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纪录片】飛向自由的海鷗

在我十年冤狱的最后期呢， 对我的看管稍微放松了一点， 那我就可以到监区去走一走。 在监区呢有一个鸟笼子， 里面有一只小鸟跟我特别地亲近， 每次我去给它喂食呢， 它就在我手里啄食。 当时我就有一种特别的感受， 因为我觉得它的处境跟我是一样的。 我就在想， 当我满刑之前呢 我一定要把它给放了。 但是神奇的是， 在我还没有满刑之前， 突然有一天， 这只小鸟真的就不见了。 后来养鸟的这个人他告诉我， 他在鸟笼子底部发现有一个洞。 这只鸟它就这样获得了自由！ 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 这是我十年冤狱的后期， 我感到最高兴, 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我刚开始修炼的时候， 我就觉得特别认同 “真、善、忍”这个法理， 我觉得做人就应该这样。 那个时候呢, 我在重钢职工医院门诊部上班。 有一天哪就来了一个老太太， 她是重钢的一个退休工人。 你都想像不到， 她当时来看病的时候， 她穿的是什么衣服， 她居然穿的是寿衣！ 就是人死了放进棺材时穿的衣服。 我非常惊讶，就说： 老婆婆，您怎么穿这个衣服来？ 她就告诉我：我病了一天， 没有吃东西，我很难受。 而且我是一个孤老婆子， 我没有亲人， 我怕我死了没人替我穿。 我听了觉得非常难受， 我赶快给她做检查， 然后告诉她： “婆婆，您的病其实并不严重， 我一定能给您治好。请放心！” 然后我赶快跑下去 给她买了一点食物， 又掏钱给她付了药费。 结果没想到的是， 这个事情后来就传开了。 就是在我被 修炼法轮功被抓以后， 这个事情在当地就传开了。 很多退休的老工人 都跑到门诊部去问： 小何医生到哪去了？ 听说我是因为炼法轮功被抓了， 他们就觉得非常的难以理解， 非常不可思议， 有的人还哭了， 说整个社会完全颠倒了。 何海鸥， 这位众口皆碑的好医生， 仅仅因为 为法轮功喊冤， 就被中共非法判以十年重刑。 从29岁到39岁， 在这人生中最具活力、 最有作为的岁月， 他却被作为重刑犯 关押在重庆监狱。 在历尽种种魔难 与无名的心灵折磨之后， 海鸥终于像小鸟一样 冲出牢笼， 来到美国， 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飞翔。 何海鸥出生在四川西昌， 1994年从重庆医科大学毕业， 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 他的哥哥、父母、姐姐 也先后都走进了修炼， 一家人都见证了 法轮功的神奇。 何妈妈修炼前 是几十年的老病号， 饱受病痛折磨。 我那个时得的病是 肝内胆管结石， 医院已经没办法治了。 西医跟我讲， 不能动手术， 动手术我这个人就没用了。 因为它（石头的）位置很深， 它是在肝脏内小胆管里面， 无法开刀。 一开刀， 就要把肝脏切掉很大一部分。 西医没办法治了， 就告诉我回家去养病吧， 吃好点，耍（玩）好点。 然后，我到中医去， 就是成都中医学院哪， 中医看了以后也说， 你这没办法了， 如果用保守疗法， 给你吃中药， 要把深部位的结石化掉， 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赶快退休了， 我刚刚满五十岁， 没办法工作了， 因为 身体已经不像样了， 瘦得只有79斤重啦。 听说气功是能够治病的啦， 书摊上看见了一本 《中国法轮功》修订本， 我就拿来翻开看了一下， 看了这里面很多东西 好像都是我不知道的， 很多疑问哪， 因为我也学过其他门派的气功。 我就把她买回去啦， 买回去一看， 我就自己照着书上 师父教功的动作呀 我就学功了。 学动作的时候， 神奇就体现出来了。 我家里边有一面大的， 一面墙的镜子， 我照着那个镜子， 看我的动作是不是做对了， 看我的动作对不对。 我就看见里边 一身金黄的， 我就想这是师父呀， 在教我，他是在教我做功， 哎呀 我就看见 我就在镜子里边 我就看见我就跟着他做了， 就把功完全学会了。 然后我就开始学 《中国法轮功》修订本， 由于我学了其他的气功， 很多疑问哪 一下就解答了， 我就明白了 是怎么一回事啦， 也我知道我自己呢 也就是想修炼。 一个道家的人吧 曾经提醒过我， 在火车上碰到一个道家的人， 他说： 我上车就找一个有仙根的人， 找来找去就是你。 你还在上班吗？ 我说我还在上班。 他说你不该上班哪， 你要修炼哪， 你是有仙根的人哪。 当时我就想到， 要该找个什么样的法 才能够使自己修炼呢？ 哎呀 一看到法轮功修订本， 正是我， 那就可以按照这个来修了。 就开始修炼了， 这是95年8月份得的法。 一个多月以后， 我那个 肝内胆管结石 突然一下就痛了， 痛呀，痛、 痛、 痛、 痛， 痛了几个小时以后， 就睡着了。 老伴看我睡着了， 也就放心了。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呀 就完全好了， 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啦。 就那么一次痛， 一次性地就把它全部拿掉了，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是师父给我把那个拿掉了。 何海鸥的哥哥何海鹰 是北京医科大学的博士， 先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哈佛大学癌症中心 从事医学研究工作。 海鹰于1995年3月 在美国开始修炼法轮功， 不久， 长期折磨他的严重胃病 也不翼而飞。 因为我是学医的，我知道有些东西 医药其实是解决不了的， 特别那种慢性病、 或者是绝症， 是做不到的， 是做不好的， 它能维持。 有些急性感染啊， 那医学还是有它的效果。 但是对一些很长的、 很复杂的慢性病， 或者对现代医学都不能解决的这些绝症， 很多炼法轮大法学员 痊愈。 我知道这是非常有奇效的。 我在波士顿遇到好多 在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 或者是念博士学位、 念硕士学位的好多年轻同修， 有比较严谨的、 比较科学的思考， 来开始修炼。 1999年7月， 一场突如其来的 对法轮功的迫害 撕碎了这个修炼之家。 何妈妈成为当地第一批 被非法劳教的法轮功学员。 海鸥和妻子 双双被剥夺了做医生的资格， 被发配去看大门和洗衣服， 夫妻倆多次遭非法关押， 最后被迫离开工作岗位。 重庆很多法轮功学员 都遭遇了类似的迫害。 面对中共电视、电台、报纸 铺天盖地的对法轮功的污蔑和抹黑， 海鸥与几个法轮功学员一起凑钱， 买了一台速印机， 印刷法轮功真相资料。 2000年10月初， 重庆市区一夜之间 出现了上万张 揭露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传单。 我记得那是2000年10月3号， 凌晨四点多钟。 我们联系了重庆主城区的许多同修， 一起在同一个时间段 上街去张贴法轮功真相资料。 我记得这份资料的题目就叫 《江泽民推卸不了的历史责任》， 内容是揭露江泽民就是 迫害法轮功的罪魁祸首。 总共在重庆八个主城区 我们联系了许多同修 同时张贴了有上万份资料， 这件事情在当时引起的震动非常大， 在社会上的影响也非常大。 《重庆晚报》当时也刊登了这件事情。 我们是从2000年7月 开始印刷真相资料的， 到10月份的时候就出事了。 那是2000年10月24日， 我和我妻子一块， 去给一位同修送资料。 他当时开了一个店。 我们到他的店里， 把资料给他以后呢， 我们在往回赶的时候， 到一个公共汽车站去等车。 就在等车的时候， 一下子就上来八个警察， 他们动作非常快， 四个人负责绑架一个人， 把我和我妻子我们俩 很迅速地就架上车， 来了两辆车， 架上车就拉走了。 当时呢， 主要负责印刷资料的那个同修， 他联系不上我， 猜测我可能出事了。 几天之后呢， 他也跑到我出事的那个同修家里， 他去了解情况， 没想到他在那也被举报了， 警察赶到把他也抓走了。 警察从他手机里面根据电话号码， 查到了我们印刷真相资料的地点， 警察就上门去 前前后后抓了有十多个人。 后来警察才告诉我， 我们总共印刷的法轮真相功资料呢， 是四十多万份。 因为我们当时不知道， 我们买的那个速印机， 它有一个记录， 你每印刷一张纸 它就会有一个数字记录， 这个数字非常大。 这几个主要负责印刷资料的同修 判的都非常重， 最主要负责的同修被判了十二年， 我被判了十年， 另外还有两个同修 分别被判了九年和八年， 其中一个还是老太太。 举报我们的人呢， 他其实本人不炼功， 但他的亲属是法轮功学员。 那个时候呢，警察威胁他， 这是我后来才知道， 警察威胁他说： 你如果不给我们当耳目， 不给我们传递消息， 我们就要抓你的亲人， 并且还要把你的店给关掉。 其实我在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呢， 我一直没有一点对他有怨恨 或者是有一点愤怒。 因为我觉得 其实他也是一个受害者， 而且是一个受害很深的人。 中共这种邪恶的体制呀， 就是，中共它不但自己要干坏事， 要犯罪， 它还要胁迫很多软弱的人 跟着它一起去犯罪，一起去干坏事， 其实就是在毁人， 这是中共最邪恶的地方。 我被抓的第二天呢， 我就被送到看守所。 我当时还在想， 可能就是关一两个月吧， 337 00:13:44.657 --> 00:13:47.927 因为当时满大街都是 拿着告状信喊冤的人。 我也就是为法轮功喊冤。 当时看守所其他的人 也是说跟我这样说， 你这个可能就是关几个月， 让你吃点苦头得点教训就回家了。 后来判决书下来， 我看见这个判决是十年， 我当时自己觉得感到是震惊。 觉得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同时后来警察又告诉我， 你的母亲和姐姐同时也被抓了， 都被判了一年半劳教， 你父亲算是最好的，只是拘留。 中国过去有句话， 就形容心痛啊， 叫撕心裂肺的痛， 我当时体会这不是形容， 那个就是一种真实的， 你真的感到自己的心、自己的肺 在被撕裂一样的这种疼痛。 我拿到这个十年徒刑的判决书以后呢，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当时看守所里一个牢头， 他的震惊表情。 他当时跟我说， 你们就炼一个气功， 怎么这样对待你们， 这简直就象满门抄斩一样！ 共产党这也太绝情，太歹毒了。 我们黑社会都干不出这样的事情来。 迫害后，何妈妈首先被劳教， 接着海鸥和他的妻子在重庆被抓， 没多久， 海鸥的姐姐海燕也被抓了， 家里只剩下何爸爸一个人。 我被抓的一个主要原因是 我和另外三个同修一起协商着， 写了一篇讲真相的稿子， 题目就叫《谎言一捅就破》。 主要内容就是 针对中共的虚假抹黑宣传， 一条一条去破解它。 因为这件事，被判了一年半劳教。 我爸以前很显年轻的， 很有活力的， 自从我们家几个全部被抓以后， 他很短时间一下 就象老了十几二十几岁那样， 显得很苍老， 人也很消瘦， 眼睛里好像始终含着泪水。 我在这边， 我觉得我的压力比我父亲要小很多。 我毕竟还是隔得远。 担心，我知道担心， 你自己才会知道， 你就是担心，你避免不了， 但是你，鞭长莫及。 我们这边能够做的就是， 呼吁国际来关注， 终止这场迫害。 因为这不是我一家情况， 但是感觉整过家庭都被撕碎了。 我们家那边有三个人， 关在不同的地方， 父亲天天就那地方到处跑， 去看他们。 他要去看我们。 我关在西昌， 四川省的最南边哪，西昌。 然后要到成都去， 到资中女子劳教所，去看海燕。 看了海燕出来，又要到重庆去， 到重庆去看了海鸥， 又到小南海（重庆附近一洗脑班） 看我那媳妇（海鸥的妻子）， 一个一个去送东西， 一个一个去送一点钱。 他都说，每次走起去呀再走起回来， 真的是，精神全垮了。 我有一次打电话，就哭的很伤心。 他就说，我妹妹没消息了。 他打电话到劳教所去， 劳教所说没这个人。 然后我就打电话到楠木寺劳教所， 楠木寺给我回答，说没有这个人， 你打错地方了。 我说我是她的哥哥， 我从美国波士顿打电话过来， 这个人究竟怎么样， 是死是活你都得给我个消息， 我们家里头父母非常担心， 你这样子会出人命的。 那边很冷淡，很冷漠， 应该说很冷酷。 没有这个人。 她就是消失了。 那时候，明慧网陆续有好多报道， 好多学员就是被迫害死的， 每天都有，每天都有报道死亡的。 那就非常担心她，非常担心。 当时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 他也是610的头， 他来所谓的访问，到美国来。 那这边，我们就动用了法律手段起诉他。 我哥哥他们在海外起诉周永康之后呢， 当时有一次周永康出国到美国， 刚下飞机还没出机场， 就把法院的传票递给周永康， 他的工作人员呢， 也不明白是什么， 可能是没有动脑筋，很奇怪， 他就接过去了， 他就递给了周永康， 周永康看都没看，拿来笔就签字。 签完后再仔细一看， 才看明白了，是传票， 然后他就不敢出机场了。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 他们也为了避免在国际上 这个事情再继续闹大， 他们就改善了一下我的处境。 就把我从小间里放出来， 然后放到普通监舍里面去。 我是2002年4月份 被送到监狱去的。 因为我一直拒绝他们所谓的“转化”， 他们前前后后把我转移了四个监区。 他们在监狱里， 对我使用的迫害手段， 我就只有一个感受，就是说： 你翻遍词典， 你都很难找到一个， 你感觉很难找到一个形容词， 能够恰当地形容他们那种邪恶， 他们那种卑鄙。 我记得我刚进监狱的时候呢， 他们曾经给我做过一个心理测试， 有好几百道题。 我当时并没有想太多啊， 我当时只是觉得，我炼法轮功做好人， 我是一个心智很健康的人。 正好可以证明给你看， 所以我还认认真真地 回答了所有的题。 后来我才知道， 做这个测试，他们真正的目的。 他并不是关心我的心理健康不健康， 他真正的目的， 是要通过这种心理测试， 来分析我的性格弱点， 来寻找我心理上的突破口。 这样呢，他们觉得可能有利于 对我进行所谓的“转化”。 在监狱里， 他们对我采取的 最主要的一种迫害方式， 就是一种贴身紧逼式的包夹。 我记得他们当时安排5个人， 后来最多的时候， 曾经安排了有9个人， 24小时轮班， 对我进行一种贴身紧逼式的， 贴身紧逼式的监视。 到什么程度呢， 哪怕我是洗澡， 上洗手间, 他们都要有一个人， 搬个凳子坐在旁边， 把你盯住。 用他们的话说， 这是最大限度地 给你施加精神压力。 甚至包括我睡觉的时候， 他们都要指定一个人， 摆一张桌子在我的床前， 然后呢，拿着笔记， 每一小时对我进行全方位记录。 在白天也是， 白天我跟谁说了什么话， 说的什么内容， 我几点钟刷的牙， 几点钟洗的脸， 也就是你的一举一动， 所有的一切， 他们全部要给你作一个 非常详细的记录。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包夹人员， 他自己这么跟我说， 他说：海鸥啊，如果我是你， 我可能一年坚持不到， 我可能我要疯的。 我去看海鸥的时候， 不准见， 不准见， 我说理由是什么？ 你们不准我见的理由是什么？ “你是炼法轮功的， 所以不让你见， 见了你就会对他有影响。” 我说不是我影响他的， 是他自己能够明白 法轮功就是好的， 他才不“转化”。 这个你们都不知道吗？ 我说你们可以去调查， 他在学校里边的时候， 就是好学生哪， 他在重钢医院的表现 众口皆碑。 那个时候， 重钢下岗的工人很多得， 没有钱哪， 他看见人家贫困哪， 没有钱哪， 就把自己的公费医疗拿出来， 给别个把药钱给了。 有一个老太太， 身体相当地差， 他说你这个还病需要补养。 那个就说， 那个老太太就说， 哎哟，我们都没有钱呀， 儿子下岗了。 这样的事， 马上就掏出钱来， 你拿去回去买只鸡， 补一补。 很多事情是那个医生给我讲的， 我到他们诊所去， 他原来工作那个诊所去， 其实是想给他们医院医生讲真相， 结果他反而给我讲了， 就说：哎，你这个儿子真的是太好了， 我们这里边， 真的像他这样的人没有的。 要叫我们开药是开那个高价药， 我们才有奖金。 他说你那儿子呀， 就这样坚持开平价药， 给那些没有钱的病人， 只要能够治病的那个药就行， 就不开高价药了， 所以这样他就没有奖金了。 他们还给我讲了一个例子， 他说，你看你那儿子 能够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呀， 他说他们要提工资， 要提工资就要通过考试， 只有三个名额， 考试的时候呢， 海鸥参加了考试 就在第三名上， 他就是在 第二名， 第二名上， 就该提工资， 就该提他的工资。 但是在他的下面， 第四名有一个老医生， 接近退休了， 落名了， 在三名以外了， 这样，他说你那儿子就这么大方， 他认为是大方啊， 就把他那个名额让出来了， 让那个老医生提了。 我们都觉得这样不容易了， 那个工资一让 可就是一辈子都让给人家了， 每呀个月都要拿的呀。 他就让给别人了。 所以我到监狱里去， 我就讲，我就讲真相： 你们抓我这个儿子， 是个好儿子， 众口皆碑的好儿子， 你们都要把他抓进来， 他就做善事， 做好事，心地这么善良， 要叫他怎么样“转化”啊？ 整个在监狱的这十年期间呢， 我感觉跟他们就像在拔河一样， 他们想要把我拉过去呢， 其实我也想把他们拉过来。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相信人性本善。 每个人他都是有人性在的。 确实在监狱里， 哪怕是在监狱这么严酷的环境里， 我也确实看到了 有人身上有这种有人性的闪光。 我记得当时在一个监区， 有一个警察， 他是直接负责我的， 他长期要跟我进行谈话。 在经过很多次谈话之后呢， 有一天他把我叫去， 我们两个人谈了很久， 他问了很多问题， 之后呢，他一下就沉默了。 沉默了很长时间之后， 他突然说出这么一句话来。 他说： 海鸥啊， 你这个人哪， 如果是在社会上， 我会认你做一个朋友。 当时，其实我一下我感觉自己 眼泪都有点就上来了。 我在监狱经历了很多迫害， 我没有流过一滴眼泪。 但是他在那一瞬间， 他的人性善的一面的表现， 突然一下让我觉得， 就是觉得自己这个苦没有白吃吧。 因为， 我觉得他说这话的背后呢， 他不是说是针对我个人的一种肯定， 我觉得他其实 是对法轮功的一种肯定。 还有一个呢，是一个犯人， 当时他是要满刑。 就是在离开监狱的当天， 他来跟我告别。 俏俏拉着我的手跟我说， 他说：海鸥， 这些天你跟我讲的所以这些东西， 我都听明白了。 如果有一天， 我也走上了跟你们一样的道路，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你是我的领路人。 其实我当时就只有一个感受啊， 我觉得自己这十年的苦没有白吃， 如果说我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让人们都能明白法轮功的真相， 同时能够唤醒人们心中的善念， 我觉得吃再大的苦都是值得的。 通过我自己家庭， 我亲人的遭遇， 确实让我明白一点， 就是共产党的邪恶， 当时江泽民 动用610操控整个国家政权来 迫害法轮大法的学员， 它有几个政策，叫做： 名誉上搞臭， 经济上搞垮， 肉体上消灭。 其实还有一个， 在它背后， 它用了一切的办法 就是让人家放弃修炼， 甚至来诋毁 大法和我们师父。 它要做一个什么事情？ 它实际上是要从精神上， 所谓它们叫“转化”。 实际上是它要从 精神上彻底地, 把一个人从精神上杀死。 它让一个明白了 什么叫光明、什么叫善良、 什么叫正义的这个人， 让他完完全全反过去做 违背他良心、 违背他良知、违背他的本性的事情。 这种扼杀， 这种精神上的扼杀 比任何样的一种酷刑 更邪恶。 这种邪恶， 我觉得是要让人， 让国际社会， 要让历史记住。 要让历史记住这样的邪恶， 要终止这样的邪恶， 让这样的邪恶不再发生。 我被抓的时候呢， 我刚刚才结婚两年。 我妻子呢， 是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认识的。 她其实是个 性格很温和的女孩子， 她跟我是同时被抓的。 我被送到看守所以后呢， 她也被送到洗脑班。 是在重庆郊去的一个洗脑班， 被关押了半年。 半年之后呢， 她被送回到原单位去。 但是并没有让她当医生， 而是把她发配到洗衣房去， 干洗衣服的杂活， 同时只给她发放最基本的工资。 所以呢，她承受着非常大的压力。 后来我记得， 大概是在2002年年底的时候， 监狱警察突然给我送了一封信。 其实就是法院的一封判决书。 就是判决我和她离婚的判决书。 我当时有点吃惊， 因为我都没有， 没有经历任何开庭的程序， 也没有经过我任何的同意， 法院直接就把我们判离婚了。 在整个我被关押期间， 我大部分时间 是处在高度封闭的环境中， 几乎得不到外面任何的信息， 每天能看到、听到的 都是他们强迫我去看、 强迫我去听的 那些诽谤法轮功的 所谓的“转化”的学习内容。 同时他们还要求我， 刚开始的时候是要求每天写一份， 后来变成两天一份， 再后来又变成一星期一份， 就是要写那个所谓的“心得体会”。 当时我就想了， 我就把我所知道的， 我了解的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我就一份一份地给你写。 从头到尾, 整个法轮功的， 涉及到法轮功的所有真相， 我都详详细细地给他们写。 但是，每次我交上去的材料呢, 他们总是说我写的不合格， 要我继续写。 后来我才明白， 其实他们早就知道真相， 他们并不是不知道。 但是，他们为什么还要我一直这么写下去？ 是因为他们 要通过这种方式, 来逼迫我“转化”， 直到我说出 他们愿意听的答案。 当时我就想， 你如果愿意一遍一遍地 重复你们的问题， 那么我也愿意一遍一遍 重复法轮功的真相， 这就是我的答案。 我满刑的那一天呢， 当时我记得是个值班的警察， 带着我先办手续， 手续办完以后呢， 然后就一道一道的关卡一路这么出去。 当监狱大铁门打开的时候呢， 我首先看见的不是我的亲人， 而是政府作人员。 有610的主任、 有街道办的主任、 同时还有派出所的警察， 和政法委的一个工作人员， 是这么四个人。 当我跨过警戒线以后， 我才看见我的父亲 和我的一个堂姐在那里。 我父亲当时 他一上来就一把抱住我。 我叫了一声“爸”， 然后他一把抱住我， 就开始放声痛哭。 这是我从小到大、 几十年我是第一次 见到我父亲这样痛哭， 这样地放声痛哭。 我当时只感觉自己 头脑里是一片空白， 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但是我知道我自由了， 我人生的非常重要的这一页 她已经翻过去了。 出狱回家以后呢， 其实我一直处在610、派出所 以及街道办的多重监视之下， 我在这种多重监视下 过了有一年多时间。 然后呢， 有一次，是当我母亲和我父亲 都到重庆来看望我的时候， 有一个明白真相的知情人 悄悄告诉我母亲， 说我的名字哪再次被列入了 洗脑班的名单， 那么很快可能我会再次 被绑架到洗脑班， 去接受他们所谓的， 进行所谓的“转化”。 这种无休止的迫害， 我们全家都觉得再难以忍受下去。 所以我们经过商量以后， 我们就匆匆地离开了， 什么都没带， 就这么就离开了中国。 到了海外以后呢， 我们才发现， 中共对我们的迫害一直都没有放松。 我们家留在大陆的银行帐号 已经被他们冻结， 同时呢， 我父母在西昌家乡的房子 也被他们贴上了封条， 等于我父母一生的积蓄呢， 全都被中共给抢走了。 这个对我父亲的打击非常大， 我父亲， 当我们到达美国没有多久， 我父亲就去世了。 他还没有来得及 真正地感受到在美国的这种自由， 就离开了我们。 其实我父亲的去世， 我觉得从根本上说， 是中共的残酷迫害造成的。 从1999年打压法轮功开始， 我们全家人， 不断地有人被抓， 不是这个被抓就是那个被抓。 长期持续的这种高压， 经济上的迫害， 精神上的这种压力， 这个给他造成非常大的 精神上的压力。 最后这个压力彻底把他给压垮了。 来到美国以后呢， 我最大的满足是在美国 我可以很自由地生活。 在大陆的时候， 我们因为印刷法轮功真相资料， 我们总共印刷了四十万份真相资料， 结果我们几个人， 加起来被判了将近四十年的徒刑。 来到到美国以后呢， 我最初在一家印刷厂工作。 我有参与印刷了很多 印刷很多法轮功的资料， 我们印刷《大纪元日报》， 印刷《九评共产党》， 印刷很多法轮功真相。 在大陆的时候呢， 因为多年的迫害， 我几乎失去了一切， 我失去了我的工作， 失去了我的财产， 甚至失去了我最亲的亲人。 都是因为迫害。 在大陆整个 我感觉自己的生活 就像处在一口锅的锅底一样。 现在到了美国以后， 我重新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 我就像从锅底在往上走， 我不管往哪个方向走， 我都是在往上走。 同时呢， 我觉得在美国 我可以，除了我可以自由地修炼法轮功， 我还可以自由地 去讲法轮功真相。 让更多的人来认清中共的邪恶， 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法轮功的真相， 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我感到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