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如何理解歷史？從司馬遷筆下的秦始皇和劉邦看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 #司馬遷 #史記 #史學家

大家好,我是Sara,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俗話說,以史為鑒,可以知興緹,以人為鑒,可以知榮辱,以事為鑒,可以知成敗。 那麼,什麼是歷史?理解這點,對我們今天的話題至關重要。 首先,歷史一定是曾經發生的事,但它又不等同於過去。 時間流逝連綿不斷,我們剛才說的這句話已然成為過去,卻未必成為歷史。 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卡爾說過,歷史是歷史學家與史實之間不斷互動的過程,是現在與過去之間永恆的對話。 可見歷史要具備的第二個條件,是由史學家不斷地加以整理、研究與詮釋。 正因為此,史學家在選擇題材、挑選史料、解讀與敘述史實的過程中,難免融入自身的價值觀。 後人閱讀歷史,也自有其理解與感受,在這面鏡子中照見不同的自己。 談中國歷史,不能不提史記。 這部劇著就涵蓋了自三皇五帝到秦皇漢武之間長達2600年的變遷,堪稱中華文明的經典開端。 與傳統的編年體史書不同,史記以人物傳記為主軸,是中國首部記傳體通史。 書中不僅記錄帝王將相、易囊括英雄豪傑、平民百姓,歷史人物幾乎無所遺漏, 為後來漢書、三國志、後漢書等史書奠定範式,自此成為官方證史的主流體力。 記傳體史書更具感情色彩,司馬遷筆下的人物栩栩如生, 他以優美流暢的筆法,表達了對人物命運的讚歎、感慨與悲憤,以及他的善惡評價。 比如,《屈原假身列傳》中,司馬遷指出,屈原因與上官晉爭寵而遭禪憲,對王聽之不聰,禪憲之必明深感同心,遂作離騷以舒懷。 隨後,他更以濟昂之語盛讚屈原志行高潔,與日月爭光,並對其信而見矣,忠而背傍的命運寄予深切的同情與惋惜。 顯然,司馬遷對屈原感同身受,正如他在李陵事件中遭牽連,被處以公刑。 關於此事件,我曾在《蘇武與李陵》中詳細介紹,可點擊下方鏈接觀看。 司馬遷曾說:「禍莫慘於玉利,悲莫痛於傷心,刑莫醜於辱仙,而垢莫大於公刑。」 換言之,世上沒有比魏立招災更悲慘,沒有比心靈受創更痛苦,沒有比辱莫祖先更可恥,而公刑更是極致的恥辱。 那麼,他為何甘受公刑呢?因為,他肩負父親未竟的誓言。 司馬遷想到,周文王曾被求有禮,孔子幾乎餓死於陳菜之間,屈原被流放,孫敝受斷足之刑。 這些先賢大多在苦難中成就傳世之作,這給予司馬遷莫大鼓舞,使他下定決心完成這部空前絕後的鉅著。 那麼,司馬遷為何要寫史記?這還要從司馬家族的歷史使命說起。 在中國歷史上,司馬家族誕生了許多響噹噹的人物。 與司馬遷同時代的大文學家司馬相如、撰寫自製通鑒的宋代學者司馬光,還有三國時期的軍事家司馬懿,其子司馬炎更建立了晉朝,統治中原長達150年。 然而,司馬最初並非姓氏,而是一個官職的稱謂。 根據太史公自序,司馬遷指出,早在皇帝之孫專須執政時期,朝廷設有司天的南正重與司帝的北正黎,專門掌管天文、地理與祭祀等事務。 司馬家族便是黎的後代。到了唐堯與虞舜時代,仲黎後裔依舊肩負著掌管天文地理的責任,延續至夏商兩代。 周朝時,仲黎的後裔承薄修輔,因國事喪亂,失去了掌管天地的職位,轉而擔任軍政重臣——司馬。 他曾奉命征伐淮夷,攻下徐國,立下戰功。西周時期,設有司馬、司徒、司空三公之職,司馬為軍事長官,地位崇高。 後來項羽更在職稱前加上大字,稱為大司馬。至漢代,丞相、大司馬、御史大夫合稱三公,共同輔佐皇帝治國安邦。 因為司馬一職尊榮顯赫,其後人便以此為姓,從此司馬成為一個世代流傳的姓氏。 周朝時,司馬家族掌管王朝歷史,即至周惠王、周襄王之世,因戰亂平壤,司馬一族不得不離開都城,避居個諸侯國,一直遷往魏國,擔任中山相國,一直到趙國,以教授劍術聞名。 還有一支遷至秦地,定居於少梁龍門今陝西寒城,這就是司馬措一脈,其後代便是司馬遷。 司馬遷自幼聰穎,十歲便誦讀古文。他的父親司馬譚官拜太史令,職責是記錄朝政,但並無撰寫史書的義務。 然而司馬譚心懷大志,自覺肩負重整史學的使命。他擔憂戰國紛亂,導致史書散溢,尤其春秋止於魯哀公十四年,後世史事失據。 他渴望延續孔子修史之志,重建史學傳統。因此,司馬遷在《史記》中尊稱父親為太史公。《史記》出名太史公書,正是為了紀念父親未竟的志業。 司馬譚曾師從唐都習天文,從楊和學藝,從皇子學道家學術。他觀察當時學術百家爭鳴,四朝分城,遂整理陰陽,儒,墨,明,法, 到六家精藝,篆成論六家要旨。這篇重要文獻,後由司馬遷收入太史公字序。 深受父親影響,司馬遷自二十歲起便開始廣泛遊歷。他從秦帝出發,南遊江淮,宿元鄉,北攝汶寺,登檜基,探與學,幼稚齊虜,參與學術討論,評調孔子遺技。 他的旅程並非走馬看花,而是為篆史蒐集實證,足跡幾遍漢土,為日後篆寫史記奠定基礎。 約在二十八歲時,司馬遷返回長安,入朝任郎中,隨侍皇帝左右,眼界大開。 三十五歲奉命出使巴蜀,歸途中趕回家時,父親正病重垂危。 司馬譚緊握兒子手,氣宿遺願:「我司馬氏自餘下以來,是掌天文記錄之職,如今天子將封善泰山,立統之基,而我無力隨行,命也。 我死後,你務必接任太史之職,完成我未盡的註述。孝道不止於奉揚與弒君,更在於利得揚名,使祖宗蒙榮。」 司馬遷含淚應諾,兒子雖餘,願繼承先制,詳記歷代舊聞,不敢有疑。 三年後,司馬遷正式繼任太史令,開始編修歷史檔案。 但命運對他極為殘酷,不久便爆發李陵事件。 李陵雖非其親族,但司馬遷目睹李家三代忠烈,深感不平,遂仗義直言,為其辯護,結果觸怒漢武帝,被判死罪。 依漢律,可以裁贖刑或受公刑。 未完成複製,司馬遷選擇後者,人如狗活。 在牢中六年,他仍孜孜不倦,筆更不挫,最終用十三年時間,完成了中國第一部記傳體通史《史記》。 此書分為五大體系,十二本記,三十釋迦,七十列傳,十表,八書,共記五十二萬六千字。 內容豐富,結構縝密,堪稱千古奇書。 司馬遷完成《史記》,除了為了父親遺志,更是為了救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這三句話道盡他的史學宗旨,救天人之際是探索天命與人世的交匯與界限,通古今之變乃通曉歷代興衰成敗的歷史規律,成一家之言是要以己之彼,建立獨立的史學體系與見解。 他曾言,希望《史記》能繼春秋之後,成為歷史典範,而他自己,則成為繼孔子之後的歷史哲人。 雖未必真能洞徹天人之際,或完全解釋王朝興亡的根源,但從《史記》的深度與廣度來看,司馬遷無疑已成一家之言。 中國古人講天命,這一觀念,是儒家與陰陽家哲學中的核心思想,認為朝代的興衰,君主的更替,並非全憑人力所能掌控。 若為政者不守得師道,便會失去上天的庇佑,而得天命者,則自然能夠稱帝為王。上天眷顧,國作昌隆,上天棄之,則江山傾覆。 司馬遷在《史記》中,除了詳細記述歷史事件,也深刻探討了朝代更替的原因與天命之關係。 譬如,在秦本紀中,他描繪秦國從一個西垂小國崛起,勢如破竹,終至一統六國,然而到了秦始皇本紀,則彼風一轉,秦朝氣數急轉直下,二世而亡。 這是命運的安排,抑或另有其因?司馬遷並未歸咎於天意,而是通過對比開國之主與亡國之君,指出其間的本質差異。 他認為,秦始皇雖性格剛毅,手段殘酷,孤行獨斷,卻憑一己之力建立威權,震懾羣臣,完成統一大業,而秦二世懦弱無能,資質平庸, 不過是因緣巧合登上皇位,終其一生受制於權臣,最終身死國滅。司馬遷歸結於性格與意志之差。 也因此,他筆下的秦始皇,是一位心狠手辣,寡恩多疑,為死求仙的暴君,焚書坑儒的誤傳,更加深了這印象。 後世因此對秦始皇多有誤解,而忽略其豐功偉績。他一統天下,廢分封,立郡縣,統一貨幣,渡良衡與文字,築長城與外武,這些政績流芳百世。 他與李四君臣共事三十年,始終如一,對王儉、蒙田等功臣一律負重任。他曾赦免刺客荊可之助手高見離,並聘其為宮廷樂師。 他尋求長生之術,不僅因懼死,也因信仰神仙之說。因此,司馬遷對秦始皇的評價,未免偏頗,也說明他對天人之計的理解尚有侷限。 再看高祖本紀與項羽本紀,劉邦與項羽皆懷大志。當年秦始皇車駕巡行,項羽言,彼可取而代之也。劉邦則曰,大丈夫當如是也。然而,在司馬遷筆下,劉邦如市井無賴,毫無德行,甚至為逃命數次將親子踢下車,而項羽則陰氣勃發,勇冠三軍,令人敬仰不已。 項羽自聞烏江前,曾嘆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遇戰,所盪者破,所擊者伏,未嘗敗北,遂罷有天下,然今足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項羽自認無戰略之物,將失敗歸咎於天命。司馬遷筆風一轉,在項羽本紀末尾評曰,項羽驕精自恃,不善耐見,不總借鑒前人之智和之道。 勿以為憑武力即可成就霸業,終至亡國。他臨死仍言天亡我,更顯荒謬。由此可見,司馬遷自始至終皆認為,項羽之敗與劉邦之勝,非出於天命轉移,而是性格與抉擇之一所致。 其實,天意表現在方方面面。項羽剛愎自用,動輒屠城,焚燒掠奪,以為天意。史記中,司馬遷一時有天道不公之歎,或因自身遭遇,筆風中意見無奈與怨懟。但無論如何,正因他忠實記錄與理性思辨,才使後人有機會重新審視過往,探尋真相。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皆得以從中汲取智慧。歷史是一條長河,後浪催前浪,奔流不息。歷史也是一臺戲,一朝朝一代代,演繹著千姿百態的各種文化。你我或是舞臺上的角色,或是看客,希望每個人都能以史為鑒,活得明白而清醒。 關於司馬遷的故事,就講到這裡。喜歡的話,請別忘了訂閱、留言或轉發哦。下次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