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沒救中國，蔣經國不懂經濟？揭開「鳥籠經濟」的驚人真相；從小崗村血手印到臺灣十大建設，誰才是兩岸經濟奇跡的真正推手？|鄧小平|蔣經國|鳥籠經濟|陳雲|改革開放|小崗村|計劃經濟|自由市場|美援|

第七章 鸟笼经济 我们逐渐放弃了经济事务中的自由 而没有这种经济自由 就不会产生以往时期的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 虽然十九世纪的一些最伟大政治思想家 如托克维尔和阿克顿勋爵曾经对我们提出过警告 说社会主义意味着奴隶制度 但我们仍然坚定不移地向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 而现在我们已经看见了一种新形式的奴隶制度在我们眼前兴起 我们竟已完全忘记了这个警告 以致我们很少想到这两件事情可能有联系 ––海耶克(Fredrich Hayek 政治哲学家) 如果鸟是搞活经济的话 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 这是陈云唯一入选中共党史百句名言的一句话 这句话概括了所谓的陈云经济学 即鸟笼经济 陈云的意思是说 中国的经济应该像一只鸟 可以飞 但不可无控制、无限度地自由飞翔 要把牠装在一个笼子里 计划就是这个笼子 换言之,鸟是可以假装飞一飞的 但飞不远––不能飞到资本主义那边去了 至于谁是做这个鸟笼的,鸟笼有多大 做得好不好,这个鸟笼的主人是谁 为什么鸟在笼子里比在蓝天里翱翔更好 语焉不详,不言自明 陈云是中共排在第一位的老一辈经济专家和经济危机处理高手 陈云是上海人,毛说他是小店员出身 目睹了民国时代资本主义的上海的繁荣和自由 却笃信苏联计划经济加上政治暴力 可以解除一系列危机,加快现代化步伐 由陈云制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 统购统销、三大改造(对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实现对所有农民粮食和农产品强买强卖 消灭了市场经济的同时 也消灭了乡绅阶级和近代以来形成的工商阶层 陈云的经济思想就是一句话 即有计划按比例综合平衡发展 即一要吃饭,二要建设 邓小平与陈云既斗争又合作 不掌握军权的陈云在政治上斗不过邓小平 却认为自己比邓小平更懂经济、在经济问题上享有更大的发言权 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笼罩在陈云鸟笼经济的阴影下 一直没有突破计划经济的束缚 在这一点上 蒋经国也是计划经济和国有经济论者 倒是跟邓小平殊途同归 对于邓小平和蒋经国在政治上的作为 人们的看法大相迳庭 盖棺而不能论定 但长期以来 大部分评论基本肯定邓和蒋的经济政策 甚至将他们视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先行者––台湾先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而中国随后崛起为亚洲巨龙 即便是一些倾向民主自由价值的知识人 也对邓小平的经济成就持正面看法 揭露毛时代大饥荒真相的巨着《墓碑》的作者、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写道: 邓小平领导的改革使中国从贫困中走了出来 经济得到了空前发展 在他身后还会有更大的发展 这一点是不可置疑的 或许杨继绳长期浸淫于记录大饥荒这一浩大工程 揪心于中国人能否吃饱饭 所以对让中国人民吃饱饭的邓小平感激涕零 然而,他忘了两个基本事实:第一 那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 邓小平也是凶手之一; 第二,中国人民能吃饱饭 不是邓小平的功劳 而是中国人民置之死地而后生地自改革的结果 邓小平终其一生都反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当然 让他的家族等特权阶层先富起来的权贵资本主义 他不反对)。 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对近现代中国历史档案有相当研究的学者郭岱君赞扬蒋经国是一位很有智慧的领导人 带领台湾顺利度过两次能源危机并实现经济转型 台湾当局采用新观点和新方法发展经济 并且逐步建立新的制度 这些新制度,不论是正式的规章制度 还是非正式的思想习惯 都带动了一连串的经济改革 在短短的十年之内 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 而且还是一个追求公平开放、富有创造力和高效的市场经济 这个看法忽略了蒋经国对计划经济和均富乌托邦的痴迷 以及对资本主义和工商业界本能的反感 蒋经国的经济政策更多是从儒家和社会主义中汲取灵感 他从未研读过在台湾早已翻译出版的海耶克论述自由市场经济的著作(虽然他接见过海耶克), 他也不愿向美国模式取经 台湾经济的腾飞 主要不是蒋经国的功劳 而是美国的帮助、财经专家和学者的引导、民间社会和中小企业自发的努力 农村经济改革的后知后觉 文革中,毛泽东将邓小平打成走资派 这确实是冤枉了邓小平 邓小平从来都是反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 他与刘少奇的经济政策只是稍稍给农民和工人松绑 而不是像毛那样竭泽而渔 他们并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 他们的宽松政策连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都算不上 邓小平在主政西南各省时 推行暴力土改和工商业改造 造成四川经济崩溃,百业萧条 中共川西区党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一份报告中承认: 银行解放前七十余家 已倒六十余家,奢侈业不少呈请停业 再则销路不旺者如卷烟只开十分之一 织布机二万多台 只开三千多台……此后,在大跃进期间 邓小平积极推行毛泽东的极左经济政策 造成大饥荒惨剧 文革结束后的中国 农村究竟是怎样的状况?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农业问题的决定草案中披露: 一九七八年全国平均每人全年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一九五七年 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收入只有七十多元 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员(两亿人)收入在五十元以下 万里在一九七七年上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他发现全省四千万农村人口中竟有三千五百万以上的人吃不饱肚子 不禁流泪感叹说: 搞了快三十年的社会主义 怎么还这么穷! 穷则思变,与其活活饿死 不如违反共产政策冒险一试––即便付出项上人头亦在所不惜 一九七八年,安徽大旱 二十户人家的小岗生产队面临生存危机 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向老农关庭珠请教 关说: 一九六一年的『救命田』(单干)很中用 一干就增产 严说:好,就那么干,干脆一杆子包到户 关说:行是行,就怕上面不准干 队长严俊昌说:只要社员都赞成 出了事,我们几个人顶 他在社员大会上宣布说: 咱们干脆承包到户 秋后打下粮食,交够国家的 留足集体的 剩下都是自己的,再不用记工分了 众人一致叫好 严俊昌当场写下一张字据: 我们分田到户 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 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的上交公粮 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 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 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 到会的二十一位农民,三人盖了私章 十八人按了血红的手印 农民的自发改革 得到某些经历文革大彻大悟的封疆大吏的支持 比如四川的赵紫阳和安徽的万里 赵回忆说:包产到户,包产到组 是先在贫穷地区由群众自发搞起来的 记得先搞起来的是安徽、四川两省 毛死后 中央失去字字是真理的卡里斯玛式领袖 邓小平与华国锋争夺权力,中枢弱化 情势很像经过太平天国暴乱之后地方督抚坐大、以同治为年号的清帝国 赵紫阳、万里对农民自发改革的支持 比邓小平和中央更及时、更坚定 民间出现要吃粮,找紫阳; 要吃米,找万里的说法 赵紫阳率先在四川广汉向阳公社实行废社建乡试点 严格讲 这种做法是违宪的––一九七五年《宪法》第七条规定: 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 赵取消人民公社,没有向中央报告 只是由省委统一意见 两年后,中央修改宪法 取消人民公社政社合一 一九八四年 人民公社制度在中国彻底终结 经过了二十六年时间 人民公社这个被万里称作劳动营的体制灭亡 其过程可谓摧枯拉朽 邓小平的反应是事后勉强予以追认 一九八〇年五月三十一日 邓就农村政策问题发表谈话: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 一些适宜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 效果很好,变化很快 ……有些同志担心 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 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我们的总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 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 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 ……关键是发展生产力 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 , 邓把包产到户当作一种局部地区短期内的权宜之计 没有想到包产到户将是农村普遍的长期实行的政策体制 在其心目中 集体化仍是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 在此后一系列改革中,每当出现姓社 还是姓资这一根本性疑问 邓的回答必然是当然是姓社 但不妨以实用主义方式打左灯,向右拐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邓只能算后知后觉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 这并不是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有意安排 而是农民的自发行动 农村改革,归根到底 就是要破除政府强加的桎梏 其实质是政府对农民让步 这是一场饥饿逼出来的自发改革 中国是一个文字之国 中共尤其擅长玩弄文字游戏 为了避免与毛的金口玉言针锋相对、离经叛道 中央在官方文件中使用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说法 尽管如此,这一政策不仅解放了生产力 也解放了农民自身 过去农民被集体紧紧地拴住 不能离开土地; 农民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家庭生活等各方面都受到农村党支部书记严格控制 现在农民完成责任田上的作业后 多余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可以在当地从事其他工作 也可以远离家乡去赚钱 新政策恢复了家庭这个经济细胞 这个古老的事实被重新确认 而且它显示了产权明晰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多么大的威力 在卢跃刚看来,中国改革是分权改革 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中国农民维权运动 直至今日,这场农民维权运动仍未结束 农民尚未抵达其终极目标––争取到土地私有权: 吃饱肚子的道路如此漫长而曲折 从一九四七年土改到一九八二年一号文件政治肯定包产到户 漫长的三十六年 土地制度经历了私有制(所谓『土地还家』)、刚性公有制(合作化大集体公有制 人民公社国有制)、弹性公有制(土地承包), 农民的角色也在转换 地主(土地拥有者), 农奴(无条件为国家工业化进行农业生产劳动和原始积累), 到现在是佃户(地主是国家), 逐渐获得了国家土地的永佃权 农村的改革取得一定成果之后 经济改革便转向计划经济的主体––城市经济 毛时代 中国按照马克思主义两大原则来制定经济政策: 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经济 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 中国民众以为共产主义天堂触手可及 清华大学学生高声朗诵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句一切都是公有的––除了牙刷 全场掌声雷动 然而,他们不知道 即将到来的不是天堂,而是地狱 姓社姓资? 当然是姓社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中国基本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五年计划 是中国从苏联学来的经济政策 即便后来中苏交恶及更以后苏联崩溃 此模式仍在中国沿袭 工业企业生产什么品种和生产多少数量 完全由国家下达指令来确定 数十年来,这套机制越来越失灵 迫使主政者开启改革 刚开始 赵紫阳不敢明目张胆地提出市场经济 而以商品经济替代之; 虽然允许出现私有经济 仍强调公有制为主 一九八四年十月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 提出在国家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 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 坚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 邓比中央文件还要滞后一步: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邓在会见外宾时指出: 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 与之对应,直到一九八八年 中共才承认员工人数超过七人的民营企业的合法性––在此之前 中共一直维持所有非国家产值都是家户生产的鬼话 正是邓小平对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坚持 使国有企业改革举步维艰 一直到一九九〇年代初 国有企业改革并不是将国有企业引导向市场经济主体 参加市场经济竞争 而主要是在调整国家和企业的关系这个圈子里打转 这种改革,一言以蔽之,就是放权让利 更形象地说,就是松绑 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改革,成果自然有限 改了十五年 仍未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问题 杨继绳认为,十五年之后 国有经济一系列的难题不仅没有解决 反而加深了 一是投入产出率低,经济效益差 进入一九九〇年代 国家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流动资金贷款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投给国有企业 但国有企业的增长部分在整个经济增长中只占百分之二十 二是资产负债率高,而且不断提高 一九九五年 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上升到百分之七十七 如果考虑资产损失和资金挂账 资产负债率高达百分之八十五 三是在非国有经济面竞争力差 国有经济比例日益下降 在邓小平时代 私营企业确实获得一九四九年以来最快的发展 七〇年代末 因投机倒把而三次入狱的年广九冒险创建了傻子瓜子品牌 开设了拥有上百名员工的工厂 成为中国首批百万富翁 一九八四年,邓小平发言为之背书: 傻子瓜子不会伤害社会主义 年广九感激涕零地说:邓小平是明智的 他完善了社会主义 然而,党从来没有真正信任私营企业 党的因应方式是:振兴私人公司 借以提高就业率 但当企业膨胀过大时,便严格管束; 拉拢企业家入党 同时恐吓和监禁违逆党意的商界领袖; 支持不会造成问题的财产权 但刻意模糊有关公司、资产及土地私有权的规定 党组织深入到大大小小的私营企业 完全是受列宁主义指导 不仅是为了监控,还是一种政治保险 二〇〇八年 中共挑选了三十五位企业家到中央党校进修 这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的实践 其核心原则就是:资本家可以入党 一名受训的企业家表示:我们加入后 就成为体制的有力捍卫者 就像孤儿,一旦你成为家庭的一员 你就会捍卫它 然而 课程的最高潮是对企业家的当头棒喝 提醒他们是家中重要的养子 而不是自己人 当党校校长的接班人习近平对他们演讲时 他们发现这个将来的领导人对他们并不友好 他更相信马列原教旨主义的那些教条 习近平上台后 中国的私人企业果然面临文革结束后最艰难的处境 迄今为止 中国的国有企业凭借对若干国民经济命脉领域(军工、电讯、银行、能源等)的高度垄断而发展成超级托拉斯 但并未真正实现高精尖 仍是摇摇欲坠的泥足巨人 从胡锦涛时代的国进民退到习近平时代的再毛化 中共以打击民营企业(包括一些作为太子党白手套的伪民营企业 如安邦、明天系、华信能源、恒大、阿里巴巴等)来保护国有(党有)企业 或实现财富与权势在不同太子党集团之间的转移 用经济学家李少民的话来说 中国是举国大公司体制 一九八六年四月四日 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主席拉多万·费拉伊科维奇时 将邓氏改革的本质全盘托出: 我们的改革 我们的对外开放、对内经济搞活 是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服务的 我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在实践中真正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搞共产主义 我们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搞改革 对外开放,对内经济搞活 当时国际舆论特别是西方世界 以为我们是搞资本主义 或者以为我们这样搞 最终要走到资本主义 经过我们这几年的改革 现在他们慢慢懂得了 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的 坚持社会主义 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自己判断我们路走得对不对 标准就是是不是坚持社会主义 是不是坚持和平 也就是说,无论怎样改革 社会主义是不能动的奠基石和神主牌 邓小平不是总设计师 冷战结束之后 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模式一败涂地 只剩下一种被全球大多数国家认可的发展模式 那就是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认为,在经济上 市场及贸易自由化相当重要 而且低度开发地区唯有政治制度改革才能达成经济成长 然而 以天安门屠杀获取三十年稳定的中国 却迎来自以为可取美代之的大国崛起 北京共识似乎能超越华盛顿共识 所谓北京共识 就是邓小平理论的欢心部分––威权或极权的政治制度也能实现经济增长 甚至是比西方民主自由制度下的市场经济更成功的经济增长 这个说法在非民主国家中很受欢迎 却没有一个国家复制成功 经济成长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政治多元性 长期主导西方学界的一种支持威权式成长的理论受到了中国的挑战: 这种理论可以追溯到李普塞(SeymourLipset)的现代化理论––所有社会在成长过程中都会走向更现代、更开放与更文明 特别是会朝民主发展 美国左派经济学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曼甚至说 一个国家一旦有了足够多的麦当劳 民主政治和制度就会应运而生 这就是老布希为六四血案之后继续与中国往来所作的辩解: 与中国自由贸易 时间对我们有利 然而,时至今日 老布希的判断已被证明大错特错: 晚近三十年,中国的政治民主不断退步 江、胡时代的韧性威权退化成了习近平时代的刚性极权 如何评价邓小平 首先就要回答何为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 如戴伦·艾塞默鲁和詹姆斯·罗宾森所论: 中国榨取式的政治制度保持不变 经济体系的广纳度极为不足 最基本的财产权极不完备 除非榨取式政治制度向广纳性制度让步 否则这种成长可能会维持一阵子 但终将无以为继 特别是中国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生活水平时 只要政治制度维持榨取式 成长就有其本身的限制 所有这类个案无一例外 邓小平并非前无古人的总设计师 繁荣富强不是设计出来的 民主自由更不是 就前者而言,想要改变贫困、制造繁荣 却不去面对问题的症结––榨取式制度以及保护其存在的政治状况––一切都是只能徒然 邓小平做的只是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们在钟摆效应之下的被动调整 邓小平所带来的成长 仍然是在国家机器的监督下、看着国家机器眼色的专制式成长 中国政府处理北京秀水市场的例子即可说明毛泽东、邓小平和共产党对民间企业的态度跟商鞅没有什么不同 当局将商人和实业家当作小人来看待 随意剥夺其财产和权利 北京市关闭了这个每年有数千万美金的交易、就连美国总统访华时其家人也去购物的市场 将其迁移到另外一处 并由一位和政治关系良好的企业家掌控 再由其将每个摊位以数十万美元的高价贩卖出去 这种做法跟明朝皇帝对待盐商的方式没有两样 政府剥夺了老摊商的财产权 然后转移给完全不同的别人 在专制体制下,政治必然妨碍经济活动 不受约束的力量总是可能遭到滥用 以便谋取私人的利益 摧毁经济成长的潜力––周永康及大大小小的官僚们都是如此 他们当中极少数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不是因为贪腐或戕害自由市场经济 而是因为在政治斗争中失败 更多官僚依然在耀武扬威地做着损害私人企业和自由市场的事情 邓小平的畸形经济改革没有多少值得歌颂的地方 邓在国有经济、计划经济的大框架下 允许某种扭曲的市场经济运行 或者说让权贵资本主义在不威胁到中共政权的前提下肆意生长 此一经济模式的后遗症极其巨大: 当代中国的人心败坏到历史最低点 数亿农民工成为奴隶劳工 资源耗尽、环境毁灭,如苏晓康所言: 权力寻租、社会黑化、边陲离异 更甚者 经济起飞对于中国自身,是摧毁性的 它在价值和生态两个层面 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坊间直说『断子绝孙』的发展模式 在此意义上 邓小平给中国带来的灾难一点也不亚于毛泽东 蒋经国为何迷恋公营企业和计划经济? 一如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被错误地归功于邓小平 台湾经济改革的成就也被错误地归功于蒋经国 实际上 如果说邓小平和蒋经国真的做过什么好事 唯一的好事就是多少克制了做更多坏事的冲动 让市场经济和自发秩序发挥一定作用 蒋经国比邓小平更克制,或更准确地说 威权制度下的蒋经国 权力远不如极权制度下的邓小平那么大 其作恶亦相对小一些 蒋经国对国有企业和计划经济的肯定 首先是因为他长期在苏俄生活 对苏俄的经济模式颇为欣赏 他在给蒋介石的信中说: 苏俄政府成立以来 已有二十年历史 此中政治变化、经济改造,不为不大 史达林从农业中榨取资源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 使得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摇身一变成为强大的工业国 在二战中击败纳粹德国 跃升为跟美国并肩的超级大国 让整个欧洲都为之胆寒 蒋经国希望在中国复制苏联模式 其次是因为孙文的三民主义也是主张经济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 这也符合中国儒家抑商重农、主张公有制的传统 蒋介石曾告知: 你以后看书应多注意中国固有道德 建国精神与其哲学 《孙文学说》一书 实为中国哲学之基础; 而《三民主义》则为中国哲学具体之表现 蒋经国对这一切照单全收 他的接班才有合法性 一九三七年 蒋经国回国后第一次受蒋介石接见 蒋介石问他今后的打算; 蒋经国说 他的第一志愿是从事工业工作 他所指的不是自己办工厂、自由竞争、成为企业家 而是按照苏联模式搞计划经济 管理国家工业发展 然而,中日战争很快开打 蒋经国的工业救国梦无疾而终 蒋经国本人曾在日记里多次承认不懂经济 他在中国时不曾主导全国性和全局性的经济政策 只是在赣南推广新政和在上海打老虎期间短暂对工商界亮剑 结果都是惨澹收场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 于一九五〇年九月一日正式颁布新的政治纲领 仿佛要洗心革面、重整旗鼓 最终却雷声大、雨点小: 在保障公民政治权利上几乎只字不提; 在经济领域 新纲领反映出在国民党老一代和蒋经国这一世代之中 经济思想依然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色彩––至少在国家集中制上是如此 日治时代,台湾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 日本帝国在本国及满洲国、台湾的经济政策都是如此 这是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一大歧途 国家资本主义可以带来短期高速增长(如同纳粹德国和史达林的苏联), 最终却将日本引向军国主义歧途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台湾光复之后 国民党把许多接收自日本殖民政府和日本人的主要工业 如钢铁、工矿、石油、电力、造船、糖、肥料等 由省政府移转给中央政府 省政府保留对于烟酒和林业的所有权及经营权 这是另一种鸟笼经济 只是台湾虽是小岛 台湾的鸟笼却比对岸中国的大得多––然而 再大也是鸟笼,不是自由的天空 在日治时代 因为日本拥有明治维新以来形成的一支高效廉洁的公务员和管理者队伍 这些公营企业的运作相对良好 即便无法与英美自由市场经济下的私人企业相媲美 在亚洲和东方已是一枝独秀; 而国民党缺乏此类人才 其官僚系统腐败入骨 导致这些企业的运营很快出现问题 这也是触发台湾民众发起二二八抗争的原因之一 国民政府迁台后 很快制定发展经济的四年计划––这是中日战争前夕德国顾问建议实施却因为战争爆发而未能完成的三年计划的延续 四年计划在数字上与希特勒的四年计划契合 与此同时 中共在中国展开规模更为庞大的、照搬苏联的五年计划 直至今日 这两种计划在两岸都还在实施 虽力度大不如前 国民党接收大量日本留下的公营企业 管理这批企业的人士 多半是一九三〇年代中国与德国亲密合作期间的活跃人士或从德国留学归来的技术专家––日本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 正是从德国学来的 在台湾最初几年 政府所拥有的十六个工业企业中 有九个是这样背景的人士管理 它们包括: 煤矿开发公司、台湾机械制造公司、台湾电力公司、台湾铝业公司、台湾造船公司、台湾糖业公司 台湾肥料公司、裕隆汽车公司和人造纤维公司 同时 留德人员还担任台湾省工业研究院和台湾烟酒专卖局的负责人 台湾经济部的三任部长皆是留德的 台湾各公立和私立大学的工程、化学、地质等院系 以及研究所内 有一大批留德博士在那里任职 称颂蒋经国的人最常举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十大建设 十大建设真的是蒋经国的功劳吗? 十大建设真的有那么了不起吗?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蒋经国在担任行政院长一年多后 宣布在第六期经济建设计划以外 在五年内完成九大建设专案 其后又加上核电站建设工程 变成十项建设––中山高速公路、西线铁路电气化、北回铁路、台中港、苏澳港 桃园国际机场、钢铁厂、高雄造船厂、石油化工工业、核电站 十大建设完成之后 蒋经国又推动十二项建设和十四项建设等大型基本建设工程 蒋经国本人常常以十大建设为其首屈一指的政绩 他在答复德国慕尼黑国际政治研究所主任金德曼(Gottfried-KarlKindermann)教授的提问自从阁下出掌行政院以来的一段时间中 贵国政府最大成就为何? 时,如此回答: 三年多来,我们积极倡导政治革新 推行十大建设 提高人民生活水准,缩减贫富间差距 因此,民众与政府间团结一致 意志集中,民心振奋 士气高昂,均为较具体之成就 长期以来 十大建设被国民党吹嘘为蒋经国的重要德政 很多人深信不疑 但实际上,除核能发电厂之外 这些项目都是日本人早就规划好、要在台湾实施的 若非中日战争爆发 早在一九四〇年代就能完成 国民党一直没做,不断拖延 在实施过程中规划粗糙 导致预算不断膨胀、各项建设的进度又落后 而且效能不彰 有研究者指出,台湾经济与建设 蒋经国所做的贡献并不大 包括过去被过度夸奖的技术专家孙运璇、费骅、李国鼎、尹仲容等人 其实都是美援体制下的螺丝钉 台湾经济腾飞的驱动引擎,是美国政府 执行人是狄宝赛(V S deBeausset)。 美援、怀特工程顾问公司(J G WhiteCorporation)与狄宝赛是国民党不肯讲的台湾经济发展的关键 美援不仅稳定台湾社会经济 也重建与扩建台湾基础建设例如电力、通讯、运输、港口、水利灌溉等 怀特公司是美国派驻台湾指导台湾经济建设的关键成员 狄宝赛是怀特公司的主要顾问工程师 狄宝赛透过美援化解国民党的困境 并改变国民党的行政作风、经营理念 协助台湾经济计划 提升电力、肥料、重化工业、金属工业、农业、港口等等设备和生产 奠下台湾工业化发展的基础 以东西横贯公路(中横)为例 国民党长期以来宣传为自己的政绩; 然而 中横的路线基础是日本人规划完成的 在一九四一年动工,因为战败停工 中横西部仅完成埔里到雾社 东部仅完成铜门到玉里 一九五四年 狄宝赛重新探勘与规划中横路线 中横也是美国的一九五五年军援军用道路计划一部分 中横从一九五五年开始兴建 营造经费、关键技术人员及主要机具钢材都来自美国军援 主要劳力来源是退除役官兵和陆军步兵(如台湾充员兵)、囚犯、职训总队、失业青年、学生青年工程队等 国民党却不告诉台湾人这些历史真相 以中横为例 国民党的宣传说是蒋经国与荣民的功劳 完全没有美国与狄宝赛的角色 政治受难者和白色恐怖历史的研究者陈婉真指出 一九五七年 蒋经国担任行政院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退辅会变得无比庞大 除了整修辟建东西横贯公路之外 目前成为热门旅游景点的武陵农场、福寿山农场、清境农场等 甚至花东的大片土地都成为退辅会的版图 退辅会成为台湾最大的地主 后来战士授田证所换取的土地 在退辅会而言根本是九牛一毛 但今日清境农场附近大片耸立山头的民宿 很多就是取得土地之后 转卖给民间业者盖渡假旅馆的荣民的战士授田证换来的 此外 退辅会和辖下的荣福会更是包山包海 从开百货公司(欣欣百货)、台北市公车(欣欣客运), 到包工程(荣工处)、独揽全台的瓦斯分装业 甚至各政府机关的清洁打扫业务也由他们一手包办 利润之丰厚外人难窥其堂奥 陈婉真认为 蒋经国建设台湾的成就远不如后藤新平 蒋经国成立的荣工处,包山包海包工程 才是最大的黑道 十大建设开始推动后 相关各情治系统就下达指令: 有关十大建设的新闻只能写好的 不能有负面新闻见报 而承包十大建设的工程公司 几乎清一色是荣工处或中华工程公司; 前者是退辅会众多事业单位之一 后者表面上是经济部所属国营企业 在党库通国库的年代 两者扮演什么角色就不言而喻了 荣工处更让各机关困扰的是 每次议完价后 总以物价上涨等等理由要求办理追加预算 以铁路电气化为例 最先的预算数是五十多亿元 经过五次的追加预算 最后的总工程费是两百三十多亿元 更扯的是北回铁路施工时 承建的荣工处向美国买了两台已停产的库存品大约翰(BigJohn)坠道开挖机 它原本是用于都市开挖地下铁的一贯作业工具 碰到北回铁路因地质构造复杂 导致机具埋在工地变成废铁 省府不得不变更设计 平白浪费公帑,荣工处则荷包赚饱饱 毕竟它是蒋经国一手创立并扶植的事业体 中国的计划经济委员会堪称小国务院 长期执掌经济大权; 蒋经国居然也希望通过设立类似的机构来推动台湾经济发展: 为了经济之继续发展 应注意经济设计 引进技术,开发资源,运用人力 以上四者有其相连之关系 故拟将经设会改为国家计划设委会 并由自任(兼)主任委员 蒋经国迷信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 使台湾的公营企业未能实现企业化和市场化 用行政机关的办法管理企业 导致效益极差 一九八三年 台湾经济部所属十五家国营企业的产值和盈利比不上台塑一家企业 当局被迫采取整顿政策 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如何解释台湾的经济奇迹? 从一九五二年底到一九五四年春 台湾上下就什么样的经济体制最能有效地创造财富问题展开一场论战 大致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 公营企业是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当局应当规范资本主义企业 甚至限制它们的发展 以利公营企业的发展; 第二种意见呼吁当局放手 全面实施市场经济; 第三种意见主张维持计划经济 但要求通过保护私营企业产权 同时运用国家权力 帮助私人参与市场经济的竞争和创新 最后 比较中庸、但略偏向民营的第三种主张在辩论中胜出 鼓吹第三种主张的 是后来被誉为台湾财经教父的尹仲容 尹仲容与李国鼎、严家淦、孙运璇等人为掌管台湾金融与外贸的主要官员之一 他曾服务于上海私人企业 深知市场经济的优点 另一方面 他也知道国民党政权的意识形态是偏左的 所以他只能左右逢源、走钢索 一九四九年五月 尹仲容接任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生管会)副主任委员 改革公营企业 进行缩编、增加效率、扩大生产; 同时使用统制经济的手段扶植策略产业 他竭力为孙文所说的节制私人资本解套 他不敢将其推翻 只能加以再诠释 认为节制不是限制,而是调节、管制 一九五四年,尹仲容出任经济部长 主张放宽政府管制、发展民营企业、推动外汇贸易改革 大力呼吁各项经济改革 力促台湾经济迅速与世界市场接轨 成为国民政府民营化、自由化的代言人 他主张开放国营企业转为民营 发展民营工业来带动工业现代化 他推动国营企业台泥、台纸、农林、工矿民营化 也利用美援拓展对日贸易 中小企业应运而生 促成民间经济蓬勃发展 他不主张台湾经济自给自足,他曾说过: 我们有好的蓬莱米可以外销 为什么不外销? 我们也可以进口泰国米 尹仲容的基本的经济思想在其自述中有一段清楚的说明: 我一向把政策看作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 一套方法 而问题则是从实际环境中产生的 所以政策绝不能脱离实际环境而自成一套 换句话说,必须要针对环境、针对问题 来拟定政策 囿于当时的舆论环境和党国体制 他无法直接提出自由市场经济的说法 而是婉转地主张计划型的自由经济 以免受到顽固派攻击 就如同一九八〇年代赵紫阳使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商品经济和双轨制等说法一样 都是旧瓶装新酒 但即便如此 当局与党内既得利益者很快反扑 借扬子木材案将尹仲容拉下马 台湾民营化的脚步因此受挫 另一位重要的财经官员李国鼎认为 台湾经济发展 既不是完全的资本主义路线 也不完全是民生主义路线 他在回忆录中用指示性经济计划一词取代计划性的自由经济 显然更偏向计划 他往回缩 是因为发现蒋经国对计划式自由经济并不赞同 李国鼎指出 一九五〇年代台湾让汇率一次大幅贬值到四十新台币兑一美元 让台湾经济发展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扩张 台湾经济快速成长 但在进口方面仍有高关税和政府政策的限制 出口方面则有退税、外销贷款与优惠利息的补贴 所以只能称之为局部自由化 蒋经国对物价平稳的执着 远超过对市场价格的信任 蒋经国为了照顾大众福利 常常一方面爱做大型公共投资计划 一方面又坚持不增加税目,不调整税率 而忽略台湾经济发展的金科玉律––预算平衡 蒋经国经济思想上的这一特色 反映了留苏十二年 联共(布)的教育以及苏联早期工业化成就给他打上的烙印是十分牢固的 一九六九年 蒋经国承担起全面管理政府的正式领导角色 他出任行政院副院长 兼任国际经济合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及财经会报召集人 据李登辉后来观察 虽然蒋经国也关心经济事务 但是他比较政治性,他担任总统期间 并没有成立经济小组 身边没有经济的参谋; 财经方面 他比较听俞国华的建议、蒋经国晚年开始实施的经济自由化、国际化 其实是受到外国压力的影响 特别是美国的压力 他对经济自由化没有一套完整的方案 都是一步步在解决问题 随时看状况调整 从一九六〇年代开始 台湾利用亚太地区加工出口的机遇 一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完成初步现代化 蒋经国慢慢接受计划性自由经济的概念 一九七二年六月十三日 他在立法院做施政报告时说: 今后必须贯彻自由的经济制度 但是,在贯彻经济制度之时 必须要有计划 否则 不只对国家无益,对人民亦无益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日 他在全国经济会议上指出: 所谓计划性的自由经济,自由 在保障每一个人的私有财产及其应得的利益 计划,则在使国民更富、更强 两者非但没有冲突 并且可能把不协调的、有浪费的人力与财力 做更适当的运用 曾任台湾财政部关务署长的周德伟 是海耶克的亲传弟子 在财政部时致力于外汇贸易改革方案; 此方案于一九五八年尹仲容任外汇贸易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担任副主任委员时完成 对日后台湾以出口外向型经济成为亚洲四小龙功不可没 他曾在〈财政经济直言〉一文中指出 当时台湾经济情形严重病态表现之一即为公营事业比重太大 造成人民缺乏创造力及活力 为国家及社会莫可补救之损失 他指出 经济学理只主张稀少自然资源之国有及国营 以免造成独占,危害社会 其他轻重工业均主张人民合法经营 以鼓励其生产及创造能力 国家社会之经济力量 依据于全体人民孜孜不断之努力 非依据于少数官吏 且官吏办理经济事业 无私人利益牵涉在内 必致流于形式化及官僚化,贬损效力 同样持自由市场经济理念的经济学家蒋硕杰也多次向蒋经国建言 希望政府解除管制,以建立市场机能 政府只需要以建立制度的做法鼓励企业界的发展 他在〈如何维持台湾经济快速成长的问题〉、〈经济计划与资源之有效利用〉等文章中指出 政府不应介入货币政策以及补贴物价、管制物价 政府若强加干预,则如治丝益棼 欲益反损 他认为,自由经济真正的理念 是民间企业在自由环境中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自由经济的本质 其实是企业家的不断创新和自由竞争的发展过程 经济要发展,必须改善国内投资环境 招募私人企业来参加 让他们完全竞争、发展 台湾出口成长之所以能够如此辉煌 完全是由于台湾的企业家能不断的发展新出口商品和不断的开发新市场 可惜 迷信计划经济、国有经济和凯恩斯主义的蒋经国 听不进去逆耳之言 蒋经国先后接见过多位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泰斗––美国经济学家海耶克博士和傅利曼(MiltonFriedman)博士夫妇 海耶克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次年 在学者萧铮的建议下 外交部等部门邀请其第三次来台访问 在中华民国外交部的一九七四年诺贝尔奖得主FriedrichA Hayek(海耶克)邀访案中 特别强调海耶克反共的一面 海耶克访问台湾时盛赞台湾的经济奇迹 《中国时报》专题报导的标题是〈民主开放社会 减少外力干预,发展自由经济 必获丰硕成果 海耶克指我经济建设成就适足以印证其理论 力主以宪法规范政府权力弘扬公众意愿〉 从中可看出 海耶克虽肯定台湾的经济成就 但仍建议政府进一步自我限权 蒋经国在接见海耶克时 曾向其请教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问题 但未必认同其观念 一九八四年 财经部门于提出三化方针––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 三化方针,是对企业进一步松绑 也是逐步减少并取消行政当局对企业的干涉 创造更自由的投资与经营环境 在继续扩张出口的同时,开放进口 调动投资者自主投资、经营的积极性 但是 蒋经国对于有助于民营企业和自由经济发展的民营化与三化方针采取消极态度 与积极推动私有化、治愈英国病的柴契尔夫人相比 蒋经国在解决公营企业严重弊端方面 包括推动公营企业民营化方面 都没有采取有力措施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六日 蒋经国在主持财经会谈时表示: 希望行政院妥慎拟订未来经济计划 于自由化、国际化、制度化方向之外 更要继续把握住稳定与成长兼顾并重的政策原则 这一裁决说明 蒋对三化方针有保留意见 实际上将三化方针的实施无限期推迟下去 实际上 蒋经国对私人经济与公有经济之差异有所认识 他在一则日记中写道: 二日路过『路竹』到久闻其名的力大电屠场(私人经营)参观 设备甚新,管理良好,经营有方 那一天虽然是假日,且时近黄昏 可是董事长和总经理都在厂 我去参观乃是临时决定 并未事前通知,如是公营事业单位 则恐早已放假下班矣 此亦即公营与私营有别之处也 如何使公营之主官能以切身之心关心机关之利益 是为至要 蒋经国期望公营事业管理者能像私人企业经营者一样兢兢业业 显然是望梅画饼 蒋经国模式(国有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缺陷 至今仍是台湾经济乃至社会的重大瓶颈––台湾诸多重要产业仍是低效率的公营模式 实行垄断经营 这些公营企业是政党政治的分赃宝库 也是社会灾难的来源 比如台铁屡屡发生重大人员伤亡事故 每次惨烈事故发生 私营化呼声就会升高 但时过境迁,却又依然如故 很多人以为 国民党在台湾实行的就是市场经济 其实国民党经济政策缘于民生主义之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 台湾在一九四九年仍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体系 蒋经国在多次讲话中都强调均富概念 然而 均富只能是蒋经国的一种刻意在公众面前呈现的道德立场 在台湾的计划式自由经济体制下 不可能实现均富 只能采取某种政策缩小贫富差距 如果用政治力量强制达到均富 其结果只能是破坏社会生产力 换言之,均富的结果只能是均贫 长期以来 台湾当局确立以农业培养工业 以工业发展农业的方针 但在五〇、六〇年代 实际上是以农业培养工业 以工业发展农业根本无从谈起 有学者称之为发展的榨取 一直到一九六五年第三期四年计划完成后 农业的困难逐渐显露 当局才开始亡羊补牢 另一方面 国民党政权对独立资本家和资产阶级从不友善 过去 左翼学者认为南京政府建立在一个新的社会基础––上海银行家和城市的实业、商业资产阶级以及农村的地主––之上 但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南京政府无穷无尽的财政要索 以及对黑社会组织的利用(驱使黑帮绑架资本家及其家人 索取高额赎金), 弱化了资本家的政治和经济地位 南京政府主要依赖它的军事力量 国民党政府是一种专制政权 这个政权对城市社会团体是力图孤立和控制它们 而不是收买它们 20所以,一旦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崩溃 它在城市就再也没有任何支持者 国民党到台湾之后 经过初期的血腥镇压而站稳脚跟 依靠美国援助初步让社会脱贫 然后就迎来一九六〇至一九八〇年代的经济腾飞 台湾的经济奇迹被视为第三世界发展的成功典范 其实,台湾奇迹并没有太多稀奇的地方 蒋经国时代的台湾基本符合发展型国家的特点: 首先,国家享有相对的自主性 也就是政府官僚的决定 不太会受到民间的挑战和干扰 这与这些国家在战后都是威权体制的特性有关 其次,国家的工业发展政策是选择性 而非全面性的与私人资本合作 通常是通过挑选胜利者而处罚失败者的做法 来引导经济发展的方向 再者 政府以租税政策帮助策略性产业等方式 来指挥私人资本的种种活动与行为 让民间资本从事规模扩张和出口 而刺激政体经济的发展 具有讽刺性的是 口口声声均富的蒋经国 却一手打造出一个庞大的恩庇侍从机制 少数国有企业与民营大型企业在赢家钦定(非市场决定)的国家政策 以及侍从主义的政治经济利益交换过程中 享有寡占的市场位置 学者陈师孟称之为党国资本主义 与赵紫阳在软禁中提出的权贵资本主义概念颇为相似 直至今日,台湾的富豪排行榜上 除了近年来加入红色供应链而暴富的郭台铭、张聪渊等人 以及若干高科技(半导体业)企业的创办人或控股人之外 占多数名额的仍是与恩庇侍从体制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企业与企业主 如国泰金控的蔡家兄弟、富邦金控的蔡家兄弟、石化业巨头长春集团创办人林书鸿、郑信义等 在蒋经国时代 发展型国家与威权体制共构 形成专断的政治领导、财经官僚行政 以及透过军人维持秩序的三位一体制 这使得包括商业资本在内的社会团体被压抑 难以影响产业决策––这跟南京政府时代颇为相似 此一体制导致在战后台湾的发展过程中 经济快速成长 市民社会却非常虚弱 不过 台湾的国家机器具有镶嵌式的自主性 却又在相当程度上保持市场经济的活力 并未像中国政府那样沦为赤裸裸的攫夺性政权、啃噬经济发展的绝大多数成果 台湾民众多少享用到经济成长的果实 但直到市场转型与政治体制开放之后 才出现社会经济及分配正义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