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正在消失;從莫言的村莊到荒涼羅布泊:我們失去了什麼?《陌生的中國人》系列3 #莫言 #罗布泊

字里行间一点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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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筆下的高密,為何紅高粱不再洶湧?繁華的北京胡同,為何變成了冰冷的圍牆?在被推土機重構的土地上,我們不僅失去了葡萄架與鄉音,更弄丟了那些‘有情趣的農民’與‘講風骨的鄉紳’。從羅布泊的乾涸荒原,到台北紹興南街最後的眷村,我們看見了時代疾馳的背影。這是一場關於土地、資本與記憶的遷徙,更是一次靈魂的自我追問。當我們親手將‘家’拆遷為‘地塊’,當速度成為唯一的信仰,究竟什麼才是我們真正渴望迴歸的田園?歡迎走進《田園將蕪》,在被遺忘的角落裏,尋找那片尚未徹底荒蕪的內心原鄉。
田园将芜
一、发现莫言
荣归故里的土地
2012年岁末
一辆乡间客车行驶在山东高密的公路上
车窗外
灰头土脸的北方大地正值萧瑟
田间飘着化肥的气味
劣质音箱里播放着震天响的《江南Style》
这片乍看平淡无奇的土地
却因为一个名字而骤然成为世界的焦点
莫言 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出租车司机孟先生载着外来的记者穿行在前往平安庄的路上
兴奋地炫耀说
这地方风水好
莫言得了奖 这是全体中国人的骄傲
当记者提醒他
两年前诺贝尔和平奖也曾授予一位中国人时
车里一阵沉默
坐在旁边的高密四中女学生恍然大悟
用可爱的高密话说:
好像听说过这么个人 是不是姓个刘?
那个被遗忘的名字是刘晓波
2010年
诺贝尔和平奖颁给正在东北监狱服刑的刘晓波
中国政府愤怒地指责这是干涉内政
2012年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国家领导人专门发来贺电
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言辞激动地将两件事并排比较
作为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莫言
他的得奖被官方当作大国复兴蓝图的组成部分
如同北京奥运会一样
是一个展示执政能力的舞台
同样是诺贝尔奖 一个让人义愤填膺
一个让人扬眉吐气
两种截然不同的回应
道尽了权力的逻辑
平安庄是一个只有200户人家、不足1000人的村落
村子最北边靠着全长106公里的胶河
最南边是村集体2000亩土地
种着玉米、小麦、棉花
村子南头有两个废旧塑料回收厂
白花花的塑料颗粒在冬日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光
靠这背叛了土地的新式营生
厂子主人已经先富一步
村委会大门紧闭
门旁贴着计划生育有奖举报公开信
路边竖着捐款者功德碑
第一个名字就是莫言
莫言旧居在村子最北边
是典型的北方农村土坯院落
废弃多年
记者去的这天
遇见了来自大连、江苏的参观者
还有一个孟加拉游客
莫言的一位村中叔辈骑着摩托车停在面前
劈头问道:
你是作家 有没有门路搞来点投资?
我们这里可以出产红高粱酒
一定赚大钱
莫言得奖带来了蝴蝶效应
村民期待着安静的乡村从此天翻地覆
土地的退化
变化从来没有停止 只是有时暴烈
有时不易察觉
红高粱曾是这片低洼土地上最适合生长的庄稼
1936年的种植面积占到全县播种面积的17%
然而一场政治运动改变了一切
1971年推广种植的14号杂交高粱含单宁酸过高
人畜都不愿食用
三年后被迫停种
此后高粱播种面积大幅萎缩
到70年代末
已不足粮食播种面积的2%
莫言小说里红高粱如海洋般汹涌的景象
在他真实的故乡早已消失
莫言旧居东面
曾经有大栏乡小学、一个高粱酒作坊
还有一个中国化了的乡村天主教堂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统统拆除
莫言的二哥管漠欣带着点酒意说:
这里跟从前比
他妈的基本上都变了
平安庄所在的地带
历史上处于胶州、平度、高密三地交界的政治边缘
1949年前叫三份子
在中国传统认知里
这种三不管地带的农民
具有天然的造反精神
莫言把家乡描写成叛逆者和土匪的乐土
也取材自真实的历史人物
曹克明 亦匪亦侠
跟过共产党 也跟过国民党
最喜欢做土匪
却在1938年率队伏击日本汽车队
烧毁八辆 歼灭三十人 轰动胶东
《红高粱》里我爷爷余占鳌的原型
便是此人
土匪在中国文学里具有两面性:
和平时期是农民 一旦官逼民反
就成为底层民众的利益代言人
官与民的对抗
贯穿了中国近代乡村的整部历史
1949年后
中央政府建立了庞大的行政系统
绝对控制一直延伸到最末梢的基层
平安庄被来回折腾了四次:
最早属于大栏乡
后来划归河崖 再归夏庄
几年前又被划入新成立的疏港物流园区
村民抱怨折腾了四次
却不知道为什么
莫言出生的1955年
高密有了第一台拖拉机
同年全县农村加入了合作社
《生死疲劳》中拒绝入社的农民蓝脸取自真人
村里人管他叫蓝瘸子
因为拒绝随大流而被当作异类
文革中上吊自杀
上世纪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
分田到户
农民实际上又回到了单干
轮回了一圈 好像什么都没改变
又什么都变了
莫言说 他爷爷是一个有情趣的农民
会结网、捕鱼、打猎
但人民公社的大锅饭
把人像牲口一样拢在一起
农民的所有时间都不属于自己
有情趣的农民逐渐消失了
那些曾经自由疯长的生命
逐渐臣服、消失 莫言不无悲凉地说
东北乡的人种也退化了
文字与隐喻
在高密一中的莫言文学馆
馆长毛维杰说起了他和莫言的交往
1985年
莫言从保定部队调入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
开始展露文学才华
同年发表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
背景正是少年莫言在饥饿年代的真实经历
每次回乡
莫言都给毛维杰讲述他刚刚读到的外国小说
福克纳、马尔克斯
那些全新的叙述方式让年轻的毛维杰感到震撼
那是一个令人怀念的年代
经历文革的长期封闭后
中国社会思潮处于激烈碰撞期
人心惊蛰
韩少功、刘索拉、莫言、苏童、余华、格非
这一批几乎前后脚登上文坛的作家
整体实力至今在中国文坛无法超越
1988年 莫言发表《天堂蒜薹之歌》
这部少见的具有现实批判意义的刚猛之作
背景取自1987年山东苍山县的蒜薹事件
当地蒜农因政府乱收费、滥罚款导致销售渠道堵塞
蒜价从每公斤8毛跌到1毛
走投无路的农民将蒜薹拉进县政府内抛撒
包围县政府
莫言借小说人物在法庭上的陈述发出罕见的声音:
一个党
一个政府如果不为人民谋利益
人民就可以推翻它 而且必须推翻它!
这样直白有力的警告
在当时相对宽松的空气里得以发表
在今天很难想象
然而宽松终究有其边界
1989年春夏之交
一场政治风波永远印刻在中国的历史上
对探索中的中国而言
这是一个绕不过的分水岭
莫言后来坦言
那段时间自己曾一度失去信心
经过短期的痛苦和彷徨后
他意识到唯有拿起笔写作
才能把自己从痛苦中解救出来
越是在这样的时刻
越是要写作
用小说发言 这是我的责任
1989年他写的《酒国》
借基层官员烧烤吞食婴儿的荒诞意象
批判意识强烈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
同年代创作的《丰乳肥臀》被文学馆长毛维杰视为理解莫言的钥匙
莫言亲口说过 如果你要读懂他
一定要看《丰乳肥臀》
那是一个跨越东北乡百年离乱的长篇史诗
创造了一位母亲的形象
被不同的政治历史所裹挟
就像东北乡这块土地本身的命运
然而这部小说受到了批判
不是因为政治
而是以性描写过多为由
据说背后缘起私人恩怨
莫言因此被监督写了大量检查
被禁止继续写小说
1997年
心灰意冷的莫言告别了人生起步于斯的军队
转业到《检察日报》做记者
但他始终没有真正成为新闻记者
醉心的仍是小说创作
毛维杰说
很多人把莫言的文学归为魔幻现实主义
莫言本人并不认同
莫言的文学根植于齐文化
一脉相承于清代山东小说家蒲松龄
蒲松龄通过赞美狐狸鬼怪来影射现实的黑暗
鬼怪的本质是抵抗宏大现实的精神力量
莫言的小说提供了夸张的叙述和超现实的想象
用来表达对现实的反抗
这种隐晦的修辞
帮助他在审查与创作之间艰难地维持着平衡
乡绅的消逝
莫言当兵离开农村前
曾在高密大栏乡棉花粮油厂做司磅员
工友王玉清是他的老友
65岁的王玉清头上戴着一顶小一号的仿冒耐克棒球帽
衣领发黑 指甲缝嵌着黑泥
却对莫言的小说如数家珍
他告诉记者
莫言当年的另一个工友张世家
才气比莫言还要大
那是1973年至1975年
张世家做抬篓工 莫言做司磅员
两人都是喜欢舞文弄墨的乡村才子
1975年莫言离开家乡去部队服役
而张世家和王玉清后来虽有机会进入县委宣传部
却都拒绝了
我们都是带着理想的乡镇文人
不想给宣传部门当喇叭匠
张世家后来在高密办了一个天达药业
试图以一种融合儒家哲学和共同富裕理想的方式来运作企业
并且最早预言莫言可以获得诺贝尔奖
鼓励莫言把东北乡的历史当作中国的历史来讲述
张世家是一个具有传统乡绅气质的人
他尊重文化 理解文人的独特价值
无私地提供帮助
但这样的人最终没能抵抗时代的浪潮
早些年便病故了
莫言痛失知音
或许他悼念的 不仅是这个朋友本人
更是随之消逝的一整个乡村传统
在皇权不下县的传统中国
乡绅曾是维持地方秩序、提供公共物品的中坚力量
然而在革命和资本的双重涤荡之下
乡绅已然退隐无形
如今高密真正的主角
是两三家靠资本运作的上市公司
以及政府与商人建立的稳固联盟
东北乡人命运流转
只不过从田地的奴隶
变成了流水线的奴隶
争议与悬念
莫言获奖引发的争论
折射出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深层分裂
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上
莫言所在的中国代表团抗议德国为异议人士颁奖
集体退出书展
2012年纪念毛泽东延安讲话70周年
100名中国作家集体手抄《讲话》
莫言名列其中
艺术家艾未未因此批评莫言没有表现出对知识分子独立性的尊重
事后莫言解释说
《讲话》有其合理成分
同时也有巨大局限
它过分强调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过分强调文学的阶级性
而忽略了文学的人性
他说自己抄了 不后悔
但他的创作已经超越了《讲话》的框架
独立作家冉云飞则说:
我们这个社会不是声音过于多元
而是依旧过于一律
为何关于莫言得奖可以公开谈
而曾经得过诺奖的另一个中国人
为何不让公开谈呢?
好好想一想
我们就可以由此真正读懂中国
2012年10月
第三届高密红高粱节开幕
莫言现身 引发狂热
他已经成为诺贝尔奖得主和中国文化的新领袖
稀疏的头发梳向一边
掩盖着秃顶的脑门
莫言和地方领导谈笑风生
随后又在开发商陪同下视察了一块即将开发的土地
高密政府借助莫言获奖的东风
计划大兴土木
建设莫言文化体验区、红高粱文化休闲区、影视展示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就在红高粱节大红灯笼高挂的这一天
记者偶然认识了一名73岁的本地钉子户宫先生
他因拆迁补偿问题屡次申诉
2010年在北京被遣返
又被地方派人24小时看管了103天
次年再次申诉 被拘留取保候审
挤在欢呼的人群中
仰视着风光无限的莫言
宫先生说 他的心愿只有一个:
能不能让莫言帮小民向领导呼吁
解决一下切实问题?
这显然是一个作家的想象力也无法完成的黑色幽默
二、荒野淘金
零下二十五度的等待
2010年12月15日下午3点
零下25摄氏度
315国道上 米兰大桥西侧
阿尔金山上倾泻而下的雪水将路面冲断
凝成冰墙 越筑越高
两侧
挂着新疆、河北、河南牌照的大货车排起了长龙
进入新疆腹地的唯一通道就此中断
在漫长的等待里
一辆运输牛羊的货车上
一头公牛被严重冻伤
踉跄倒在护栏边
押车的维吾尔司机快速商量了几句
一人拉住垂死挣扎的牛头
一人持英吉沙快刀
果断结果了它的性命
喷涌的牛血流出两米远
迅速凝固在灰褐的冻土上
周围的司机们跑下车
蜷缩在刺骨寒风里围观这难得一见的风景
冰封路段上
另一名维吾尔司机脱去鞋袜
光脚站在雪水中
依次清洗脸、双臂、双脚
掬一捧雪水漱口
噗地喷出 水雾在夕阳下四溅
清洗完毕 又哆哆嗦嗦穿好衣袜
跑到大卡车背风处 铺好地毯
顶着风沙跪下膜拜
穆斯林的祈祷时间到了
315国道以北的茫茫戈壁
是2000年前丝绸之路经过的楼兰王国所在地
两千年来
这些能吃苦的赶路人一直在重复同一件事:
穿越险途
将帝国与中亚腹地紧紧连接
艾买提的班车
记者是在前一天坐上维吾尔司机艾买提的依维柯客车的
从若羌县城开往罗布泊 行程300公里
耗时4个半小时
若羌通往罗布泊的客运班车是当年11月才刚刚开通的
计划每月14日、4日、24日各发一班
次日返回
记者乘坐的是开通后的第三趟班车
也是南疆乃至整个新疆纵穿罗布泊荒漠的唯一班车
艾买提皮肤黝黑 是个大个子
汉话带着浓重的维族口音
他花29万元买下了这辆18座依维柯
满怀期待
因为曾经荒无人烟的罗布泊深处
正在崛起一个庞大的钾盐王国国投罗钾
有近3000名员工
都将成为他的潜在客源
他们每个月来若羌县城逛一次
我就有钱赚了
艾买提说
然而这一趟包括记者在内只有2名乘客
生性乐观的维族司机并不沮丧:
多跑几次就好了
进入罗布泊 要经历三种路况:
先是100公里的柏油路
还能见到对向的大货车呼啸而过
经过米兰大桥、女儿国大桥
两小时后转上235省道
开始80公里的石子路和120公里的盐壳路
老司机走这段路也很紧张
提议两名乘客集体下车小便
三人各自避开角度
对着一望无际的戈壁默默撒尿
次日回来时又重复了一遍
似乎是驱走坏运气的某种仪式
石子路上
石块撞击着车底盘砰砰作响
尘土和烟雾在车厢内弥漫 几乎窒息
维族司机全神贯注盯着前方
一根接一根抽烟提神
进入盐壳路
意味着已经进入罗布泊核心区域
右侧是俗称大耳朵的干涸湖盆
往西通往楼兰古城遗址
110多年前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了这座消失的古城
至今这里依然保持着发现时的面目
因为没有路
楼兰古城始终没有向外界开放
下午3点半
一片庞大的白色人造景观出现在视野里
国投罗钾高大的蓝白色烟囱冒着青烟
占地10350平方公里的厂房连绵不绝
犹如沙海深处钻出的一头巨兽
中国最大也是最小的镇
依维柯最终停靠在写着罗布泊客运站字样的平房前
河南移民在道别时感慨地说:
这是中国最大的镇
也是中国最小的一个镇
罗布泊镇2002年成立
行政面积达5.2万平方公里
是中国行政面积最大的镇
同时却没有任何常住人口
包括矿工在内的数千号人全是流动人口
所谓镇中心 只有一排长200米的平房
绕一圈用不了10分钟
镇政府的牌子从未挂出来
放在办公室里蒙了一层灰土
8年了 还没找到挂出去的时机
镇长刘文春在午睡中被叫醒
睡眼惺忪地接受了采访
他说 罗布泊过去属于军事禁区
1964年中国曾在这里进行第一次核爆试验
至今属于半管制区域
罗布泊镇能在这荒原上顽强成立
主要原因是国投罗钾和周边的矿产资源
国投罗钾是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硫酸钾厂
投资48.5亿元
2008年投产 年产120万吨
它让若羌县财政收入从2006年的3000万元
跃升至2010年的1.49亿元
其中80%的贡献来自罗钾
然而这头国字号的央企巨兽
让若羌县高不可攀
罗钾从米兰河铺设管道引水
花了3亿元
而罗布泊镇用水还要向钾盐矿购买
每方高达80元
是若羌城区水价的40倍
罗钾的总部和员工基地设在哈密
与哈密的关系更密切
对若羌不过是税收关系
甚至让哈密的物价和房价跟着高企
在这荒凉富饶的地域
最早来淘金的企业家是民营企业德隆
创始人唐万新在股市呼风唤雨
后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及操纵股市被判刑8年
戏剧性的命运给这片荒原增添了诡异色彩
此后国家投资公司进入
开发速度明显加快 在荒凉之地
国家的大手依然所向披靡
镇上有一家名叫罗布泊好地方的网吧
女主人刘风一脸风霜 快言快语
和丈夫丁海洋在网吧里开了一个小卖部和地窝子旅馆合为一体的店铺
网吧里有6台电脑 网速很慢
打开一个网页要泡一碗面的工夫
来上网的主要是过往的司机
主要是视频聊天
经常听到他们对着视频喊'老婆我想你'
丁海洋46岁
大学毕业后去过海南当记者
又回来经商 如今闯荡罗布泊
对楼兰历史颇有研究
致力于楼兰文化的商业开发
策划楼兰酒 写过楼兰新娘的剧本
妻子在网上自称楼兰公主
两人抛家舍子从乌鲁木齐来到这荒野
以苦为乐
过起了塞外生活
然而妻子终究有些抱怨:
我们很久没有洗澡了
消逝的罗布泊
罗布泊曾经是生命的绿洲
古罗布泊诞生于1800万年前
是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时向汉武帝描述的临盐泽之楼兰所在
是丝绸之路南支的咽喉门户
那时广袤三百里 其水亭居
冬夏不增减
水面丰盈 令人误以为是黄河上源
然而到公元4世纪
曾经水大波深的楼兰
已到了需要用法令限制用水的拮据境地
塔里木河中游的注滨河改道
楼兰严重缺水
一代又一代楼兰人疏浚河道
耗尽所有努力和尝试
最终楼兰因断水而废弃
盛极一时的丝路南道就此荒废
繁华的楼兰
无声无息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1949年后
一场又一场开垦浪潮将塔里木河的命运推入绝境
大批内地人组成建设兵团涌入西部
塔里木河两岸人口激增
水的需求跟着暴增
几十年间
塔里木河流域修建水库130多座
任意挖堤引水138处
建抽水泵站400多处
有的泵站一天抽水就超过一万立方米
盲目的用水如同一个吸水鬼
终将塔里木河抽干
河道从1960年代的1321公里萎缩至1000公里
320公里的河道彻底干涸
1958年还有3006平方公里的罗布泊
只用了四年
到1962年便完全干涸
植被枯死
生而不死一千年的胡杨也成片死去倒下
沙漠以每年3至5米的速度推进
罗布泊从此成了死亡之海
寸草不生
现在 罗布泊的年降雨量仅10毫米
蒸发量却高达4800毫米
中科院的夏训诚说
罗布泊复原的可能已经不存在
即使旁边出现了180平方公里的卤水蒸发池
也无法饮用
过路的飞鸟翅膀沾上卤水
盐分迅速蒸发板结 就再也飞不动了
科学界曾有再造罗布泊的设想
在网络上引发一阵讨论
很快被批评为天方夜谭
若羌县宣传部长说
这个设想不切实际
镇长刘文春也说:
罗布泊复原的可能已经不存在
为了经济发展
作为一个严重缺水的地方
若羌不得不选择高耗能的矿业
把本已紧张的水资源继续供应给矿产企业
而若羌的胃口正在变得越来越大
楼兰市的建设计划已经提上议程
楼兰机场开工
铁路在建 高速公路开工
扩城聚人
要把人口从5.7万发展到8万乃至10万……大干快上的气氛弥漫在这个边疆小城
记者走访了一处号称快速城市化成果的安居小区
从农村集中迁来的农民住在崭新漂亮的砖瓦房里
配套设施却几乎为零
有一户人家抱怨说
在这荒郊野外居住如同坐牢
而且整整一个星期都没有水
房间里安了抽水马桶却根本无法使用
只好在崭新的院子里挖了一个露天厕所
说起这些无奈 他们哭泣了起来
记者离开罗布泊回到北京
北京正遭遇历史上最严重的雾霾天气
500万辆汽车排出的废气挥之不去
PM2.5值超出世卫组织安全标准40倍
据说政府又要拿出巨资用来治理空气污染
就像当年斥巨资投资水泥厂、火力发电厂、大型煤矿时一样豪迈
事后记者多次联络丁海洋夫妇
长时间没有回应
后来得知
两人早在2011年7月就离开了罗布泊
因为政策不允许商业开发 生意很少
他们去了哈密开了一个物流公司
丁海洋说 自己还是想念罗布泊
舍不得 将来一定会杀回去
记者在心里想起了从卫星照片上看到的罗布泊:
一圈一圈的盐壳组成的荒漠
就像时间深刻在大地上的一个个惊人的问号
楼兰时期
那里曾经是牛马成群、绿林环绕、河流清澈的生命绿洲
如今人们为追逐财富重新聚集在这荒野腹地
究竟又能改变什么
又将如何改变?
没有人能够回答
三、回家
什么都改变了
北河沿大街51号
只是百度地图上的一个标记
在现实中的北京已经找不到了
很多年之前
这里属于北京皇城根东北角一片庞大的四合院区域
灰色的高墙绵延不绝
屋脊在绿树掩映下起伏
东侧流淌着宽阔的御河
这是皇家运输粮食的专用河道
铺的是土路 但碾压得非常结实
身着灰色长衫的老人 牵着短衣儿童
在有风的下午漫步河边
跟左邻右舍们礼貌地打招呼
春日柳枝拂面 夏日蝉鸣蛙叫
秋日鸽哨悠悠 冬日一片皑皑
透出京城的雍容和沉静
现在 御河已被柏油马路覆盖
皇城根公园里竖着一截象征性的残缺红墙
真正的城墙早已完全消失
道路旁是一排卖香烟、回收高档酒、油腻餐馆的小门脸
那一整片建于明清和民国的四合院建筑群落
消失在最近30年来北京堪比革命的大规模城市改造中
与此一同消失的
还有老北京人引以自豪的生活方式
1948年 北京内城胡同有3068条
2005年 只剩758条
如今的北京是一座人口超过2300万的都市
犹如一只脾气焦躁的巨兽
最炫目的世界级建筑分布在主干道两旁
汽车在拥堵的街道上爬行
司机频频按喇叭表达不满
春天风沙吹得睁不开眼
夏秋笼罩在化不开的雾霾里
人们蜷缩在高层建筑里 凝望着窗外
每个人的空间只是栖身的这个具有吃住功能的鸽子间
昂贵、局促
甚至有点丑陋
中国式的精致和优雅
只能在描述古老北京的画册中寻觅了
什么都改变了
马秀明的家
记者第一次见到马秀明
是在西城区一座建于1907年的老教堂里
她是当天活动请来的演讲嘉宾
衣着得体
整齐的短发 干净的素色衣裤
走上讲台
嗓音清亮
北京话纯正 看不出已经76岁了
台下坐着一些上岁数的男女
目光透着焦灼 手里拎着袋子
装满了厚厚的申诉资料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都曾经住在北京古老的四合院里
在历次运动和拆迁改造中失去了自己的老宅子
如今居住在北郊或东郊
到城里看病至少要倒三次公交车
马秀明生于1937年
父母是从山东到北京谋生的生意人
1952年
她的母亲花2500元购买了北河沿大街51号的这栋四合院
西面是京剧大师程砚秋开办的戏剧学校
南面是著名的嵩祝寺
北面是北洋政府最后一任总理的宅子
东面可达红楼和美术馆
院子不大 270平方米
14间房错落有致地环绕四周
院里种着一架葡萄和两棵石榴树
夏天开满红花
到了秋天 露出饱满的石榴粒
这样的安静和从容只持续了短短几年
1956年
声势浩大的公私合营运动兴起
代表资本家没落生活方式的四合院被全面没收
1958年 北京普及经租房制度
国家替房主经营管理个人房屋
只返还20%左右的租金
马秀明家的院子因为只有14间房
不够15间的经租房收缴下限
暂时得以保留
但全家都知道 寒冷的日子为时不远
1966年 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
8月的一天
马秀明看到家门口的墙上被红卫兵贴上了最后通牒:
三天内必须交房给政府
否则砸烂狗头
8月24日办好交房手续 8月27日封门
被赶出家门这天 马秀明还穿着裙子
没顾得上收拾自己的东西
也没拿过冬的衣物
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自己完整的家
漫漫追讨路
文革之后
马秀明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
住集体宿舍和办公室 妹妹住学校
1967年生下第一个孩子
每月只有55元工资
甚至没钱为孩子准备尿布
每次回北河沿大街领粮票
她都快速绕过家门
不敢经过
文革结束 中国从梦魇中醒来
1984年
房管所通知马秀明领回自己的房子
但告知她的却是一个荒诞的结果:
18年来
房管所代收的房租是1000余元
修缮费用却花了2000余元
因此马秀明还需要倒交768元
我自己的房子被你们拿走
现在还给我
为什么还要我交钱?
马秀明愤怒了
房管所理直气壮:
我们一直在对房屋做维修和翻建
马秀明反问:
我自己的房子用得着你们维修吗?
但没有别的选择
房管所说 如果不交768元
他们就会付给马秀明1000多元
正式宣布接收房子
马秀明将失去产权
家人进行了激烈讨论
最终 马秀明想到:
过去不是把我们家打成反动房产主吗?
现在还给我们
不等于证明国家已经给我们摘掉这顶帽子了吗?
18年无家可归的屈辱让她铭记
她答应了房管所的要求
重新花钱买下了自己被剥夺的财产
重回家园 迎接她的是一片面目全非
大门开在了南侧
葡萄架和石榴树不见了
270平方米的院子涌进了7户人家
全是当年的红五类
厕所拆了 树木砍掉
私搭的建筑彻底改变了院子周正的格局
马秀明的心凉了
从1984年到1991年
她陆续找到入侵租户的单位
证明他们在各自单位已有住房
慢慢赶走了其中3户
1992年年初
她将剩余4户资料交给房管局
要求完全收回房产
但房管局拒绝调解
正在这时 一个更大的威胁出现了
拆迁的浪潮
1992年
邓小平南方讲话启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北京投入雄心勃勃的城市改造
一场大规模拆建在北京疾风骤雨地展开
从1990年到2003年
北京共拆除胡同639条
是前40年总和的3.1倍
就在这一年
北河沿大街将展开一项新规划
东城区住宅建设开发公司与香港华英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合作
投资3867万美元 建设御京花园公寓
以危房改造、造福人民为名
将这一片四合院夷为平地
取而代之以单元式庭院住宅
每户自备汽车库和私人花园
当拆迁告示贴出的那一刻
马秀明就开始发动专家和政协代表进行抵制
她找到了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著名规划专家张开济、熊猫专家潘文石
联合12名人大代表呼吁制止在皇城东北角建超高建筑
但专家对此也无能为力
8月31日截止签约
8月13日开发商就开始拆房
第一个拆的正是马秀明的51号院
占住房子的租户拿到拆迁补偿款走了
马秀明没有被告知
更没有拿到任何补偿
等她得到消息赶到北河沿大街
家已被夷为平地
这还是沿用了历次搞运动的方式
她的老伴张先生说
来势汹汹
百姓不知所以 只能乖乖就范
马秀明没有交出产权本
也没有和开发公司签协议
于是开始申诉
经调查发现 这片危改区41个院子中
26个属于私产
开发公司根本没有联系房主
而是向租户动员
以高额安置费促使住户腾房
其中很多租户与房主有纠纷
有的多年不缴房租
有的本来就另有住房
调查结论是:
开发公司没有通知房主拆迁
是侵权行为
开发公司被迫与马秀明谈判
愿意提供一个三居室和一个二居室
外加100万元补偿
在1994年这是个大数字
但马秀明不接受经济补偿
只要求拿回产权房
我只是想证明谁对谁错
只想要回自己的家
当协商调解失败 她去法院起诉
法院不立案 说不符合起诉条件
她去上级法院 维持原裁决
2003年又去北京高院申诉
从城西北的家到城东南的法院
来回七趟 没有一次如愿
直到2009年 整整过了六年半
才接到通知:仍旧维持原裁决
转机与坚守
2008年 政府实施信息公开
成为转折点
马秀明拿着房产证到国土局查询土地登记资料
发现北河沿大街51号院子的资料还在自己名下
地产权益仍然有效
更关键的是
开发公司当初在向政府的报告中承诺北河沿危房拆迁完毕
没有遗留问题
否则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然而他们始终没有与房主签订出让合同
这个当年的疏漏
给了马秀明一线转机
有了这些证据
马秀明决定采取实际行动
2009年
她找工人清理宅基地的垃圾破烂
准备开挖地基
开发公司的保安来阻止 她报警
警察让开发公司拿出证明文件
对方却拿不出来
2011年4月 马秀明买了电机凿开围墙
安了一扇铁门
写上北河沿大街51号和马宅
宣誓地权
次日大门没了 墙又堵上了
她再凿开 对方再堵上
她花4000元买了一个移动板房
吃住在里面
在工地废墟旁坚守了21天
5月21日夜里12点
200多名穿黑衣和白衣的壮汉涌来
把马秀明从移动板房里抬出去
扔在马路上
他们嘴里喊着配合一下 配合一下
一个老太太摔伤骨折 救护车开来
马秀明在马路边坐了一夜 伤心难过
陌生人跑来安慰
最让她难忘的
是一个流浪汉走过来对她说:
大姐 别着急
想开点 保重身体 将来会有希望的
最终
开发商与马秀明重新坐到谈判桌前
这片地产生了烂尾楼 新开发商进入
规划局要求按照原来格局重新恢复
最新的商定是:
开发商同意在原址为马秀明建一座四合院
开发商处心积虑拆除了一片真正的四合院
取而代之重建的
却是新式的仿古建筑
多年的坚守
马秀明的房子基本保留了下来
这在推土机摧枯拉朽的拆迁中国
堪称奇迹
她说:
当时没有想到可以打成这个结局
不成 就认命了
然而今天
北河沿大街51号周边仍然是一片被围墙圈起来的空地
铁皮门半敞着 里面堆放着建筑垃圾
马秀明的故事还没有最终的结果
她的维权路跨度从1966年一直持续到今天
整整半个世纪
她总结自己的经验说:
光主张权利是不够的
还要去做多方面的努力
包围和反包围
永远不要放弃
最不济 败了 还可以有安置
特别是不到迫不得已
她不选择走司法这条路
她很清楚 拆迁往往有政府背景
通过法院 主动权就不会在自己手里
而通过各种途径掌握了证据
形成僵持
主动权才能回到自己手上
听起来荒诞 但这是中国的现实
是一个阅尽世事者的生存智慧
马秀明有些忧虑地说:
如今的北京更浮躁更喧哗
她还是怀念过去的北京
真正的四合院体现了北京人的生活观念:
周正、从容、注重和合
北京人恐怕难以重新回归属于各自的院落
只能在梦中回家
坐在院中
听着阴沉的北风在城市上空盘旋
在尘事激荡之后 万物归于宁静
最后的眷村
记者在台北绍兴南街遇见张忠良
86岁的国民党老兵正栖身街边一张破旧的摇椅上
沉默地面对雨中的台北
他的身后
夹杂在信义路与仁爱路之间
是一片密集低矮的平房社区
与不足百米远的中正纪念堂形成强烈对比
这里就是绍兴社区
台北城里最后留存的眷村痕迹之一
眷村的历史
源于1949年的那一场大溃败
蒋介石撤退台湾
约60万大陆军人随之来到这座湿热的亚热带岛屿
开始新的人生
国民党政府成立军眷管理处
大量修建眷村安置这些人及其家眷
全台共有886处眷村
如同中国大陆不同省份的缩影:
山东人、湖南人、四川人、东北人
济济一堂
在封闭的竹篱笆内构建起对各自家乡的情感投射
有五湖四海战友式的人情
也有浓重的意识形态和军事化气息
赖声川说:
台湾太多优秀的人都从眷村出来
所有不同省份的人聚在一起
外省和外省混 外省和本省混
混出我们台湾精彩的所在
但张忠良这样的低阶军人
却没有机会住进眷村
1952年颁布的禁婚令限制单身官兵结婚
张忠良1970年退伍后
自然得不到分配的眷村
他在嵩山新村当工友
1978年用积攒的8万元钱从同乡手里买下绍兴南街的这栋小屋
1981年又攒够十几万元
才算娶到媳妇 生了一个儿子
在异乡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张忠良老家四川嘉定
16岁在田里干活时被抓了壮丁
辗转来到南京做炮兵
做炮兵时震聋了耳力
又在徐蚌会战中被共军刺刀刺伤了大腿
1949年淮海战役失守
他从死人堆里爬出
步行到广州 找到部队撤退台湾
此后栖身绍兴南街
以一种漂零的心态度日至今
两处身体上的伤痕
远不及心理上的创伤来得更大
土地的博弈
2010年 台湾大学一纸律师函
将500名绍兴社区居民列为被告
要求60天内腾空归还校地
随后又对住户提起民事诉讼
索赔金额在70万到100余万新台币不等
原来
日治时期这里曾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教职员工宿舍区
战后日产移交国民政府
1986年国有财产局将土地拨用给台大
但当时绍兴社区已经形成规模
这里的住户多元:
约有1/5是早年无缘分配眷村的低阶军人
其余多为来台北谋生的劳工和清洁队职工
还有参加过朝鲜战争的老兵
产权混乱 多年无人管理
就这样默默形成了一个拥有136户人家、超过半世纪历史的社区
按照台湾大学的立场:
居民占用学校土地
不但不给补偿 住户还要支付占用费
以临近土地每坪约500万元计算
这块土地市值至少150亿新台币
最终改变了这场力量不对称博弈的
是台湾大学的学生们
起初
几名大学生为拍摄古迹保护纪录片找到绍兴南街
得知居民维权的故事后
组织了绍兴社区台大学生联盟
帮助社区居民与校方展开谈判
2012年台大校庆当天
30多名学生突然冲出大喊:
台大推土机 居民住哪里!
校长在会场脑出血被送医急救
他事后表示 学生意图良好
但不应选在校庆日
同时表示不会惩罚学生
此后
台大总务处把这些学生视为校方与居民之间沟通的桥梁
联盟已正式参与校方对话六次
记者问带路的台大研究生余宜家
和自己的学校对着干是否感到尴尬?
余宜家毫不犹豫地说:没有问题
在绍兴南街走访 记者深切感受到
这场由学生主导参与的社区维权
十分体现台湾社会的特色 从前
住在眷村的人们是政治的牺牲品
无力决定自己的命运
现在 他们开始为自己的权利抗争
并且有权决定自己住在哪里
相隔一条海峡 维权的逻辑仍然相似
然而博弈的空间 已然不同
雨中
张忠良老人抽完了口袋里最后一根烟
微笑着向记者挥手告别
折身向小巷里的家走去
他的身后 抗议的横幅飘扬着
写着大陆人熟悉的请命句式:
冷血台大
别拆我家、马英九先生 救命
老兵老去 眷村的历史已经写在风中
真正决定台湾未来命运的
是余宜家这样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
对面的中正纪念堂 现在叫自由广场
整点准时上演着卫兵换岗仪式
来自大陆和日本、欧美的游客手持相机咔嚓作响
对威权人物的纪念早已带了几分娱乐化的轻盈
15分钟后 换岗仪式结束
人们说笑着穿越广场 散去
尾声:田园将芜
从高密东北乡到罗布泊
从北河沿大街到台北绍兴南街
这本书的每一个角落
都回响着同一个问题:什么消失了?
消失的是莫言笔下自由疯长的红高粱
是王爷爷那个会结网、捕鱼、打猎的有情趣的农民
是张世家这样兼具儒家气节与济世理想的乡绅
是丁海洋和楼兰夫人对荒野的浪漫想象
是罗布泊盐壳地下那2000年前的丝路繁华
是马秀明院子里那架葡萄和两棵石榴树
是绍兴南街竹篱笆里飘荡着五省乡音的深夜光影
是台北阴雨里86岁老兵张忠良不肯说出口的那条巨流河
环保学者廖晓义在这本书的扉页写道:
环境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心灵污染和精神荒漠造成的
要想改善环境
还是要在自己的心灵深处着力
政治改变了土地 资本改变了城市
而在这一切之上 改变着人心的
是速度本身
太快太猛的速度
让一代又一代人没有时间停下来追问:
我们究竟失去了什么?
还有没有可能找回来?
莫言没有给出答案 马秀明没有
张忠良也没有
或许这才是这本书真正想说的:
答案不在任何一个人的故事里
而在读者自己心中那片尚未荒芜的田园里
全文完 谢谢您的收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