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東漢篇 【三國·東漢篇】04退功臣事件和東漢的政權設計

公元36年 東漢建武12年的冬天 吳漢攻滅了四川盆地的公孫樹集團 至此 在新蒙王朝覆滅過程中產生的主要割據勢力 被東漢政權全部消滅 五個月之後 建武13年的4月 吳漢率軍回到洛陽 東漢中央政府隨即進行了立國以來 規模最大的一次對功臣的封賞 大部分人被冊封為列侯或者官內侯 小部分已經有爵位的 也被同時增加了封邑 在獲得了封賞之後 大多數功臣也在同時被解除了原有的職務 這就是東漢版的杯酒弒兵權 後漢書稱之為退功臣 如何對待在建國過程中建立功勳 做出貢獻的人 無論古今中外 一直是新國家的最高統治層和功臣群體 雙方都需要謹慎對待的嚴肅課題 無論是鳥盡弓藏的故事 還是空氣爭蛾的傳說 這些長盛不衰的歷史話題也是來源於此 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話是這麼說的 人類從歷史中學到的唯一教訓 就是人類無法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 這句話可能的出處之一 是德國哲學家黑格爾 在《歷史哲學序論》中的一段描述 這段描述的早期譯文是這樣的 經驗和歷史所昭示我們的 卻是各民族和各政府 沒有從歷史方面學到什麼 也沒有依據歷史上演繹出來的法則形式 在這段描述的後面 黑格爾做了補充解釋 他說 每個時代都有它特殊的環境 都具有一種個別的情況 使它的舉動形式 不得不全由自己來考慮 自己來決定 黑格爾認為 某一段歷史會表現出什麼樣子 主要取決於這一段歷史所遭遇的歷史環境 不同歷史環境會產生不同的歷史現象 一種特定歷史環境中的法則或者規律 在另外一種不同的歷史環境中 如果從歷史演進的微觀層面來看 那麼兩漢對待功臣群體的不同方式 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算是黑格爾這種歷史邏輯的體現 公元前202年 西漢王朝建立 六年之後就連續發生了功臣被誅殺事件 不過 西漢開國功臣作為一個群體 他們的遭遇又是什麼樣的呢 丞相是全國行政工作的總負責人 在西漢前期被稱為相國 在後期被稱為大司徒 西漢時期一共產生了49任丞相 其中前11任都是開國功臣 太尉是西漢軍事工作的總負責人 在西漢中後期被改稱為大司馬 西漢一共產生了33任太尉 其中前5任是開國功臣或者他們的後代 丞相被開國功臣群體把持了47年 太尉被把持了53年 在西漢四分之一的時光裡 開國功臣群體實際掌握著全國的軍政大權 西漢王朝建立之後 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劉邦 以及他所代表的功臣群體 面臨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 他們建立了一個新的國家 這個新國家應該讓誰來負責管理工作呢 秦王朝原本的做法是 把國家的日常管理工作交給文官官僚階層去負責 而功臣則根據受封爵位的不同 去收穫他們在經濟上的利益 功臣無權以功勳為藉口去分割政治權利 這就是韓非子所說的 官職所以任賢也 爵祿所以賞功也 秦王朝的邏輯是 一個人對國家有貢獻 那麼國家就以爵位和爵位所帶來的經濟利益 去獎勵這個人 而官職和行政權是不能被隨意分割的 這就是官爵分離原則 秦王朝統一天下之後 建立了覆蓋全國的郡縣體制 而實際運作郡縣體制的 是同樣覆蓋全國的文官官僚體系 但是這個體系還沒有來得及穩固下來 文官官僚們還沒有發展成一個成熟壯大的階層 秦王朝就土崩瓦解了 在此種情況下 西漢的開國功臣群體 他們只能自己走上前臺 去接手國家的日常管理工作 就算作為功臣領袖的劉邦 不想讓功臣們接手 在當時他也找不到另外一個 就這樣 按照秦王朝的傳統 西漢開國功臣群體獲得了爵位和經濟利益 又由於秦末漢初的特定環境 他們也同時佔據了行政權力 西漢建立過程中產生的這種不得已的處理措施 到後來就變成了一個傳統 上面我們提到的西漢49任丞相和33任太尉 他們基本上都是獵猴 都有封邑 即便一開始沒有爵位 只要成為了丞相或者太尉 就會同時被冊封為獵猴 秦王朝的官爵分離原則 到西漢這裡就變成了官爵一體 在劉秀集團建立東漢王朝的過程中 也產生了一個和西漢類似的功臣群體 在這個群體的上層集團中 自身父兄輩或者父祖輩 擔任過郡縣官職 甚至中央官職的可以說比比皆是 按照一般的邏輯 他們似乎更應該像秦漠漢初那樣 填充到各個政府機關當中 去佔據行政權力 但是經過西漢200年的穩定發展 全國性的文官官僚 已經依託行政體系 形成了一個穩定而且相對獨立的階層 他們在運作和組織國家方面已經非常成熟 雖然西漢和新莽都毀滅了 但是文官官僚階層所運作的 遍佈全國各個郡縣的基層行政組織 並沒有隨著舊王朝的毀滅而完全瓦解 所以劉秀集團可以利用現成的人員和體系 快速恢復原來的管理工作 基層是如此 中央也是如此 從東漢建國到劉秀去世 一共產生了11任大司徒 也就是丞相 除了第一任鄧宇和第四任韓新之外 其他人都不是功臣群體出身 而且他們都有擔任舊政權官吏的背景 基於上面這些條件 到公元36年大規模的戰爭結束之後 東漢最高統治層乾脆把功臣群體 尤其是軍工群體從行政體系中剝離掉了 從此之後 功臣不掌行政 最起碼功臣不做三公 就成了東漢王朝最重要的政治原則之一 在東漢200年時光裡產生了72任司徒 除極少數特殊情況外 他們就不再同時擁有獵猴爵位 西漢的官爵一體有政有爵 到東漢就變成了官爵分離 有爵無政 有政無爵 漢光武帝劉秀 利用不同於秦漠漢初的歷史條件 發動退功臣的政策 從政權建設的角度來說 主要的目的應該是為了實現行政體系的徹底文官化 也就是後漢書所說的 盡文吏 退功臣是手段 盡文吏纔是目的 按照東漢會要的統計 東漢鄉級及以上各級政府 東漢王朝的存在 就是依靠這15萬名官吏進行運作的結果 既然東漢王朝在一開始就斷絕了功臣群體 或者說勛貴階層補充行政官吏的可能性 那麼有什麼渠道能源源不斷地補充這15萬名官吏的缺額呢? 這就是儒門弟子 在西漢中期之後 學習儒家典籍就已經成了進入政府的快捷通道 班固在《漢書儒林傳》的記錄時 光是以傳播儒學為業的大師就已經有了上千人 這些大師和他們門下成千上萬的弟子 都渴望進入政府 獲取政治權利和經濟收益 就連劉秀本人也曾經專門到長安學習過上書 西漢的這種風氣在東漢開國功臣群體中也有所體現 清朝人趙毅在《念二十渣記》中就評價說 東漢中興則諸將帥皆有儒者氣象 面對這麼一個掌握知識和社會輿論 同時對參與政治又充滿渴望的階層 光武帝就為他們拓寬進入政府的通道 用他們去替代功臣群體在行政體系中的作用 這麼做既團結了更廣大的階層 讓他們支持新生的皇權 也可以加速實現政府行政體系的純粹化 在光武帝對東漢政治體系的設計中 一個以僱傭關係為基礎 完全依靠文官官僚階層運作的行政體系 將會變成一個更專業、更純粹 對皇權也更安全的統治工具 這就是中國文官政治傳統在制度層面上的一個開端 在已經完成純粹化、文官化的行政體繫上 光武帝就開始追求另外一個目標 事歸臺閣 西漢的中央政府以三公為核心 三公也就是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 西漢中期之後 太尉改成大司馬 御史大夫改成大司空 王莽時期丞相又被改成為大司徒 到東漢建立 大司馬的稱呼作廢 重新變成太尉 大司徒和大司空都去掉了大字 這樣東漢的三公就變成了司徒、太尉和司空 在漢初的時候 三公是國家日常政治運作的總負責人 是各項政策的主要發動者 到漢武帝時期 開始以負責傳遞內外信息 處理文字工作的尚書為核心 組建新的參謀機關 這就是內朝 而原來以丞相為首的行政系統 就變成了外朝 秦漢時期的公式建築 從功能和限制程度上來說 大體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部分 前庭和後宮 前庭是皇帝和中央政府核心機關辦公的地方 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朝廷 後宮是皇帝和其他核心皇室成員起居生活的地方 也被稱為晉中或者大內 漢元帝時期 為了避諱皇后王政君的父親王晉的名字 晉中也被改稱為省中 在前庭 有一些人專門負責服務皇帝或者輔佐皇帝辦公 這些人就被稱為公官 在後宮裡也有另外一批人負責類似的事情 這些人就被稱為省官 除此之外的政府官吏就被稱為朝官或者外官 相應的公官和省官有時候也被稱為內官 內官系統在性質上屬於皇帝私人 原本是不參與國家大政的 但是在漢武帝將政治運作分割出內外朝之後 內官系統由於先天的優勢 就成了內朝的主要組成部分 並逐步形成了內官系統負責制定政策 外官系統負責執行政策 這麼一種新的分工方式 而尚書就是內官系統參與政治運作的主要渠道 或者說是內官系統所掌握的主要實體部門 尚書原本是少府下轄的一個小部門 在漢武帝選擇尚書作為內朝運作的核心之後 它就在實際上脫離了少府的控制 成了一個獨立部門 並逐漸被改稱為尚書臺、臺省或者臺閣 在最開始的階段 尚書臺的主要任務是處理各種政府文件和檔案 在皇帝需要的時候 也可以對某些事情給出處理意見 隨著時間的推移 尚書臺負責的事情就越來越多、越來越重要 到最後 尚書臺不僅可以替皇帝批閱各級政府部門的報告 並給出處理意見 還可以用皇帝的名義去審查各個部門的工作 還要為皇帝草擬詔令和傳遞詔令 也就是說 誰控制了尚書臺 誰就在實際上控制了皇權 所以漢武帝之後的西漢主要權臣 一般都會有領尚書室的頭銜 比如霍氏和王氏都是如此 漢元帝時期的領尚書室大臣肖望之 他就評價尚書臺是百官之本、國家書籍 有鑒於尚書機關權力高度集中的特點 為了避免重蹈西漢的覆轍 光武帝就取消了領尚書室這個頭銜 但是並沒有同時撤銷尚書臺 而是改成由皇帝本人親自管理 以此確保對這個核心部門的完全控制 控制了尚書臺之後 光武帝就開始在之前的基礎上 繼續加強這個部門的權力 他把原本屬於三公 準確地說是屬於丞相的部分權力 比如對縣令及以上官吏的任免權 也轉移到了尚書臺 造成的結果就是尚書臺的權力 比西漢時期更加集中 成了凌駕於一切政府機關之上的超級部門 漢末政論家仲長統的總結就是 光武帝為了防止王莽之類的權臣再次出現 所以把政府的權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 雖然國家設立了三公九卿 但是真正要緊的事情都交給了尚書臺 光武帝追求事歸臺閣有他自己的邏輯 用現在的話來說 就是要實現皇權和相權的專業化 也就是所謂的聖人治吏不治民 自從有皇帝制度以來 代表最高統治權威的皇權 和代表政府行政體系的相權 他們的權責範圍就在不停地進行調整 到光武帝這裡 皇帝就不再是普天之下墨費王臣那種模糊的概念 皇權和相權有了一個比較明確的界定 這就是皇權治吏 相權治民 皇權監督行政體系 相權管理普通民眾 光武帝通過一系列的調整 把決策機關和執行機關的概念進行了制度化 皇帝和皇權負責制定政策 是專業化的決策機關 政府和相權負責政策的執行 是專業化的執行機關 如果說西漢時期的相權還可以參與最高決策 左右政局走向 那麼到此為止 東漢時期的相權則基本上喪失了這方面的能力 這種政治運作原則 成了後代王朝進行制度設計時的參考規範 唐朝人韓愈對此的總結就是 皇帝就是發布命令的那個人 而臣子就是把命令傳遞給民眾的人 與此同時 在漢光武帝的設計中 皇權也不再承擔全國性的責任 這個責任被轉移給了相權和以相權為代表的政府 因此在東漢的歷史中 每當國家遇到棘手問題 比如嚴重的自然災害的時候 就總是習慣於通過犧牲相權和政府來緩和矛盾 僅僅是漢安帝之後不到100年的時間裡 東漢中央政府的三公 就有45.7%的人因為自然災害被罷免 如果對比西漢時期 那麼我們還可以看到 在同樣的200年時光裡 西漢產生了49個丞相 而東漢卻產生了72個 漢光武帝要在制度上分離皇權和相權 實現二者的專業化 這就需要先加強皇權 保持皇權對相權和行政體系的優勢地位 然後才能進行強制分工 所以要治吏不治民 就得先做到事歸臺閣 而要想做到事歸臺閣 就得先完成行政體系的純粹化 或者說文官化 這樣才能比較容易地 從行政系統奪取權力 也就是說得先禁文吏 而要想禁文吏 就得先做到退功臣 先把功臣群體屏蔽在行政體系 至少屏蔽在中央政府之外 這樣才能無阻礙地調整行政體系 給文官官僚階層騰出空間 這就是光武帝上述一系列操作的大致邏輯 漢光武帝劉秀 他鑒於西漢的教訓 而在東漢既定的歷史條件下 對大統一的國家制度進行了一系列重新設計 我們上面所列舉的 只是幾個主要部分的粗略情況 總的來說 這些設計理清了大統一的國家組織形式中 原本混沌不明的部分 在政治運作方式上 開創了一個不同於西漢的新局面 這種變化對魏晉南北朝 乃至於隋唐時期 都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 光武帝所做的以上這些 原本是為了給東漢 營造一個更加穩定的政治環境 不過歷史的發展 卻遠遠超出了他當初的預想 這些我們後面會談到 本期的主要內容就先說到這裡 剩下的時間 我們來嘗試回答一個問題 東漢開國功臣們 為什麼知名度這麼低呢? 光武帝劉秀在東漢初期推動的 退功臣晉文立政策 以及與之相關的 對政治體制的一系列調整 不完全是他一個人的獨斷專行 而是整個東漢開國群體的選擇 比如公元36年的退功臣事件中 分別擔任左右將軍的賈赴和鄧宇 也同時被罷免 這兩個人是東漢開國群體中的核心成員 鄧宇更是雲臺二十八將的第一名 是這兩個人主動退讓 交出了權力 才促成了退功臣政策的順利進行 光武帝劉秀是東漢開國功臣群體 在政治上的代理人 是功臣們通過南征北戰 建立了東漢王朝 而作為領袖的光武帝 就必須要在新的王朝中 保全他們的利益 由於情況已經不同於秦漠漢初 所以光武帝和他所代表的功臣群體 選擇了新的處理方式 功臣群體放棄自己的行政權力 退居到幕後 而他們放棄的權力 最終都通過上書臺 加強到了光武帝的身上 東漢開國功臣群體 之所以在歷史中顯得很低調 一是因為他們很快就從政府工作中退出 所以沒有留下更多的事跡 二是因為他們的代理人光武帝劉秀 已經在實際上維護了他們的利益 所以並不需要他們再採取額外的行動 按照後漢書《馬武傳》的記錄 對功臣群體光武帝劉秀 一直非常注意維護他們 小過錯什麼的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同時在賞賜方面又非常的慷慨大方 只要有了好東西 就會賞賜給所有的獵猴 自己一點也不留 而面對沒有功臣群體存在 已經文官化的行政體系 光武帝就毫不客氣地對他們實施嚴厲監管 後漢書《申圖綱傳》的說法是 光武帝時期 官僚階層受到法律的層層審查 工作壓力非常大 而光武帝身邊的親信侍從 甚至還會因為犯錯而被直接拖到地上 在眾目睽睽之下進行毆打 這就是後漢書《賈富傳》所總結的 帝方以吏氏擇三公 故功臣並不用 到了劉秀的孫子漢張帝時期 大臣們在回顧歷史的時候 對此仍然記憶深刻 後漢書的作者範燁 總結了光武帝和他的兒子漢明帝時期的政治特點 他認為 光武帝和漢明帝是在用一個普通官員的標準 去要求三公 而且動不動就對大臣進行斥責 甚至殺戮 實在是太過於苛刻了 如果只從劉秀本人的身上去看待這些歷史現象 這種所謂的苛刻 自然只能歸結為劉秀本人的性格問題 但是如果聯繫到東漢建國初期 各個社會群體的狀態 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 那麼我們就可以發現 無論是開國功臣的低調 還是漢光武帝劉秀的苛刻 這些現象的背後 都有著更深層次的原因 東漢開國功臣 他們作為一個整體 從政府中退出 這是不是意味著 他們就完全放棄了政治權力呢 不是的 實際上他們的政治權力 他們對國家的影響力 通過另外一種方式得到了實現 這就是外戚 在說外戚的問題之前 我們先來看看漢代的人口普查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