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人往事》汪曾祺憶舊散文集 P31 - 沈從文專業之謎

沈從文轉業之謎 沈先生忽然改了行 他的一生分成了兩屆 1949年以前 他是作家 寫了四十幾本小說和散文 1949年以後 他變成了一個文物研究專家 寫了一些關於文物的書 其中最重大的一本 是《中國古代服飾研究》 近十年 沈先生的文學作品重新引起注意 尤其是青年當中 形成了沈從文熱 一些讀了他的小說的年輕一些的讀者 覺得非常奇怪 他爲什麼不再寫了呢 國外有些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學者 也爲之大惑不解 我是知道一點內情的 但也說不出個究竟 在他改業之初 我曾經擔心 他能不能在文物研究上 搞出一個名堂 因爲從我和他的接觸中 我覺得他缺乏科學頭腦 後來發現 他另有一功 能把書情氣質和科學條理 完美地結合起來 搞出了成績 我鬆了一口氣 覺得這樣也好 我就不大去想他的轉業的事了 沈先生去世後 沈虎廚整理沈先生遺留下來的稿件 信件 我因爲刊物約稿 想起沈先生改行的事 要找虎廚談談 我愛人打電話給三姐 三姐說 叫曾琪來一趟 我有話跟她說 我去後 虎廚拿出幾封信 一封是給一個叫 吉六的青年作家的退稿信 一封是沈先生在1961年 2月2日寫給我的很長的信 這封信真長 是在練習本撕下來的紙上寫的 鋼筆小字 兩面寫 共十二頁 估計不下六千字 是在醫院裏寫的 這封信 他從醫院回家後 用毛筆在竹紙上重寫了一次寄給我 這是底稿 其實我正戴了右派分子帽子 下放張家口殺領子勞動 還有1947年 我由上海寄給沈先生的兩封信 看了這幾封信 我對沈先生轉業的前因後果 逐漸形成一個比較清晰的輪廓 從一個方面說 沈先生的改行是逼上梁山 是他多年捱罵的結果 左右都罵他 沈先生在寫給我的信上說 我希望有些人不要罵我 不相信 還是要罵 根本連我寫什麼也不看 只圖個痛快 於是罵倒了 真的倒了 但是究竟是誰的損失 沈先生的捱罵 以前的 我不知道 我知道的 對他的大罵 大概有三次 一次是抗日戰爭時期 約在1942年前 從桂林發動 有幾篇很銳利的文章 我記得有一篇是聶幹奴寫的 聶幹奴 我後來認識 是一個非常好的人 他後來也因黃勇玉之介 去看過沈先生 認爲那全是一場誤會 聶和沈先生成了很好的朋友 彼此毫無芥蒂 第二次是1947年 沈先生寫了兩篇雜文 引來一場圍攻 那時我在上海 到巴金先生家 李建吾先生在座 李建吾先生說 勸叢文不要寫這樣的雜論 還是寫他的小說 巴金先生很以爲然 我給沈先生寫的兩封信 說的便是這樣的意思 第三次 是從香港發動的 1948年3月 香港出了一本 《大衆文藝從刊》 撰稿人爲黨內外的理論家 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寫的 是《反動文藝》 文中說沈叢文 一直是有意識地 作爲反動派而活動着 這對沈先生是致命的一擊 可以說 是郭沫若的這篇文章 把沈叢文從一個作家 碼成了一個文物研究者 時隔三十年 沈先生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 卻由前科學院院長 郭沫若寫了序 人世變幻 雲水悠悠 逝者如斯 誰能匿掉 這也是歷史 已經有幾篇文章 披露了沈先生在解放前後 神經混亂的事 但是在這以前 沈先生對形勢的估計 和對自己前途的設想 是非常清醒 非常理智的 他在1948年12月1日 寫給集六軍的信中說 大局玄黃未定 一切終得變 從大楚看發展 中國行將進入一個嶄新時代 則無可懷疑 基於這樣的信念 才使沈先生在北京解放前 下決心留下來 留下來不走的 還有朱光前先生 楊振聲先生 朱先生和沈先生 同住在鍾老胡同 楊先生也常來串門 對於玄黃未定之際的形勢 他們肯定是多次商量過的 他們決定不走 但是心境是恍然的 一天 北京大學貼出了一期弊報 大字全文超出了 不知道這是地下黨的授意 還是進步學生社團自己乾的 在那樣的時候 貼出這樣的大字報 是什麼意思呢 這不是爲冤屈於 把本來應該爭取 可以爭取的高級知識分子 一起推出去嗎 這究竟是誰的主意 誰的決策 這篇弊報 對沈先生的壓力很大 沈先生由神經極度緊張 到患了類似迫害狂的病症 直接的原因 就是這張大字弊報 沈先生在精神瀕臨崩潰的時候 腦子卻又異常清楚 所說的一些話 常有很大的預見性 四十年前說的話 今天看起來還是很準 一切終得變 沈先生是竭力想適應這種變的 他在寫給集六軍的信上說 用筆者求其有意義 有作用 傳統寫作方式 以及對社會態度 是值得嚴肅認真加以檢討 有所抉擇 對於過去種種 得決心放棄 從新起始來學習 來從事 這個新的起始 並不一定 即能配合當前需要 迴避能把握住一個進步原則 來肯定 來證實 來促進 但是他又估計 自己很難適應 人近中年 情緒凝固 又或因性情內向 缺少社交適應能力 用筆方式 二十年三十年 統統由一個私字出發 此時卻必須用性字起步 或不容易扭轉 過不多久 即爲被迫割筆 已終得把筆割下 這是我們一代若干人必然結果 不幸而言中 沈先生對自己割筆的原因 分析得再清楚不過了 不斷捱罵 是客觀原因 不能適應 有主觀成分 也有客觀因素 解放後割筆的 在沈先生一代人中 不止沈先生一個人 不過 不像沈先生割得那樣徹底 那樣明顯 其原因 也不外是 私與性的矛盾 三十多年來 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 中國文藝的主要問題 也是強調性忽略私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 新時期十年文學的轉機 也正是由性回覆到私 作家可以真正地獨立思考 可以用自己的眼睛觀察生活 用自己的腦和心思索生活 用自己的手錶現生活 北平一解放 我們就覺得沈先生無法再寫作 也無法再在北京大學教書 教什麼呢 在課堂上他能說些什麼話呢 他的那一套肯定是不行的 沈先生爲自己找到一條出路 也可以說是一條退路 沈先生的改行 並不是沒有準備 沒有條件的 據沈虎初說 他對文物的興趣 比對文學的興趣產生得更早一些 他十八歲時 曾在一個統領官身邊做書記 這位統領官收藏了百來軸 自宋至明清的舊畫 幾十件銅器及古瓷 還有十來箱書籍 一大批碑帖 這些東西都由沈先生登記管理 由於應用 沈先生學會了許多知識 無事可做時 就把那些古畫一軸一軸地取出 掛到壁間獨自欣賞 或翻開西清古鑑 趨是遺棄中頂款式來看 我從這方面 對於這個民族在一段長長的年份中 用一片顏色 一把線 一塊青銅或一堆泥土 以及一組文字 加上自己生命做成的種種藝術 皆得了一個初步普遍的認識 由於這點初步知識 是一個以鑑賞人類生活 與自然現象爲生的鄉下人 進而對人類智慧光輝的領會 發生了極寬泛而深切的行爲 沈先生對文物的興趣 自始至終 一直是從這一點出發的 是出於對於民族 對於民族的歷史和文化的深愛 他的文學創作 文物研究 都浸透了愛國主義的感情 從熱愛祖國這一點上看 也可以說沈先生並沒有改行 只是改變了一下工作方式 沈先生的轉業並不是十分突然的 是逐漸完成的 北京解放前一年 北大成立了博物館系 並設立了一個小小的博物館 這個博物館是在楊振聲 沈從文等幾位熱心的教授贊助下搞起來的 館中的陳列品 很多是沈先生從家裏搬去的 歷史博物館成立以後 英語館長很熟 時常跑去幫忙 後來就離開北大 乾脆調過去了 沈先生改行 心情是很矛盾的 他有時很痛苦 有時又覺得很輕鬆 他明心很淡 不大計較得失 沈先生到了歷史博物館 除了鑑定文物 還當講解員 常說洪先生帶了很多敦煌壁畫的魔本 在五門樓上展覽 他自告奮勇 每天都去 我就親眼看見 他非常熱情興奮地向觀衆講解 一個青年問我 這人是誰 他怎麼懂得那麼多 從一個大學教授 到當講解員 沈先生不覺有什麼丟分 他那樣子 不但是自得其樂 簡直是得其所在 只是熟人看見他在講解 心裏總不免有些欺人 沈先生對於寫作 也不是一下就死了心 博者不忘旅 一個人寫了三十年小說 總不會徹底忘情 有時是會感到手癢的 他對自己的寫作 是很有信心的 在寫給我的信上說 拿破崙是偉人 可是我們羨慕也學不來 至於雨果 莫里埃 托爾斯泰 契荷夫等等的工作 想效法卻不太難 我初來北京還不懂標點時 就想到這並不太難 直到1961年寫給我的長信上還說 因爲高血壓 觀衆已決定全休 他想用一年時間寫本故事 寫三姐家堂兄三代鬧革命 他爲此兩次到宣化區 已得到十萬字材料 估計寫出來必不會太壞 想重新提筆 反反覆覆 經過多次 終於沒有實現 一是客觀環境不允許 他自己心理障礙很大 他在寫給我的信上說 幻想 照我的老辦法 呆頭呆腦 競賽下去 也許還會寫個十來個本文呢 可是萬一有個什麼人 在刊物上尋章摘據 以爲這是什麼修正主義 如此或如彼地一說 我還是招架不住 也可說不費吹灰之力 一切努力 即等於白費 想到這一點 重新動筆的勇氣 不免就消失一半 二是 他後來一頭扎進了文物 越陷越深 提筆之念就淡忘了 他手裏有幾十個研究選題 待完成 他有很大的責任感和緊迫感 時間精力全爲文物佔據 實在顧不上再想寫作了 從寫小說到改制文物 而且搞出豐碩的成果 失之東渝收之桑渝 就沈先生個人說 無所謂得失 就國家來說 失去一個作家 得到一個傑出的文物研究專家 也許是化得來的 但是從一個長遠的歷史角度來看 這算不算損失 如果是損失 那麼是誰的損失 誰爲爲之 孰令之之 這問題還是很值得我們深思的 我們應該從沈從文的轉業 得出應有的歷史教訓 1988年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