求道德本身 君主追求工具的有效性 不如去追求讓每個臣民的行為 都自覺地遵守最高道德的規範 如果君主做出表率 以道德教化民眾 當民眾順從質樸的本性 自覺地約束自己 那就能夠達到垂拱而至的最高境界 這一派的觀點來自公羊春秋 所以他們也被稱為公羊派 而漢武帝提高儒學的政治地位 這個學派也發展成了漢代儒學思想的主流 在公羊派的邏輯鏈條中 要實現最終的德化目標 達到全面的和諧 就得先在政治上思想上實現統一 所謂遠夷之君內而不外 天下遠近小大若一 而要想實現這些 權力的集中就是必要的前提 繼續推導下去 把權力集中到皇帝這樣一個 要對萬民進行道德示範的人身上 就是合理且必要的 對漢代的人們來說 皇帝只不過是一個只有百多年歷史 從秦王朝繼承來的東西 什麼是皇帝 什麼是皇權 皇帝的存在意味著什麼等等 這些問題都需要人們在理論上進行論證 秦王朝創造了皇帝制度 什麼都還沒來得及做 就土崩瓦解了 到了漢代 公羊派為了實現自己的學說 而在不經意間進行了這方面的理論工作 這也是他們被推崇為國家意識形態的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在公羊派的學說裡 皇帝的作用是非常實際的 所謂皇帝 就是要帶領大家實現幸福的那個人 這個人需要把大家從亂世中拯救出來 先實現單獨一個地區的安定 然後繼續帶領大家實現全中國的安定 最後達到全體人類無差別的和諧統一 東漢經學家何修的總結就是 從內其國外其下 到內諸夏外夷狄 最後完成夷狄盡至於厥 天下遠近小大若一 公羊派的學說 為漢武帝時期的國家對外擴張和經濟改革 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 北伐匈奴也好 鹽鐵專營也罷 在理論上都可以算是為了最高理想而做的前期準備 而國家為公羊派的政治地位也提供了保障 給公羊派的儒生設立了進入仕途的快速通道 但是這種看上去非常和諧融洽的關係 並沒有持續多久 公羊派的總目標是德化 但是自漢武帝之後 這個目標距離實現就越發的遙遙無期 國家統一了 夷狄也被打退了 但是社會控制也加強了 隨著鹽鐵專營政策的推行 行政機關或者說官僚體系的管理 更是作用到了社會基層的方方面面 用司令校尉葛寬饒的話來說 國家根本就是用法律代替師叔來指導民眾的生活 這個指責是非常嚴厲的 因為秦王朝的做法就是用法律來教化人民 而對公羊派來說 統一也好 擴張也罷 都只是階段性的東西 哪怕是皇帝和國家 都只不過是實現目標的一個工具 政治環境寬鬆 民眾自治 群體自決 這纔是他們想要的社會狀態 這種政治訴求到漢武帝死後的第七年 漢昭帝始源五年 公羊派就借用鹽鐵會議的機會 正式向國家提了出來 要求國家進行制度變革 從社會的基層管理中退出 給民眾自治和群體自決留出空間 在辯論的過程中 賢良文學們大量引用公羊春秋和董仲舒的觀點 要求國家改變後來漢宣帝所總結的那種 霸王道雜誌的狀態 而純用儒學作為施政綱領 當然這次公羊派沒有成功 除了禮義和德化之外 儒家還有一種淵源流長的觀點 這就是天命彌長 唯德是福 這兩條前者來自詩經 後者來自尚書 而詩和書都屬於五經 是儒家最重要的理論來源 儒家認為天命是不固定的 因人也會有臣服周人的那一天 上天對人是沒有私心的 誰有德他就幫助誰 人民不會永遠無條件的服從某一個君主 誰給人民帶來好處 人民就服從誰 而漢家和劉氏 既不能全心全意的推行真正的儒學 在他們的帶領下 民眾的苦難又在一天天加深 那麼他們也就沒有了天命和民心的眷顧 就應該被替換掉 在走正常途徑的改制措施失敗之後 傳國異性的思想 就開始在公羊派的推動下慢慢興起了 這種思潮的第一個實際行動 發生在鹽鐵會議的三年之後 公元前78年 漢昭帝元奉三年 發生了公孫病已立事件 公羊派學者雖洪 趁機要求漢昭帝退位 把國家交付給別的賢人 到漢宣帝時期 公羊派再接再立 司禮校尉葛寬饒又站出來 直接要求漢宣帝退位 結果是前者被殺 後者自殺 西漢王朝在昭宣之後 社會危機和政治混亂更加嚴重 這種局面讓公羊派 愈發地認為自己的觀點是正確的 至此站出來宣揚傳國異性 漢室將亡的 已經變成了漢室皇族本身 最突出的就是劉相和劉新父子 劉相就公開地說 從古至今 國家就沒有不滅亡的 漢成帝時期 蜀郡發生地震 導致閩江被堵塞 劉相就說 這是漢朝要滅亡的徵兆 他的兒子劉新更進一步 劉新不僅認為漢室將亡 他還親自動手 從更早期的儒家經典裡 找到了漢室要滅亡的直接證據 從學者到朝廷的重臣 再從重臣到皇族 隨著幾十年間 國家持續地走下坡路 各個階層的儒學人士 普遍認為漢朝已經不可救藥了 要消除社會的混亂和災難 必須要有新的國家 和新的聖人產生 而王莽就在這種社會氛圍中 一步步走到了歷史的前臺 王莽的奪權道路 就其前半段來說 並沒有超出西漢外戚勢力 獲取權力的一般流程 王莽爭奪權力的行為 在開始階段 和曾經顯赫一時的外戚家族 比如呂氏、霍氏 在性質上並沒有多少區別 不同的地方在於 國家的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 當王莽控制最高權力 成為第二個霍光的時候 他所面臨的嚴重社會危機 讓他不得不對原來的舊局面 做出重大變革 因為原來需要為這場危機承擔責任的 是劉姓是漢氏 社會輿論把矛頭指向的 也是姓劉的皇帝們 認為是他們敗壞了國家 這纔有了傳國異性的思潮 現在王莽自己實際控制了國家 局面再繼續惡化 那他本人就成了直接責任人 如果他不能遏制危機的持續蔓延 他就要替姓劉的皇帝們 以及那些他身處其間的王公貴氣階層 承擔國家衰亡的責任 這種責任是他不想承擔 也承擔不了的 王莽本身就有儒學背景 即使他沒有這些背景 當時的社會氣氛 也不可能不對王莽產生影響 即使這些都沒有 危機不斷加深的社會現實 也會左右王莽在歷史關頭的選擇 當全社會都有志一同宣揚傳國異性 以求在新局面下解決危機的時候 王莽這個人 恰好走到了離傳國異性 只差一步的位置上 最終社會的變革需求 和個人的政治需要 共同促成了王莽在公元九年 廢漢自立建立了新朝 王莽代漢的過程整體非常平和 除了個別的反抗事件之外 整個國家對王莽代漢是默許的 甚至是歡迎的 比如儒學人士 他們孜孜以求的傳國異性 在王莽這裡實現了 清代歷史學家王福之 在讀《通鑒論》裡對此的評價是 老百姓對漢王朝的期待 在王莽代漢發生之前 就已經破滅了 新莽王朝建立 儒家傳國異性的目標達成 原先改制派的訴求 就開始在王莽的推動下 一條一條的付諸實施 新莽王朝的種種改革措施 不完全是王莽的個人創造 更多的還是儒家改制派的思想成果 關於王莽改制的具體經過和結局 已經有過很多論述 此處不再討論 最後的一點時間 我們來談一下王莽代漢事件的歷史含義 秦漢作為大統一王朝的第一集團 他們在各方面都具有實驗性質 秦王朝的崩潰太快 很多問題都還沒有來得及出現 而西漢作為秦的繼承者 他經歷了完整的過程 對西漢來說 他陸續遇到的所有問題 幾乎都可以說是 大統一王朝第一次面臨的新問題 流民問題 土地和人口向私人集中的問題 社會中間階層的壯大 行政體系的建設和控制 權力的集中和權力轉移的風險 中央與地方的關係 個人與國家的關係 文化階層與行政系統的關係 國家統治與統治成本的關係 大統一的國家該怎麼組織 怎麼調整 每個階層的利益邊界在哪裡 等等等等 這些在後代歷史中習以為常的東西 都需要西漢這個考生首先進行回答 他沒有什麼答案可以參考 他的應對就是在為後代歷史創造答案 而王莽代漢事件 就是西漢這種新生的 大統一的國家組織形式 在面臨嚴重危機的時候 用推動王朝更迭的方式 匆匆製造出的一個進行自救的機會 新莽王朝的這十幾年 皇帝換了 名稱換了 但是稅收系統 軍隊系統和行政體系的實質並沒有變 仍然是西漢建立的那套東西 在支撐新莽王朝的運作 新莽王朝的種種動作 其本質是西漢王朝在病重垂危之際的 迴光返照和最後掙扎 當這種掙扎也失敗的時候 西漢和作為西漢延伸的新莽王朝 才徹底走向了崩潰 下一期我們就來看看 這樣的崩潰是如何導致東漢王朝產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