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快與慢》| 諾貝爾獎得主，講透人性的判斷陷阱

睡前聽完一本書,今天我們讀思考快與慢。 先來做一個小小的測試,一個球棒和一個球一共1.10美元,球棒比球貴一美元,那麼球多少錢,你可能會脫口而出,0.10美元,別急着點頭,因爲正確答案是0.05美元。 這個幾乎人人都犯的錯,正是這本書要聊的核心,我們的大腦裏有一套快速自動的反應機制。 它在很多日常場景裏高效地驚人,卻會在涉及數字、概率和複雜判斷的時候系統性地犯錯。 爲什麼一個看似簡單的問題會讓大多數人搶着給出錯誤答案,今晚我們就來看看這套機制是怎麼運作的,以及它如何悄悄影響着我們每一天的判斷和選擇。 這本書的作者丹尼爾·卡尼曼是以色列出生的認知心理學家,長期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任教。 他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合作,提出了前景理論,因此在2002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有意思的是,卡尼曼並不是一位職業經濟學家,他寫這本書的動機很簡單,把幾十年關於判斷與決策的實驗成果整理成普通讀者能夠理解的體系,幫助人們識別思維中的常見陷阱。 特沃斯基在1996年去世,沒能共享諾貝爾獎,但卡尼曼在書中多處延續兩人共同建立的研究框架,並向這位老友致意。 這本書出版後,迅速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榜,並獲得美國國家科學院科學傳播獎,讓行爲經濟學進一步走進大衆視野。 瞭解了這些背景,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書中的每一個觀點都不是憑空而來,而是從無數實驗和真實案例中提煉出來的。 好,我們進入書的第一部分。 塔尼曼把人類的認知過程分成兩個系統,一個叫系統一,一個叫系統二。 系統一是自動快速,不費力的,比如你聽到一句母語,立刻就能理解。 你看到對方臉上閃過一絲不悅,馬上就能察覺,你算2加2,答案瞬間蹦出來。 你走在路上,一輛車突然衝過來,你會本能地躲開,這些都是系統一在工作,它不需要你有意控制,就像呼吸一樣自然。 系統二則完全不同,它緩慢費力,需要專注,比如讓你心算17乘24,你得停下來,集中注意力,一步一步算。 比如比較兩款手機的詳細參數,你得一項一項對照,比如在一個陌生的路口尋找路標,你得把注意力從手機屏幕上移開,仔細看路牌。 系統二像一個謹慎的司機,而系統一像自動駕駛。 塔尼曼在書裏描述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實驗,用來證明系統二的費力特徵。 受試者坐在屏幕前,被要求解決越來越難的懲罰題。 研究者同時用儀器測量他們的瞳孔大小,結果發現,隨着題目難度增加,瞳孔會明顯擴大。 瞳孔擴大是身體努力程度的生理信號,這說明系統二在全力運轉時是真的在消耗能量,讓人感到吃力。 但系統二有一個特點,它很懶惰,因爲專注很累,所以只要有可能,系統二就會偷懶,傾向於接受系統一遞過來的現成答案,而不是自己去驗證。 書裏說,系統二的默認狀態是儘量少花力氣,於是,當一個問題看起來簡單的時候,系統一會搶先給出回答,而系統二往往不加檢查,就改章通過了。 球棒球問題就是最好的例子,再回想一下剛纔那個問題,球棒和球一共1.10美元,球棒比球貴1美元,球多少錢? 系統一看到1.10美元和1美元,自動把兩者相減,得出0.10美元,這個答案來得又快又順暢,所以很多人就接受了。 但如果你喚醒系統二,稍微檢查一下,如果球是0.10美元,球棒就是1.10美元,加起來是1.20美元,不對,正確答案應該是球0.05美元,球棒1.05美元,加起來1.10美元。 系統一跳過了驗證,直接交了券。再舉一個例子,假設你在一個聚會上遇到一個人,他很安靜,內向,喜歡讀書,不喜歡熱鬧,那麼他更可能是圖書管理員還是銷售員。 很多人會選圖書管理員,因爲這個描述聽起來更像一個典型的圖書管理員,但你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社會上銷售員的數量遠遠多於圖書管理員,可能多出幾十倍。 即使銷售員中內向的比例不高,絕對人數也可能超過圖書管理員中內向的人數。系統一根據相似程度快速判斷,系統二卻懶得去調取基礎比率,結果就出了錯,系統二還負責自我控制。 當你想發火,但忍住,當你在深夜忍住不吃宵夜,當你在工作中強打精神不走神,這些都是系統二在努力工作,而系統二一旦疲勞或者注意力被佔用,自我控制就會減弱。 系統一的衝動就會趁機冒出來,所以人在疲憊的時候更容易情緒化,也更容易做出不理性的選擇。 你可以把系統一想象成一個快人快語的助手,他總是第一時間給你答案,哪怕答案不完整。系統二則是那個慢悠悠的上司,本該負責審覈,但經常偷懶,助手說什麼他就同意什麼,只有當事情真的很重要,或者助手明顯答不上來的時候,上司纔會親自出馬。 比如你遇到一個複雜的數學問題,助手系統一完全無法處理,這時系統二被強制激活,你纔會有意識地思考,但大多數時候我們面對的並不是17乘24,而是類似這個人是圖書管理員還是銷售員這樣的模糊問題,系統一覺得自己能搞定,系統二也就樂得清閒,於是錯誤就趁虛而入了。 卡尼曼強調,雙系統並不是解剖學上兩個獨立的位置,不是大腦左邊一個右邊一個,而是兩種認知模式,它們共同構成了人類判斷的基礎。系統一在熟悉場景裏非常強大,它讓你能一邊開車一邊聊天,讓你能瞬間識別朋友的臉,讓你能憑直覺避開危險,沒有系統一,我們連日常生活都無法應對。 但系統一也有它的盲區,它在處理統計、概率、風險和長期規劃這些複雜問題時,特別容易出錯,而這時候就需要系統二出場。麻煩的是,系統二經常打瞌睡,所以我們常常在不知不覺中犯下各種判斷偏差,這些例子都指向一個核心,我們以爲自己是理性的思考者,實際上大多數時候是系統一在掌舵,系統二隻是偶爾醒來。 這就是卡尼曼在書的第一部分爲我們搭建的框架,理解了這個框架,後面那些看似複雜的偏差就都有了解釋的起點。有了系統一和系統二的框架,我們就能理解爲什麼人類的判斷會系統性地出現偏差。 卡尼曼把這些偏差稱爲啓發式與偏見。啓發式是系統一走捷徑的方式,它用簡單的問題替換難的問題,從而快速給出答案,但捷徑有時會指向錯誤的方向。書中重點講了三種最常見的啓發式,我們一個個來看。 第一個是代表性啓發式。先請你想象一個人,琳達,31歲,單身,直率,聰明,大學主修哲學,學生時代非常關注歧視和社會正義,還參加過反核示威。現在問你兩個選項哪個更可能?A,琳達是銀行出納,B,琳達是銀行出納並且激進參與女權運動。你的直覺是不是告訴你B更有可能? 因爲琳達的描寫太像一個女權主義者了,銀行出納只是附加的身份,但稍微用邏輯想一想,B是兩個條件的合取,也就是說琳達必須同時是銀行出納和女權主義者,這個概率怎麼也不可能高於她只是銀行出納的概率,就像說明天下雨並且打雷一定不會比明天下雨更可能,但系統一不管這些,它用相似度代替了概率。 琳達的畫像和女權主義者的相似度很高,和銀行出納的相似度不高,於是系統一直接選了B,這個錯誤叫合取謬誤,是代表性啓發式的典型表現,卡尼曼做過很多次這樣的實驗,結果非常穩定,就連受過高等教育的貝氏也經常選錯,琳達問題之所以經典是因爲它展示了系統一的強大和系統二的懶惰,即使你受過邏輯訓練,知道合取事件的概率不可能更高。 當你快速瀏覽選項時,系統一還是會搶先給出那個相似度更高的答案,只有當你放慢速度調動系統二去檢查約束條件時,纔會發現其中的錯誤。 第二個是可得性啓發式,就是人們根據例子是否容易想起來,來估計事件發生的頻率或概率,我問你,空難和車禍哪個造成的死亡人數更多,你可能會覺得空難更嚴重, 因爲空難一旦發生,新聞報道鋪天蓋地,畫面慘烈,讓人印象深刻,一想到就能立刻浮現,但實際數據顯示,全球每年因車禍死亡的人數遠遠超過空難死亡人數,可能高出幾百倍,甚至更多。 爲什麼我們會有這樣的錯覺?因爲系統一最容易提取的信息,不是最準確的信息,而是最生動,最新進,最震撼的信息,空難更容易從記憶裏被釣出來,於是系統一就判斷它更常見,再比如,如果你最近看了奇奇鯊魚襲擊的新聞,你去海邊游泳時,可能會高估被鯊魚咬的風險,儘管這種風險微乎其微,可得性啓發式,讓我們把容易想起,等同於驚嚇。 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媒體對罕見事件的密集報道,會扭曲我們的風險評估,讓我們爲幾乎不會發生的事情焦慮,卻對真正的日常風險視而不見,第三個是錨釘效應,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做過一個經典實驗,他們讓受試者先轉動一個標着隨機數字的轉盤,轉盤上可能是10,也可能是65,然後問一個問題,非洲國家在聯合國中所佔的比例是多少,結果很驚人, 轉到65的人平均估計45%,轉到10的人平均估計25%,一個完全隨機的數字,只是讓人先看到,就足以把後續的估計往那個方向拉,這個隨機數字就像一個錨,把人的判斷固定在了附近,你可能覺得這太不可思議,但錨釘效應在現實裏無處不在, 你去商店買衣服,標籤上寫着原價1999,限價699,你會覺得699非常划算,這個1999就是錨點,你去買車,銷售員先報一個高配版的價格,再談中配版,你就會覺得中配版便宜,甚至談判中先開價的一方往往佔優勢,因爲對方的還價會圍繞着你的開價打轉,系統一會自動受到最初數字的影響, 系統二即使知道這不合理,也很難完全擺脫。錨釘效應最可怕的地方在於,即使你事先被告知那個數字是隨機的,它仍然會影響你的估計,這三種啓發室都有共同的特點,它們不是愚蠢,而是大腦爲了節省能量採用的捷徑。 系統一在進化中形成了快速反應的能力,在大多數陌生環境中,相似度,容易提取的例子,最初的線索確實是有效的,但是當問題涉及到概率,統計和複雜判斷時,這些捷徑就變成了陷阱。 塔尼曼想告訴我們的是,這些偏差不是隨機的,而是系統性的,也就是說,它們在特定條件下會穩定地出現,而且我們很難靠意志力完全消除,但識別它們的存在,是減少錯誤的第一步。 下次當你憑直覺對某件事做出判斷時,不妨停下來問一句,這個答案是系統一根據相似度、一德性或某個錨點快速推出的嗎? 前面講的是判斷中的偏差,接下來我們看看塔尼曼最著名的貢獻——前景理論,以及由此引出的框架效應。這部分講的是,我們做選擇的時候,如何被損失和表述方式改變。 傳統經濟學有一個基本假設,人是理性的,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比如面對兩個選項,人們應該選擇帶來的效用更大的那個,無論怎麼表述,選擇都應該一致,但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發現,現實完全不是這樣,人們並不總是理性地計算,而是受到損失厭惡的強烈影響,損失厭惡的意思是,人對損失的痛苦,大約是對同等收益快樂的兩倍。 換句話說,失去一百元的痛苦,需要得到兩百元才能抵消,這是一項非常穩定的心理事實。你可以想象一個拋硬幣的賭局,如果拋出正面,你贏一百五十元,如果拋出反面,你輸一百元。 從數學期望來看,這個賭局很划算,因爲你可能贏的錢比可能輸的錢多,但大多數人會拒絕參與,因爲想到可能要輸掉一百元的痛苦,遠遠超過了可能贏一百五十元的期待。損失厭惡讓人變得保守,尤其是在面對確定的收益時。 前景理論指出,人們的決策取決於一個參照點,也就是你心裏認爲自己是賺了還是虧了。在收益區域,人傾向於確定性,也就是見好就收,在損失區域,人卻願意冒險,試圖翻本。這就是爲什麼賭徒在輸錢之後反而會下更大的注,而已經賺錢的人卻急於離場。 這解釋了爲什麼我們面對同樣的改變,對損失的抗拒總是大於對收益的渴望。 最經典的實驗是亞洲疾病問題,卡尼曼設計了一個情境,假設六百人感染了一種疾病,有兩種治療方案,如果採用方案A,確定能救活兩百人,如果採用方案B,有三分之一概率六百人全部救活,三分之二概率無人救活,你會怎麼選? 大多數人選A,因爲確定救活兩百人聽起來更穩妥,但是如果換一種表述,方案C,確定有四百人死亡,方案D,有三分之一概率無人死亡,三分之二概率六百人死亡,這時候大多數人選D,聽起來是不是很矛盾? 其實方案A和方案C是完全一樣的,只是說法不同,方案A說兩百人存活,方案C說四百人死亡,方案B和方案D也是完全一樣的,但僅僅是存活和死亡兩個詞的差別,就逆轉了多數人的選擇,爲什麼? 因爲人們討厭損失,在第一種表述裏,確定的收益是兩百人存活,人們選擇確定性,在第二種表述裏,確定的損失是四百人死亡,人們害怕損失,於是願意冒險賭一把,這就是框架效應,同樣的信息,不同的表述方式,可以誘導出完全相反的選擇,框架效應在現實中無處不在。 醫生告訴病人手術風險,說手術後有90%的存活率和說手術後有10%的死亡率,病人的接受度截然不同,儘管兩個說法完全相同,超市裏的商品標着95%脫脂和含5%脂肪,前者的銷量更好。 政策制定者如果強調一項改革能保住多少工作,而不是會失去多少工作,公衆的支持率會大幅上升,卡尼曼和特沃斯基通過大量實驗證明,人們在面對收益時是風險規避的,在面對損失時是風險尋求的,而且損失帶來的心理衝擊遠大於收益,這些發現直接挑戰了經濟學裏的理性人模型。 這個效應說的是,人們一旦擁有某樣東西,就會高估它的價值,實驗裏發給一組被試一個杯子,然後問他們願意以多少錢賣出,另一組沒有杯子的人被問願意出多少錢買同樣的杯子,結果賣方的平均要價往往是買方出價的兩倍以上。 爲什麼?因爲擁有杯子之後,賣杯子意味着失去它,失去的痛苦被放大,所以賣家要求更高的價格才肯放手,而買方沒有這種損失感,只願意支付較低的價格。 我們不是根據物品的客觀價值來定價,而是根據失去它有多痛來定價。前景理論的全貌包括幾個要點,第一,人們根據參照點來判斷得失,而不是根據絕對水平,第二,收益和損失的心理曲線不對稱,損失曲線更陡,第三,人們在收益區是風險厭惡的,在損失區是風險追求的。 第四,人們會高估小概率事件,同時低估中等和高概率事件,這些都對傳統的期望效用理論構成了根本性的修正。卡尼曼因爲這項研究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可以說是實至名歸。 講完了判斷和選擇,我們進入書的第五部分。卡尼曼把注意力轉向了幸福體驗,他提出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區分——經驗自我和記憶自我。經驗自我是活在當下的你,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感受快樂和痛苦。記憶自我是事後的你,負責回憶和評價整段經歷。 把過去整理成一個有開頭、有高潮、有結尾的故事,這兩個自我對同一段經歷的評價可能完全不同。卡尼曼通過實驗發現,記憶自我遵循一個規律叫風中定律,就是說人們對一段經歷的整體評價主要取決於兩個時刻——最痛或最快樂的瞬間以及結束的瞬間,而幾乎忽略過程的長短。 最經典的證據是結腸鏡檢查實驗,卡尼曼和同事讓患者在接受結腸鏡檢查時每分鐘報告一次疼痛程度,從0到10打分,檢查結束後再讓患者回憶整體的痛苦程度。 結果發現,患者對痛苦回憶的判斷並不取決於全程總痛量,而是取決於最痛點的分數和最後時刻的分數。如果一個患者全程都很痛,但最後幾分鐘不太痛,他回憶起來的整體痛苦就會低很多。相反,如果最後時刻非常痛,即使全程平均疼痛沒那麼嚴重,他也會覺得整個檢查糟透了。 這個發現讓醫生驚訝,因爲按照醫學標準,應該儘量減少總痛苦,但按照風中定律,改善結尾的體驗比縮短過程更有效。 參與者被要求做兩次泡手任務。第一次,一隻手進入14度的冷水裏60秒。第二次,另一隻手進入14度的冷水裏60秒後,再繼續浸在15度的水裏30秒。也就是說,總共泡了90秒,但最後30秒尚未沒那麼冷。客觀來說,第二次任務多受了30秒的罪,應該更不愉快。 但事後問參與者願意重複哪一次,大多數人選擇了第二次。爲什麼?因爲第二次的結尾比第一次的結尾稍微舒服一點,記憶自我就認爲第二次更好。經驗自我明明多痛苦了30秒,但記憶自我只看重結尾,於是做出了不符合當下感受的選擇。 人們把注意力集中在某個特定因素上,會高估這個因素對整體幸福的影響。比如很多人以爲搬到加州生活會幸福很多,因爲加州的陽光和氣候吸引人,但實際調查顯示,加州居民的總體幸福感和中西部居民幾乎沒有差別。 爲什麼會有這種錯覺?因爲當你考慮搬家時,系統一把注意力聚焦在氣候上,氣候的好壞被放大,而其他因素,比如通勤、社交、物價都被忽略了。一旦真的搬過去,注意力分散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氣候就不再顯得那麼重要。 卡尼曼在書裏說過一句話,大意是,眼見即爲事實,你看到的那個因素會被放大。這就像聚光燈照在哪裏,哪裏就顯得特別亮,但其他部分依然存在,只是沒有被你注意到。 經驗自我和記憶自我的衝突解釋了爲什麼人們常常做出並不真正讓當下更幸福的選擇。很多人生決策是基於記憶自我的事後感受,而不是經驗自我的實時體驗。 比如你計劃一次度假,拍照發朋友圈,創造美好回憶,可能比你當時真正享受每一刻更重要。而在做決策時,我們總是會預想未來的記憶會是什麼樣,而不是未來當下的體驗會是什麼樣。 凱尼曼提醒我們,幸福有兩種,一種是活在當下的幸福,一種是回憶裏的幸福,而我們往往被後一種牽着鼻子走了。說到這裏,我想簡單說幾句自己的感受。這本書的知識密度很大,不適合快速瀏覽,很多讀者都提到需要慢讀,重讀,甚至做筆記。 我自己讀完最大的收穫,不是變成了一個絕對理性的人,而是更清楚自己會在哪裏不理性。書中的默認選項和框架效應思想,後來被許多政策設計者借鑑,用來改善養老金儲蓄、器官捐獻和健康選擇。這說明它從實驗室走向了現實,影響遠超學術界。當然,書裏引用的部分啓動效應研究後來受到可重複性的挑戰。 卡尼曼本人也提醒過要謹慎對待某些發現,但這並不影響雙系統、前景理論、損失厭惡這些核心框架的影響力。最終,這本書不是要我們消滅直覺,而是學會在快與慢之間切換,知道什麼時候該相信系統一,什麼時候該喚醒系統二。這個提醒對我們每個人都挺實用的。 所以,回到開頭那個球棒球問題,這本書真正想說的不是我們有多容易犯錯,而是我們爲什麼會犯錯,以及如何在重要時刻避免被系統一牽着走。今晚睡前,願你的大腦能慢慢靜下來,把那些快速運轉的思緒輕輕放下,不必做一個完美決策者,只做一個與自己的思維偏差和平相處的清醒的人。 明天醒來,當你面對下一個選擇時,也許可以多問一句,這個答案是系統一搶答的嗎?如果是,給自己幾秒鐘,讓系統二也出來說說。晚安,好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