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變後，明朝為何不像北宋一樣南遷？全因80年前朱元璋做了一件事

正統十四年,瓦剌首領也先借口明朝裁衣馬架,拒絕和親,發動對明朝的大舉進攻。 於是,在同一年七月,一個年輕衝動的皇帝,一個利慾薰心的宦官,率領着一支龐大的軍隊走出了北京城。 不到一個月時間,北京城就收到前線傳來的噩耗,二十萬大軍全軍覆沒,隨軍出征的武將勳貴幾乎全部折損,連皇帝也去蒙古留學了。 也不是沒有人逃回來,宣府鎮駐軍的重要將領楊駿就是其中之一。 後世的明史學者指出,土木堡之變發生,與皇帝和太監的輕舉妄動關係不大,而是源於宣府鎮防線的突然崩潰,導致皇帝在北征途中措手不及。 而宣府鎮軍隊的突然崩潰,源於駐守最前線的楊駿因爲竊戰而作了逃兵。 這個楊駿是官二代,他是宣府鎮總兵官楊洪的長子,而楊洪正是當朝新貴,是由朱棣特意培養出來的優秀將領。 洪武晚期,朱元璋掀起湖南兩大黨案,將開國武將朱祿殆盡,明軍作戰能力從此大打折扣。 朱元璋此舉本想爲皇太孫朱允炆繼位掃清障礙,不料這卻成了朱允炆的死穴。 朱棣起兵叛亂後,建文帝朱允炆無人可用,平叛大軍反被朱棣平叛,朝廷的武將素質甚至不如藩王的屬下。 朱棣繼位後,雖然大封靖難武將,重建龐大的燻陳集團,但這些武將在朱元璋時期不過是爲所一極的將領,能力與開國武將相比不斥天壤之別。 靖難第一武將邱福在北征農谷時,在朱棣反覆告誡之下,仍然一戰而全軍覆沒,令朱棣在後方發了好大一通脾氣,流放了邱福全家。 武將斷層,無人可用,沒辦法的朱棣開始從縣議中選拔將官,其中最爲勵志的當屬楊洪。 在朱棣的幾次親征漠北戰役中,楊洪因爲幾次戰功獲得了朱棣的賞識,被朱棣列爲重點培養對象。 李應宗朱祁鎮繼位後,面對朝中武將費拉布堪的現狀,重點提拔了一批戰績較好的武將,楊洪就是其中最耀眼的一名。 正統十二年,楊洪成爲保障北京的北門重鎮,也是北部邊疆最精銳部隊的駐地,宣府鎮的總兵官。 楊洪長期駐守宣府鎮,不僅在明朝內部積累了很高的聲望,而且聲名遠播於蒙古草原, 楊洪身居高位之後,自然要發揚搞裙帶關係的傳統,大肆提拔家族子弟,大量楊家親戚由此在宣府鎮各級擔任要職。 楊氏家族的勢力在這一時期達到巔峯,就是這樣一個在當時最負盛譽的武將家族,在土木之變這種大規模戰役中卻不堪一擊。 楊洪的長子楊駿在瓦剌大軍到來時,首先放棄宣府北門獨食,致使瓦剌進入大明境內,迫使皇帝的親征軍隊只能改變計劃,倉促回撤。 逃跑的豈止楊駿一個,正統十四年九月,巡撫大同宣府的都御史羅亨信上奏稱, 赤城堡、碉堡兩道堡壘的指揮鄭遷、徐福、姚宣三人七月聽聞瓦剌入境, 首先逃跑,致使淮來、永寧等其他衛所的官兵也紛紛逃跑。 對於邊疆臨陣逃跑一事,朝廷委託楊洪處理。 結果可想而知,連自己兒子都跑了,楊洪自然來了都法不擇衆,寬佑了這群滇將。 土木之變消息傳來,舉國震驚,北京城內一片混亂。 有的大臣開始倡議南遷,漢林院士將徐有貞也關心下, 發現有南夷之事,認爲天命已去,於是命家人收拾行李,準備南遷, 並號召大家一起轉進南京。 回慶審視,明朝南遷的條件要比宋朝好很多,因爲明朝實行兩京制, 六部百官在南京都有一套完整的輩分,隨時可以遷都, 徐有貞的提議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但于謙提出了不同的意見。 朝堂上,于謙態度強硬,大義凜然地說主張南遷的人就應當殺頭, 京城是天下的根本,怎麼能隨便放棄? 如果撤離京師,國家必亡,北宋南渡的歷史教訓不可忘記。 北宋南遷的教訓震醒了在場所有人,于謙一語定了調子,朝臣決定固守。 代表皇族控制朝局的時,孫太后起初還在猶豫, 隨後也被太監李永昌用靖康之變的勢力說服了。 但與北宋相比,此時明朝存在一個很大的弱點,那便是皇帝被瓦剌俘虜了, 對方掌握着要挾明朝的政治籌碼。 看到這一不利形勢,文官集團果斷表示這個皇帝我不要了, 擁立皇帝的弟弟成王朱祁鈺即位,瓦剌失去籌碼, 只能採取強攻的方式,北京保衛戰由此打響。 在北京保衛戰中,於遷居中指揮,而負責統帥士兵作戰的是石亨。 石亨來自大同鎮,在不同時期,明代九邊各鎮地位疊有臣服, 只有兩大鎮一直保持着較高的地位和較強的戰鬥力, 一個是前面提到的宣府鎮,另一個就是大同鎮。 而明前期武將系統中,聲名僅次於楊洪的便是大同鎮的石亨。 土木之變前,石亨地位雖遠不如楊洪,更無楊氏家族的龐大勢力, 但他是楊洪之後與烏梁哈作戰最多,也最爲成功的將領。 在朝野聲望之中,石亨僅位居楊洪之後,是明中期第二武將。 土木之變後,石亨最初雖兵敗回京,頗不光彩, 但最終通過與于謙共同主持北京保衛戰,威震瓦剌,將功贖罪。 北京保衛戰結束後,石亨續功第一,封武親侯,一躍而成景太朝重臣。 名人南大吉認爲,石亨在北京保衛戰中有再造社稷之功。 可惜的是,石亨雖有功,卻沒有守住德, 日後與徐有貞等人合謀殺死了功勞最大的一切,成了歷史中被唾棄的人物。 在我們的歷史評價體系中,往往把德看得比功更重要。 有德無功,最多隻是毀於參半,有功無德,往往被噴得狗血臨頭。 明朝在巨大的軍事災難之後,並未如同宋朝一樣,經歷南遷之後一蹶不振的歷史鉅變, 而是通過堅決固守,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之所以會出現與宋朝截然不同的歷史命運,原因可能在於兩個王朝的政權性格完全不同。 軍隊戰鬥力差別很大。宋太祖趙匡胤通過不流血的和平政變,黃袍加身, 他吸取了前代的經驗,奪得武將權力,義武衆聞。 受此影響,北宋軍隊不僅戰鬥力下降,戰鬥意志也不夠堅定。 與之不同,明朝以武開國,政權建立的過程是與擊敗其他紅金軍政權,北朱元朝相始終的。 雖然朱元璋大肆殺戮開國功臣,但武將地位一直較高,朱棣通過兵變上位,也因此提拔了一批軍事上表現出色的人才。 軍隊戰鬥力比起我大宋強了不要太多。 其次,由於皇帝石敬唐割讓了雁雲十六州,北宋失去了可以依託的北方山脈,也無法修築長城, 從而導致門戶洞開,無險可守,在北方遊牧民族的起兵下不堪一擊。 而明朝朱元璋派徐達和長玉春北伐收復了雁雲十六州,解決了防禦上的短板。 雖然由於土木堡之變,宣府一線失守,但其他防線仍然固若金湯,瓦剌無法進一步深入明境,只能回撤。 此次差點讓明朝亡國的瓦剌其實只是蒙古別部地位不高, 在蒙古人的觀念中,他們的地位遠不如作爲北原正統繼承者的達達。 故而瓦剌在功名無果的情況下,不敢在明朝境內停留太久,生怕後方老家被同族掏了窩,在掠奪一些財物和人口之後,迅速退回蒙古高原。 也先退回蒙古高原後,與大漢脫脫不花爭奪權力,雙方爆發了戰爭。 最終脫脫不花兵半生死,也先自立爲漢,成爲蒙古歷史上唯一非黃金家族成員即位的大漢。 這一舉動挑戰了蒙古內部只有黃金家族成員才能繼承漢位的潛規則,遭到了達達各部的強烈反對。 伴隨於此,瓦剌內部也出現了權力之爭,也先稱漢不久,便被阿拉支院殺死。 內訌的瓦剌也因此走向衰落,逐漸消失在歷史的長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