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人為甚麼被世界仇視？

爲何會有整個民族持續遭人憎恨? 兩千多年來,不僅是希特勒,也不只是宗教裁判所, 十字軍和羅馬人亦然,幾乎貫穿整部人類史。 從羅馬帝國至今,猶太人始終遭受迫害,被驅逐,被指責,被殺害。 但原因何在?他們究竟有何特殊之處? 竟成爲千百年不變的受害者? 請準備好聆聽這段令人不忍直視的歷史。 緊張刺激且至關重要。 那麼現在開始,想象這樣一個世界,你可以崇拜任意神明, 唯獨不能拒絕崇拜所有神明。 這就是羅馬,一個靠武力征伐,也憑宗教寬容統御的帝國。 古埃及人向衆神祈禱,希臘人獻上祭品,數十個民族都攜帶着各自的。 信仰作爲文化隨行物,只要不牴觸帝王崇拜即可,一切皆可商議。 除了那些絕無妥協餘地的事物,那便是對皇帝絕對的忠誠, 他被視爲近乎神明的存在。 而後他們到來了,猶太人不同於其他被征服的民族, 他們帶來的不是萬神殿的衆神,而是唯一真神。 更棘手的是,這位神祇凌駕於一切之上。 他們拒絕在羅馬接受任何圖像、雕像或被神化的皇帝。 這不只是罕見現象,這是公然違抗,是以信仰爲幌子的反叛。 偉大的羅馬歷史學家塔西陀曾這樣形容, 這位公元一世紀的意見領袖毫不遲疑地將他們描述爲固執而高傲。 他們飲食與衆人不同,週六不工作,不崇拜凱撒,也不與外人往來。 最糟糕的是,他們甚至不願與皇帝接觸, 提筆略受夠了他們刻板的習俗,下令。 公元一九年,他們被驅逐出羅馬城的藉口是, 他們用自身的信仰腐化了羅馬公民。 但真相併非如此,面對這個既不在文化上屈服, 也不在精神上妥協的民族,羅馬無計可施,雙方矛盾日益加劇。 宗教分歧演變爲政治猜忌,猜忌又轉爲高壓統治。 最終在公元132至136年間,爆發了巴爾科赫八大起義。 這是猶太人最後一次大規模嘗試,猶太人發動起義意圖光復故土, 最終以失敗告終。 羅馬的報復手段極爲殘酷,耶路撒冷城毀於一旦, 猶太人被無情驅逐出自己的聖城, 他們的宗教習俗被明令禁止,存在痕跡遭到抹去。 從此,這個民族流浪千年的歷史正式拉開帷幕, 在羅馬帝國眼中,猶太民族是文化異類, 這個族群始終無法融入帝國統治的宏圖, 而對猶太人而言,羅馬不過是又一個試圖摧毀他們信仰的異教暴君, 但裂痕已然鑄成,從那時起,一個觀念紮根人心,流傳數個世紀。 猶太人是無法被同化的民族,如同帝國機體中的異體入侵, 這比任何軍隊都更令人恐懼, 因爲對異己的恐懼一旦與權力結合,幾乎總會演變成迫害。 在羅馬人眼中,他們是一支難以被同化的民族, 但隨着基督教開始傳播,一道更深的裂痕出現了, 因爲這源於猶太教的新信仰,很快開始使其母體爲敵。 起初,耶穌的信徒都是猶太人, 他們遵循同樣的經書,同樣的傳統,同樣的節期, 但有些事情發生了變化, 耶穌不僅是導師,更是彌賽亞,上帝之子,救世主。 而猶太人並未接受他,從那時起,分裂便不可避免。 一種強大而危險的教義應運而生,取代論。 這種觀念認爲,基督教並非猶太教的延續,而是將其取代。 上帝不再與猶太人立約,他新的選民是教會, 這一觀念改變了一切。 新約中的書信,尤其是寫給羅馬人的, 開始被解讀爲對猶太民族的直接批判。 有人說他們對真相視而不見, 認爲猶太民族的存在只是爲了向其他民族彰顯神的恩典。 訊息被曲解,怨恨也隨之滋生。 不久之後,基督教領袖便開始給猶太人貼上基督的劊子手的標籤。 偉大的教會演說家聖約翰·克里索斯托稱他們爲不敬神者, 神的敵人。 他的話不僅是信仰宣告,更帶有權威性。 儘管一段時間內並未出現大規模的身體暴力, 但神學上的敵意逐漸演變爲社會排斥。 早在二世紀,埃爾維拉會議就禁止基督徒與猶太人通婚, 甚至禁止與他們同桌進食, 這種隔離逐漸成爲慣例。 但很快,仇恨便升級爲流血衝突。 十一世紀末,教皇烏爾班二世發起第一次十字軍東征, 旨在從穆斯林手中收復聖地。 然而許多十字軍甚至在抵達耶路撒冷之前, 就決定通過襲擊歐洲的猶太社區來實踐他們的狂熱。 在沃爾姆斯、美因茨、科隆和梅斯等城市, 成千上萬的猶太人慘遭殺害。 在施派爾,連主教都試圖保護他們, 但無濟於事,猶太人面臨選擇皈依或死亡。 對十字軍而言,猶太人是內部敵人, 因拒絕基督而有罪,故不值得憐憫。 對一些人而言這是聖戰, 對另一些人卻是無盡的屠殺。 訊息很明確, 他們對信仰的忠誠使猶太人成了永久的靶子, 宣揚仁愛的基督教。 在面對所謂殺害彌賽亞之人時, 卻找到了例外。 於是神學分歧演變爲系統性的暴力, 一道從未完全癒合的精神裂痕, 種下了現代仇恨的種子。 十字軍東征之後, 針對猶太人的仇恨找到了新的藉口, 僅指控他們殺害基督已不足以煽動情緒, 如今更陰暗、更危險的謠言開始流傳。 一切都始於1144年英格蘭的諾里奇。 一名男孩被發現死亡, 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 一名修士指控猶太人, 以一世之名謀殺了這個孩子。 從那一刻起, 歷史上最持久、最血腥的謊言就此誕生, 血跡誹謗。 這個敘事荒誕不精確效果顯著, 猶太人綁架並殺害基督教兒童, 用他們的鮮血進行宗教儀式, 沒有證據並不重要。 拉比們一再否認, 也不重要。 真相以無關緊要爲由恐懼肆虐, 隨之而來的是掠奪、酷刑與屠殺。 許多統治者從中看到了機會, 他們可以沒收財產、抵消債務, 並將矛頭指向共同的敵人, 還有什麼比指責無力自辯之人更能鞏固權力呢? 但這些謊言並未就此打住。 在教會的宗教會議上, 欲髮帶有侮辱性的措施被強加於人, 1215年,第四次拉特朗大公會議頒佈法令, 要求猶太人必須穿着特殊服裝, 這樣一來任何人都能識別他們, 並避開他們或是指責他們乃至攻擊他們, 這是一套精心設計的排斥制度。 如果他們不能自由交往, 或像其他人一樣工作, 又該如何在這裏生存呢? 謎題的另一個關鍵線索出現了,金錢。 教會禁止基督徒在借貸中收取利息, 但貿易仍在持續增長, 總得有人來填補這個空白, 而填補這個空白的就是猶太人, 這並非出於貪婪而是出於必須, 因爲他們不能擁有土地, 也無法加入行會或從事普通職業, 放貸就成了他們所剩無幾的謀生途徑之一, 而這讓他們更遭人恨, 他們成了歐洲的放貸人, 從皇室到商賈的錢莊主理人, 轉眼間輿論風向再度轉變, 如今人們都說猶太人貪婪成性, 腐朽墮落, 對黃金有着病態的執念, 刻板印象就此定型, 教堂與廣場上的藝術作品不斷強化這種偏見, 猶太人在母豬身側淳辱的畸形雕像隨處可見, 臭名昭著的猶太豬成爲極致輕蔑的象徵, 部分雕塑至今依然殘存, 如同時光拒絕抹去的實質傷疤, 仇恨不再需要邏輯支撐, 它已擁有歷史、宗教與政治的背書, 如今連經濟學也加入了指控, 猶太人不僅因信仰而被定罪, 更因他們的生存方式而獲罪, 在那個年代, 活着本身幾乎就是一種罪行, 十四世紀的歐洲正被狂熱席捲, 黑死病如詛咒的陰影橫掃大陸, 吞噬整座城市, 無藥可醫, 無從解釋, 唯有死亡與恐懼, 在這種時刻, 理性總是最先消亡, 謠言四起, 井水是誰投的毒, 他們說是猶太人, 因爲他們染病較少, 因爲他們聚居緊密, 因爲他們與衆不同, 而在許多人心中與衆不同就成了原罪, 1348年, 一個名叫艾米的男子遭嚴刑拷打直至認罪, 供稱受猶太拉比指使, 污染了威尼斯和圖盧茲的水源, 這盡透慘叫的供詞足以點燃導火索, 隨後而來的是一場非理性的暴力狂潮, 1349年2月14日, 斯特拉斯堡的公共廣場上, 近900名猶太人被活活燒死, 巴塞爾的猶太社區被徹底清除, 在蘇黎世和日內瓦, 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同樣殘酷無情, 但瘟疫並未停止, 隨着死亡人數攀升, 復仇的渴望也日益強烈, 沒有證據無關緊要, 猶太人也同樣死於瘟疫的事實也無人在意, 對許多人而言, 謊言已成爲神聖的真理, 恐懼再次成爲實施滅絕的藉口, 據估算, 黑死病肆虐期間近60%的歐洲猶太人死於非命, 並非亡於疫病, 而是喪生火海, 教皇克勉六世曾試圖制止屠殺, 頒佈詔書爲猶太人辯護, 但這無異於試圖用言語撲滅野火, 暴民不要理性, 他們只要鮮血, 即便在恐怖籠罩下仍有例外, 比如米蘭公爵選擇保護猶太人, 他深知猶太人對經濟至關重要, 那裏的社區得以倖存, 但這在充滿仇視的大陸上僅是孤立, 這場瘟疫不僅吞噬生命, 更蠶食良知, 當它終於退去, 留下的不僅是空蕩的城鎮, 還有浸透仇恨的人心, 反右主義不再是單純的偏見, 它已成爲一種習慣, 一種本能反應, 當整個社會都學會將矛頭指向同一群人, 真相便無足輕重, 19世紀的歐洲科學脈搏躍動, 進步似乎勢不可擋, 電力,火車,望遠鏡,疫苗, 但科學蓬勃之際, 僞科學也在滋生, 反右主義在這片土壤中再次變異, 它不再用於宗教,經濟或虛構的一式指控, 這次的理由是生物學, 1879年, 德國記者威廉瑪爾創造了一個新詞, 反右主義, 他刻意剝離宗教元素, 試圖將其包裝成某種理性的學說, 新的敘事聲稱, 猶太人並非僅僅是不同, 他們是另一個種族, 一個劣等的與歐洲文明格格不入的種族, 像阿瑟德·戈比諾這樣的知識分子撰寫了 關於人類種族不平等與優生學的論主, 生物學的一個被扭曲和操縱的分支, 開始逐漸佔據主導地位, 他將人類按照基因優劣進行分類, 猶太人的位置不言自明, 再次被置於那個等級體系的底端, 科學被用作武器, 這些理論帶來了具體的限制, 猶太人被大學拒之門外, 被禁止從事某些職業, 並且不得與非猶太人通婚, 再多個國家,他們的機會渺渺, 移民數量被大幅削減, 而這一切都被所謂的科學研究合理化, 然而這種仇恨並未止步於1894年, 德雷福斯事件震驚了整個法國, 阿爾弗雷德·德雷福斯, 一名猶太裔軍官, 被誣陷犯有叛國罪, 媒體甚至在審判開始前就對他進行了譴責, 輿論譁然要求處決他, 儘管他後來得以平反昭雪, 但信號已經釋放出去, 身爲猶太人就足以成爲被懷疑的理由, 正是這種思潮催生了至今仍在流傳的陰謀論, 其中之一便是《西安長老議定書》, 這是一份造假文件 聲稱猶太人祕密計劃統治世界, 雖然多次被揭穿是捏造的, 但許多人仍然相信就這樣用筆墨執掌, 爲更可怕的事情準備了基地, 因爲當種族主義僞裝成科學時, 仇恨就不再需要任何理由, 它會變成法律, 它會成爲政策, 它會變得不可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在那種絕望之下, 數以百萬計的人開始尋找答案, 尋找罪魁禍首, 尋找一個能承擔他們痛苦的元兇, 而這樣一個人物就此登場, 阿道夫·希特勒, 一名失憶的退伍老兵, 在反猶太主義中找到了他最具煽動力的武器, 這並非他的發明意, 他繼承併發揚了它,將其變爲信條, 在他的世界觀裏, 猶太人是所有罪惡的根源, 經濟危機, 道德淪喪, 共產主義, 資本主義, 一切的一切, 他宣稱猶太人是一種種族之愛, 而唯一的解藥便是於1935年將其切除, 紐倫堡法案讓仇恨合法化, 猶太人與非猶太人的婚姻被禁止, 公民權遭剝奪, 猶太人被逐出校園, 大學和公職領域, 他們不再是鄰居, 不再是德國人, 他們成了異類, 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 這種排斥演變成了囚禁, 先是建立了猶太人區, 比如華沙隔離區, 封閉的社區擁擠不堪, 缺糧少藥, 四周環繞着帶刺鐵絲網, 隨後運輸開始了, 運送猶太人的不是囚車, 而是牲口車廂, 目的地並非監獄, 而是死亡工廠, 1942年1月, 納粹高官在萬胡會議上, 起草了他們所謂的猶太人問題, 最終解決方案, 這是人類史上 規劃種族滅絕最冷酷的措辭, 一套精密組織的殺戮機器就此誕生, 奧斯維辛, 特雷布林卡, 索比堡, 馬依達內克集中營, 目標只有一個, 滅絕, 抵達者被立即分流, 建狀者送去強制勞動, 其餘則送入毒氣室, 約瑟夫, 門格勒之流的醫生, 實施着非人實驗, 兒童, 雙胞胎, 孕婦都淪爲實驗對象, 失去利用價值後便被處決, 但最令人幾倍發涼的事實或許是, 參與迫害的不只是納粹, 在整個歐洲, 普通人, 鄰居, 僱員, 店主都參與了驅逐行動, 有人出於恐懼, 有人出於仇恨, 更多人則因冷漠旁觀, 短短數年間, 歐洲三分之二的猶太人口遭到屠殺, 超過六百萬人因此喪生, 他們並非死於疾病或戰火, 僅僅是因爲他們的身份, 當世界目睹那些焚屍爐, 屍骸堆積如山的景象, 以及貼着姓名的行李箱時, 一切已爲時太晚, 綿延數世紀的仇恨在此刻登峯造極, 那個自詡現代理性的文明, 以最殘暴的方式宣告失敗, 如今,反猶太主義不再僅僞裝成宗教或科學, 有時它披着政治, 意識形態, 甚至社會運動的外衣, 但其核心機制從未改變, 將特定群體塑造爲一切問題的替罪羊, 說辭會變, 暴力本質不變, 最危險的是, 我們早已見過這般景象, 歷史不會簡單重演, 但總會重複某種模式, 孤立, 猜疑, 謊言, 沉默, 以及移開視線的習慣, 仇恨不會自行消逝, 它被繼承, 被傳授, 不斷自我革新, 若不以記憶, 教育與同理心抗衡, 它必將捲土重來, 因爲每次反猶太主義沉渣泛起, 並非總伴隨着火炬與制服, 它始於溫和的言辭, 無傷大雅的玩笑, 始蔑視變得正常化的評論, 直到某天爲時已晚, 明記不是選擇, 而是必須履行的責任, 因爲遺忘歷史者終將重蹈覆轍, 解決方案不僅僅存在於法律或紀念碑中, 它存在於鮮活的記憶中, 在於識別危險信號, 在於教育, 在於發聲, 在於當仇恨僞裝成個人觀點時, 拒絕保持沉默, 明記不是爲了回首過去, 而是爲了防止同樣的深淵再度開啓, 讓這不僅是永不再現, 更是一次都不該重演,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