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史話：李銳日記秘密35｜中共宣傳造假秘史

1936年3月法國巴黎一份華僑組織主辦的 中文雜誌《全民月刊》連載了一篇文章 題爲《隨軍西行見聞錄》 作者名叫廉臣 是一位曾經在國軍第59師服務了四年的軍醫 他說自己在一次戰役中被中共紅軍俘虜 由於紅軍需要他這樣的醫務人員 因此留他在紅軍醫院服務 他在文章盛讚紅軍領導人毛澤東 朱德等人具有雄才大略 而且爲人謙和 毫無傲慢 紅軍則是紀律嚴明 對百姓秋毫無犯 時時爲百姓着想 深得百姓愛戴 紅軍官兵士氣高昂 作戰勇猛 無堅不摧 廉臣原來對中共和紅軍的成見 由於他的親眼所見 和親身經歷而大大改變 他感慨地呼籲 我以爲當今局勢 如再繼續內戰與剿共 非但不能救國 而且適足以誤國 政府當局應該改變計劃 協同赤軍以共禦外侮 同年7月中共在蘇聯首都莫斯科 發行了這篇文章的單行本 1937年抗日戰爭以後 很多家報紙轉載了這篇文章 幾家出版社分別以不同的標題 出版了單行本 這篇文章在國統區 和日本佔領區廣泛流傳 成爲人們瞭解中共 和紅軍的一個良好的視角 使很多人尤其是識文斷字的 中小知識分子對中共產生了好感 1985年1月中共中央機關刊物 《紅旗》雜誌重新刊登了這篇文章 但是作者的名字卻不再是 那個被俘國軍軍醫“廉臣” 而是中共元老 曾經擔任中共副主席的陳雲 第一次刊登這篇文章的 巴黎華僑組織的刊物《全民月刊》 實際上是中共自己的出版物 原來這是假借他人之口盛讚中共紅軍的 中共自編自導出來的宣傳品 人們被矇在鼓裏整整半個世紀 2022年1月出版的 《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簡史》在介紹 陳雲這篇文章時頗爲得意地說 該書假託被紅軍俘虜的國民黨軍醫之口 詳細生動地記述了中央紅軍的傳奇經歷 使中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 瞭解了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 揭穿了蔣介石所謂紅軍已被打敗 只剩極少數人在“逃竄”的謊言 中共宣傳簡史並沒有告訴讀者 假託國軍軍醫之口 一共“假託”了五十年之久 中共巧妙地將作者的身份 虛構爲中共紅軍的對立面國軍的軍醫 用他的筆寫出讚揚對手的話 可信度顯然比自吹自擂要高得多 而實際上這篇文章實實在在 就是一篇自吹自擂的文章 但是由於用假借了對方陣營中 一位知識分子的第三者的眼睛 大大提高了所述內容的可信度 也使這本書得以在國外 和國統區廣泛流傳 中共自己驕傲地說 這本書對廣泛宣傳當時鮮爲人知的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 及其英勇的長征 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不少國統區的青年讀過這本書 這爲他們奔赴延安 走上革命道路提供了動力 只是如果人們當時就知道 這篇文章是中共領導人之一陳雲所寫 還會相信它的客觀性和真實性嗎 這本書不僅作者是虛構的 文中一些重要史實 也不是不真實的 僅舉兩例 第一例文章中每每提到紅軍招兵 被稱爲“擴紅”都是民衆主動 熱情、積極地要求參加紅軍 從來沒有提到紅軍“擴紅”困難 進而強迫拉丁當兵的情況 文章還具體提到1934年中共紅軍 退出江西以前 以我之目光觀之 則赤軍確已進行了充分準備 自五月到九月召集了 赤軍新兵將近十萬人 文章沒有說的是這將近10萬人 很多人是被強徵進入紅軍的 當年曾經在興國縣負責“擴紅”的劉守仁 在《黨史縱橫》2006年第6期發表的 回憶文章《興國“擴紅”》中回憶說 擴紅初期人們自願報名參軍 然後是要動員報名參軍 最後被強制報名參軍 而有的人則躲起來或乾脆跑到外地去 甚至跳河自殺 有的人被擴進了紅軍 半途上又跑掉了 即使捉住槍斃 也仍有人開小差 1934年5月12日中共中央下發通知 要求在五六七三個月 擴大紅軍五萬的計劃 紅五月必須在指定的縣區 完成二萬七千新戰士 這是最低限度的計劃 通知還說擴大紅軍是殘酷的階級鬥爭 反革命分子不僅隱藏在機關中進行破壞 他們還埋伏在赤少隊組織中 竊占領導的地位阻撓整批的動員 組織整批的開小差 這也證明當時紅軍開小差的人 也越來越多1933年至1934年間 很多青壯年都逃出中共江西根據地 逃到外邊躲避被拉去當紅軍 當年在中共江西根據地的鄧穎超 作有這樣的記錄在一次“擴紅”會議上 第一次鼓動發言後回答是靜默沉悶 繼之二次鼓勵依然是靜默沉悶 三次四次 經過半個小時的鼓動工作 終無一人來報名當紅軍 但是即使是在這種情況下 從1932年春開始至1934年底 紅軍在中央蘇區仍然“擴紅”招兵27萬人 佔當時蘇區總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 一些鄉百分之七、八十 16歲至45歲的青壯年男子當了紅軍 有的甚至達到百分之百 多數青壯年去當紅軍了 有些人家的地都沒有人耕種了 有些女子願意嫁給四五十歲以上的男人 因爲如果嫁給青壯年男子 被招去當紅軍 夫妻就不能在一起生活 第二例文章中說朱毛率領 退出江西之赤軍人馬兵伕有八萬多人 並且讚歎中共領導人是天才 聲稱紅軍當時有幾十萬人 文章說赤軍所處環境之困難 遠非南京軍可比 欲問赤軍何以能克服困難 我以爲赤軍中確有一些領袖 這些領袖非但聰敏且有才能 譬如朱德、毛澤東爲赤軍之首創者 在各省軍隊及南京軍之不斷圍攻 與物質條件如此困難情形之下 對戰七八年竟以少數赤軍 而組成現在幾十萬赤軍 這確非易事 我覺得朱毛非但是人才 而且爲不可多得之天才 因爲沒有如此才幹者 不能做成這樣大的事業 中央紅軍離開江西根據地時 的確有8萬之衆 但是在1935年5月 陳雲離開紅軍前往上海 而後前往蘇聯的時候 中央紅軍在國軍打擊下 已經只剩下3萬人 到1935年11月到達陝北時 中央紅軍只剩下8000人 只及開始時的十分之一 即使加上其他各路紅軍 人數也不超過三萬人 這與陳雲所說的“幾十萬赤軍” 有天壤之別 如果說當年陳雲造假 屬於“兵不厭詐”的取勝手段 那麼隱瞞這篇文章的真實作者五十年 尤其是中共建政以後 繼續隱瞞三十多年 在2022年1月出版的 《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簡史》中 還將陳雲的這篇僞作 當作宣傳成就展示 讚譽有加 說它是研究紅軍長征歷史的 重要文獻資料 對陳雲當年假託 “國軍被俘軍醫”之名津津樂道 十分自豪 可見中共是一個根本不把誠信 當回事兒的黨只要達到了目的 欺騙也是可以引以爲榮的 造假無忌憚正是中共 一以貫之的宣傳工作特色 中國共產黨建黨伊始就非常重視宣傳 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建立了最高領導機關 中央局由三人組成 其中一人即負責宣傳工作 而中央局成立以後下發的第一份文件 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局通告—— 關於建立與發展黨團工會組織及宣傳工作》 其中要求中央局宣傳部 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須出書 （關於純粹的共產主義者）二十種以上 後來成立了中央宣傳局 1924年以後改名爲中央宣傳部 大會召開不到兩個月以後 中共中央局便在上海成立了 由李達負責的人民出版社 出版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 進行共產主義宣傳 1922年1月15日中共下屬的 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 也創辦了團中央機關刊物《先驅》 1922年7月舉行的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也是一樣 黨的前三位領導人中 包括負責宣傳的蔡和森 並且隨後在9月13日創建 中共中央機關報《嚮導》週報 由蔡和森擔任主編 1923年10月中共中央頒佈 《教育宣傳委員會組織法》 規定該委員會直屬中共中央 其地位之高顯而易見 當時中共還規定地方組織機構成立時 都必須設有專門負責宣傳的人 其地位等同於組織工作負責人 1925年6月4日中共中央在上海 創辦了中共的第一份日報《熱血日報》 李銳在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和建政之初 一直從事中共的新聞和宣傳工作 曾經擔任過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長 在延安時代的1942年3月 在毛澤東的親自指導下 中共中央對機關報《解放日報》進行改版 強調主要目的是宣傳自己 做黨中央的喉舌 李銳當時是《解放日報》的國內版編輯 親身經歷了那次毛澤東 對《解放日報》的改版工作 李銳當時的妻子範元甄 也在中共宣傳部門工作 1946年她在《解放》三日刊工作 她在這一年4月12日寫給李銳的信中 描述了當時中共二號人物劉少奇 要求宣傳工作迴避 報道真實情況的指示 她寫道 少奇同志批評到《解放》三日刊（第二期吧） 關於難民還鄉問題的社論 是犯了小錯誤的 那篇東西里面提到 解放區執行政策有偏差 少奇同志說是不必要的 他說 “難民”問題是地主階級對我們的進攻 一切解放區政策偏差 他們誇大用來進攻我們 這是“地主輿論”我們不必要向它 進行任何自我批評 而是進行尖銳的鬥爭 我們一點也不錯 你們全錯了 你應該回解放區去 沒有第二句話可說 必須這樣造成“農民輿論”與之對抗 壓倒其氣焰 明（指李銳）這是多麼明確的階級立場 非常值得三思 我們在思想上常是經不住人家進攻 而少奇同志把自己的缺點 與對敵人的鬥爭完全區別開來 缺點是要改的 但不是爲了使敵人滿意 也就不必要向他低頭 （任）弼時同志也提到一點 關於北平報紙的社會新聞 他說應表揚各種正氣與正派人 哪怕這裏整個社會是壞的 但人民中總有好人 我們可多登這類新聞 如哪家店買賣公道 那樣打掃街道認真 哪個公務員廉潔 在解放區是勞模運動 在國統區是表揚好人 使人覺得共產黨真是是非分明 這點我也覺很新奇 而且感到一種工作方法的啓示 中共建政以後對宣傳 和媒體報道的控制不僅沒有放鬆 反而進一步加強 前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 在敘述文革歷史的《天地翻覆》 一書中寫道1956年10月 匈牙利事件之後毛倒是 說過這樣一句話 不控制新聞出版怎麼行 中國五十萬個大隊 一個大隊報道一條社會黑暗面 不出一個月我們就垮臺了 李銳的回憶也證實了毛澤東 要求實行新聞控制的這個說法 在毛澤東的這種精神指導下 中共的宣傳機器在大躍進年代 造假示例層出不窮 中國官方的人民網說1958年6月8日 《人民日報》刊登了河南省信陽地區 遂平縣衛星農業社5畝小麥 平均畝產2105斤的消息 報道說這個社的小麥 經過繼續打場脫粒 10日第一大隊二分隊 又有兩畝九分地總產量 達到一萬零二百三十八斤六兩 平均每畝畝產 三千五百三十斤七兩五錢 比二大隊的最高產量 每畝多一千四百二十五斤 超過這塊地去年每畝畝產 七百五十斤的三倍多 新華社記者方徨回憶當時的場景時說 我一看這架勢 壯觀確實是壯觀 激動 《人民日報》7月12日又報道說 河南省西平縣城關鎮和平農業社 兩畝小麥創畝產7320斤的記錄 但方徨後來發現 這些產量是虛報的 而且最早放出小麥高產衛星的遂平縣 不久就陷入了困境 人民網說同信陽地區其它縣一樣 綏平縣1959年就出現糧食短缺 很多公共食堂每天 只能提供兩碗稀菜湯了 當時的中國正在發生大規模饑荒 但是中共宣傳部門卻不僅沒有報道 絲毫有關饑荒的消息 而且還造假欺騙外國媒體 楊繼繩說因爲當時對外國記者是封鎖的 讓他們看指定看的地方 不能隨便看的 新華社有外國專家 新華社對外英文要定稿 有外國專家 外國專家要休假 陪專家去休假的是我們國內部主任方實 方實後來是《炎黃春秋》的副社長 跟我坐一個房間 他跟我講的他的事 是方實領着新華社的專家到安徽去休假 安徽合肥有個公園叫逍遙津公園 都封鎖起來了 都隔絕了 湖裏面漂着小船 穿着花衣服的女孩在那兒划船 商店裏擺着豐盛的商品 其實跟外面完全隔絕了 所以外國人看見的完全是假象 看了以後還回去還寫文章 說中國沒有饑荒 中國怎麼好 然後新華社再翻譯過來 通過《內部參考》和《參考消息》 向國內高級幹部發 外國人都說中國很好 作爲統一思想的一種工具 對於上個世紀中葉那場大饑荒 中國官方從未明確證實到底死了多少人 宣傳機構也對此裝聾作啞 中國這場大饑荒就其死亡人數而言 是人類歷史上有記錄的 一個國家之內的最大的饑荒 即使是用中國官方 大大壓低的數字也是如此 不是之一 而是第一 也正因爲如此外國人口學家 對這場饑荒造成的死亡人數 也進行了大量調查和計算 美國國家研究協會 人口研究辦公室主任科爾1984年出版 《從1952年到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一書 他在這本書裏面 他認爲按照中國的官方統計 中國1958年到1963年的死亡人數 大約是4180萬其中包括 非正常死亡人口的1600萬 但科爾認爲這個數字含有水分 因爲大饑荒最嚴重的1960年 官方對死亡人口的統計大概只有66% 科爾對官方統計進行了校正 認爲中國大躍進期間的 非正常死亡人口應該在2700萬左右 前新華社高級記者 大饑荒專著 《墓碑》的作者楊繼繩說 那個（美國的）班尼斯特 也說是3000萬左右 法國學者推算的是4000萬 另外一本書叫《中國大饑荒》 一個小冊子 4500萬、5000萬都有 按照中國國家統計局的人口數 按照簡單的公式計算 是1660萬 三年 一場大饑荒幾千萬人死亡 無論以任何標準衡量 都是一場極其嚴重的人間悲劇 人類悲劇 儘管它發生在六十多年前 但是今天回憶起來仍然是觸目驚心 1959年中國糧食產量 比1958年下降15% 1960年又繼續下降15% 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 直到大躍進結束之後的1962年 糧食產量纔開始回升 然而就在成百上千萬人 正在餓死的時候 當時的中共的宣傳機構 沒有對糧食減產 和發生大饑荒進行任何報道 《人民日報》的1960年元旦社論說 農業生產在戰勝了幾十年 未有的特大自然災害之後 就全國說來 仍然得到了比1958年更大的豐收 農業總產值顯著地 超額完成了國家的計劃 全國人民公社的組織日益健全 優越性日益顯著 在農民中的威信日益增高 結果第二年農業生產繼續下跌 饑荒遍野 《人民日報》1961年的元旦社論 不得不改變口吻 推翻了前一年所說的 比1958年更大的豐收 承認1959年 和1960年農業連續兩年歉收 但是仍然繼續造假 繼續把災難歸咎於 我國農業遭受了特大的自然災害 中共宣傳機器隨後把那場大饑荒 說成是“三年自然災害” 真地有自然災害嗎 然而有的研究人員 在對那三年的氣象數據 進行分析以後得出結論說 這三年是中國風調雨順的三年 而不是大災之年 大饑荒專著《墓碑》一書的作者楊繼繩 在寫書過程中專門調研過這個問題 楊繼繩說爲這個事情 我五次跑到國家氣象局 找了一些專家個別請教 也翻了一些資料 最後的結論是 天災年年有 這三年是常年 中國這麼大 就是天災年年有 這三年的氣象是正常年景 中國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楊奎鬆 在接受我的採訪時也確認 那三年是“常年” 他說我們讓學生去做過各個省的這種統計 就是歷年的自然災害的情況 現在有十幾個省的資料統計出來 可以很清楚就是58年、59年 60年不是嚴重的天災的情況 歷史上的災害情況 不是說這幾年就特別重 所以從這個情況來看呢 天災的說法應該說不太準確 而且在過去國民黨時期 在古代也有過各種各樣的天災 也出現過這種大量饑民的情況 但是餓死人這麼普遍 或者說這麼大的數字 這個也是歷史上罕見的 所以肯定不是一個單純的 自然災害的問題 主要我覺得還是一個人禍的問題 是政策的嚴重失誤 根據統計大饑荒年代的自然災害 在1959年使兩億畝農田受災 糧食減產200到300億斤 1960年受災農田3.7億畝 糧食減產300到400億斤 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失只佔 糧食減產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在文革期間中共宣傳機器的造假功能 絲毫不亞於大躍進和大饑荒時期 1976年1月1日《人民日報》 《紅旗》雜誌、《解放軍報》 發表元旦社論《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 社論在說到工農業生產時是這樣說的 我國農業連續十四年豐收 工業生產達到新的水平 科學事業有了新的發展 第四個五年計劃規定的 工農業總產值指標已經勝利 完成我國物價穩定 市場繁榮 人民生活逐步提高 在這篇元旦社論發表不到一年以後 毛澤東去世 他的親信“四人幫” 在內鬥中失勢 1978年2月26日 當時的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 在中國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 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 完全推翻了兩年前中共“兩報一刊” 元旦社論的說法 聲稱從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 由於“四人幫”的干擾破壞 整個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 中共的領導人在封鎖他人信息的同時 自己並不想受到信息封鎖 於是一種使他們享受 信息特權的方法應運而生 1948年6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 《關於新華社應供給各種資料的指示》 要求新華社在正常公開報道的同時 專門向中共領導層提供內部情況報告 1949年9月22日新華社開始出版《內部參考》 用新華社國內新聞編輯部 1953年8月29日一次會議的說法 《內部參考》的內容就是 把在採寫公開報道中所瞭解的 不便公開報道的重要情況 和問題及時寫成資料 實際上就是中共認爲 普通民衆沒有資格知道的信息 主要是供給中央負責同志參考 使他們能及時地瞭解到 黨的各項政策在具體執行中 所發生的新的重要問題 1952年1月毛澤東指示 把《內部參考》發放範圍 擴大到有關部門 和有關地方的負責同志 還建議各大區和各省市 最好都有此種內部參考 收集和刊印本區 本省本市的內部參考材料 中共領導人非常清楚瞭解 和掌握真實信息的重要性 1958年l0月初毛澤東主持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 討論了《參考資料》的報道工作 提出四點意見 包括 中央要消息靈通《參考資料》應儘快 向中央提供最新情況 編輯人員要客觀 不要主觀 要把情況原原本本地反映給中央 由中央判斷 因此他們規定了《內部參考》 和《參考資料》的報告範圍 1．黨的政策方針在各地 貫徹執行中的情況和問題 特別是那些對領導機關 有參考價值的實際工作中的困難 偏向、錯誤和缺點的情況 2．各階層人民當前的政治思想情況 對國內外重大政治事件的意見 以及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困難 和對於領導機關的意見 3．統一戰線工作中的問題 4．工作中一些尚不成熟 帶試驗性的不宜公開報道的工作經驗 5．各地自然災害的詳細情況 和反革命分子的活動情況 6．其他不宜於公開發表的重要情況 還規定了國際稿件的五大範圍 1．不能或不宜公開發表的 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情況 2．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的情況和活動 但機密的材料不登 3．和平中立國家的政治經濟情況 外交動向和重要政治人物的動向和分析 4．中國人民對外活動的一些情況 以及活動中接觸到的 不宜公開發表的材料 5．資本主義國家報刊通訊社 針對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宣傳 凡足以反映敵人注意什麼 希望什麼或是能說明 敵人宣傳動態的材料 但純屬誣衊謾罵的不登 後來還出現了《參考資料》（大參考） 和發行範圍擴大到 所有具有幹部身份的人的《參考消息》 1949年創刊 俗稱“小參考” 毛澤東在1959年3月的一次談話中說 現在的報紙我只看一些消息 但《參考資料》、《內部參考》每天必看 這種在領導層散發的內部資料 發行的範圍極其有限 1957年《內部參考》每期發行23l0份 1959年達到2400份 但是即使是這麼小的範圍 中共上層仍然感到其中信息 泄露出去的風險 新華社曾經明確《內部參考》 是供領導同志閱讀的黨內文件 不得給規定閱讀範圍以外的幹部閱讀 總之這些比較真實的信息 是根據人的身份和地位 來確定獲取資格的 只有最高統治層的人 纔有資格獲得這些信息 而幾億、十幾億被統治階層的 只有受到全面信息封鎖的資格 所以實際上來講 從某一種意義上來講 他（毛澤東）的厲害比列寧、斯大林 希特勒都厲害 儘管李銳是中共的老資格黨員 曾經是部級官員 但是他講的真實信息 也逃不過被封殺的命運 今天中國的信息封鎖 包括對互聯網的封鎖 對新冠肺炎疫情 造成的死亡人數的隱瞞 和過去的信息封鎖 在本質上並沒有差別 中國有句成語 習慣成自然 英語中有一句相對應的俗語 習慣是第二天性 這兩句話用來形容中共 宣傳撒謊造假的傳統都相當貼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