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的稅制改革：張居正大刀闊斧下，明朝的賦役制度有何變化？

吳忠行、趙用賢、艾木和沈思孝這四個人給皇帝上了奏書 結果屁股捱了板子 難受不說,前途也算是搭進去了 對他們的嚴厲懲罰其實是想殺雞給猴看 讓其他大臣都老實點 沒想到真就有不要命的冒出一個鄒元彪上書 這個人膽子非常大,什麼話都敢說 還給小太監塞銀子 讓他替自己把奏書帶給皇帝 他的這封奏書可不得了 居然說張居正禽獸不如 連帶著皇帝一塊兒給罵了 他的這些行為在精明的人看來 簡直就是花錢買罪受 或者說是花錢自找死路 在另外一些人看來 這卻是捨生忘死的犯言執見 被譽為做官的楷模 為人們津津樂道 結局自然是在意料之中的 當天皇帝就下達了聖旨 鄒元彪這傢伙太狂妄太可惡了 你們就先參考著愛慕的例子處置 以後要是再有迷完不顧的 一定要遵循祖宗法度大行伺候 所謂的按照愛慕的例子處置 就是先停仗八十棍 然後再發配邊疆充軍 這麼看來 停仗在當時對大臣的處罰中 是比較普遍了 沈德福在《萬曆野禍篇》中 專門描寫了這一次的停仗 他說 這次停仗大臣吳忠行、趙永賢 受傷稍微輕些 愛慕和沈思孝屬於傷得比較重的 但是說到受傷最深的 那還是鄒元彪 沈思孝後來回憶說 他停仗之後 先崴去了腐爛的肉 然後再放上了金瘡藥 最後用黑羊膏活剝了皮 敷在屁股上 這才撿回了一條命 在發配充軍的路上 身上的血都一直沒能止住 鄒元彪停仗之後 也經過了這樣的治療 撿回了一條命 但是留下了終身殘跡 每當遇到陰雨天 腿骨之間就經常隱隱作痛 到了晚年 甚至都嚴重到不能彎腰作揖 鄒元彪充軍的地方 是貴州都雲尉 在深山裡非常的偏僻 人們都覺得待在那個地方 是苦不堪言 而鄒元彪呢 卻是一副怡然自得的樣子 居然還靜下心來研究理學 其實他心裡非常明白 他知道自己總有一天 果真如此 天啟初年 鄒元彪出任督察院 佐督御史 與邪惡勢力正面較量 被人們稱為東林派的賤將 當然了這是後話 在這一次的奪情風波中 毫無疑問 張居正是最後的勝利者 反對奪情的官員都遭到了嚴懲 按說他應該滿意了 然而他不僅不滿意 反而感到非常委屈 奪情風波平息之後 他曾向皇帝談到自己的苦衷 說起自己的委屈 他說經過這一次的風波 閻官們詆毀指責臣不孝 斥責臣貪戀權位 還罵臣禽獸不如 這是天下的奇恥大辱啊 反對奪情的官員們 都遭到了譴責嚴懲 臣沒有為他們求情 因為臣不想做欺世盜名的事 臣遵照皇上的御旨 在京守制 並沒有因為有人反對奪情 就請求回鄉守制 但連日來 接連發生的觸目驚心的事 讓臣深感憂慮 從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出來 這位鐵腕人物 其實是非常在乎 別人對他的批評的 對於不孝 貪味 禽獸 這樣的人身攻擊 他始終是耿耿於懷 官員因為抨擊他 而遭到了嚴懲 他沒有伸出救援之手 但他的內心是很憂慮 皇帝雖然年少 人情世故還是略知一二的 為此專門寫了御旨安慰他 先生 你為了朕受委屈了 為了盡君臣之義 捨下了父子之情 這怎麼能說是 置人倫綱長於不顧呢 那些人表面上是在詆毀你 實際上就是藐視朕年輕 目的就是要動搖我們的 君臣關係 危害社稷 時間過得很快 轉眼之間 張府的喪事七七之七滿了 十月初五 皇帝派洪廬寺官員 向張居正傳達了他的御旨 父喪七七已滿 請他從明天開始到內閣辦公 十月初六 張居正準時來到了內閣辦公 沒多久 皇帝就在平臺召見了他 這是奪情事件發生之後 君臣二人的第一次會面 皇帝說 先生七七的孝心已經盡到了 朕為了社稷再三挽留先生 讓先生受到了這麼大的委屈 先生真是大忠大孝啊 張居正聽了皇上如此體貼的話語 很是感動 哽咽地說 皇上接連發出的御旨 懇切真摯 臣沒有拒絕的理由 先帝脫孤的時候 臣就已經發誓要以死相報 今日怎麼敢違背誓言呢 臣是個直腸子 又天生的愚笨 凡事只知道一心為國 不能遷就人情 以至於成為怨仇的靶子 妨礙了賢才的昇仙 今日如果能夠早早地退休 不僅可以盡父子之情 還可以保全自己的晚節 張居正說的這些話 當然是客套話了 並不是真的想退休 否則他也不會費盡心思搞什麼奪情 皇帝當然是知道他的意思 就一個勁兒的勸諱 先生精忠為國之心 天地祖宗都知道 太后與朕也知道 那群奸佞小人 趁機誹謗你 先生不必放在心上 為了表示心意 皇帝賞賜給張居正白銀五十兩 彩緞衣料四套 還專門請張居正吃飯 結束用餐之後 張居正就在太監的陪同下 前往內閣辦公 恢復了四十九天以前的老樣子 其實在這之前的四十九天 雖然他仍不在內閣 但大權始終沒有旁落 一切大事仍然要請示他才能定奪 張居正在家扶喪期間 從來沒有間斷過公務的處理 內閣辦事人員 也不斷地拿著公文來到張府 請他票擬御旨 然後再去稟報呂調陽張思維 公務繁忙的日子 呂調陽張思維乾脆就每天去張府請示 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 也常常派人到張府 去詢問張居正某人某事要如何處理 張居正居喪期間 始終把政務放在了首位 自從停帳事件之後 需要應對的公務驟然增多 為了更方便地接待官員 張居正乾脆就在喪府裡面穿上了官服 接待官員談公事的時候就脫去喪服 穿著官服見人 由此可見 他確實是一個不拘泥於常理的政治人物 從11月初六開始 張居正上朝辦公了 在朝防的會客如同往常一樣 改革事宜繼續向前推進 奪情事件確實是萬曆五年政壇上的頭等大事 影響非常大 震動了朝野上下 民間裡也是沸沸揚揚地傳著 然而 傳統倫理道德的力量無論多麼可怕 還是無法同強大的政權力量相抗衡 在反對奪情的人中 有不少人打著剛常倫理的幌子 迫使張居正離職守制 從而達到中斷新政的目的 張居正在衡量了守制與新政的輕重緩急之後 毅然冒天下之大不韙 和馮保一起策劃了奪情本謀 並且固執到底 毫不退讓 有人以為奪情是皇帝的本意 事實上 這是張居正本人的願望 人們可以對奪情風波持不同的看法 贊成奪情或者反對奪情 但是有一點不能否認 奪情的效果是有目共睹的 那就是沒有中斷改革 新政能夠繼續深化 在這一點上 歷史的評價應該凌駕於道德評價之上 萬曆新政是從政治改革入手的 目的就是要扭轉頹廢的官場風氣 營造合適的氣氛 做到有令必行 有禁必止 從制度和人事方面 確保改革的順利進行 政治問題開始解決了 接下來要面對的 就是長期積累下來的 國窺民窮的老大難問題 如果不進行財政經濟方面的改革 困境仍然是難以擺脫 財政經濟困難 這個問題由來已久 嘉靖龍慶的幾十年 幾乎年年出現財政赤字 年年虧空 全漢生於李龍華 曾經寫過一篇論文 名字挺長 叫明中葉太倉歲出銀兩研究 從這篇論文裡可以看出來 從嘉靖七年 也就是1528年 到龍慶五年 也就是1571年 太倉銀庫每年收入銀兩 與支出銀兩比較的話 沒有一年是有盈餘的 全是虧空 龍慶三年 穆宗皇帝向戶部索取銀兩 張居正向皇帝如實匯報 每年收入不過250萬兩銀子 而支出達到400多萬兩 虧空150萬兩 這就是當時的財政經濟狀況 張居正成為內閣首輔以後 下決心要改變這種狀況 否則新政便是一句空話 為了擺脫困境 張居正開源與節流 雙管齊下 加強理財的力度 他非常欣賞漢武帝時期的理財專家 桑弘揚的著名口號 民不易富而天下勇 那意思是說 不必對老百姓增加賦稅 國家的財政收入就會很充裕 這是理財家之所以成為理財家的一個高明之處 那些只會向老百姓增加賦稅 來解決國家財政困難的官僚 是不配成為理財家的 在此基礎上 張居正提出了自己的理財方針 不加富而上用足 他認為要改變國窺民窮的局面 擺脫連年的財政赤字 必須在理財上下一番功夫 而不是寄望於增加賦稅 在他看來 那些只會通過增加賦稅 來滿足國家財政要求的官僚 是蠢才和庸才 不加富而上用足 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 它必須有制度和人事的保障 這個保障就是已經推行的考成法 由於推行了考成法 形成了有令則行 有禁則止的良好政治氛圍 張居正這纔敢提出 不加富而上用足的方針 他在寫給山東巡撫李建安的信中 曾經提到考成法和經濟改革 這兩者之間的關係 認為考成一事行之數年 自可不加富而上用足 這可不是一句漂亮的門面話 也不是用來炫耀政績的幌子 因為它是有切實的措施來加以保證的 那就是非常強硬的兩招 逞貪污以族民和理不富以族國 什麼是貪污 貪污就是化公為私 把國家財政收入拒為己有 把國庫收入塞進自己的腰包 這可是一個無底洞 如果不堵住這個漏洞 想要扭轉入不敷出的局面 毫無疑問是一句空話 什麼是不富呢 不它的意思就是逃亡脫欠 不富指的就是逃稅欠稅 在那個權大於法的年代 那些有權有勢的官僚 豪生逃稅欠稅是常見的事 國家本應收上來的賦稅 有相當大的一部分 就給他們逃了和欠了 這個漏洞不堵住 那想要改變財政虧空的狀況 簡直就是一句空話 不過這些都難不倒張居正 他想出了一個方法 那就是把清查出來的脫欠賦稅 按照適當的比例 在每年徵收的稅收當中代徵 也就是薪稅和欠下的稅款 一起催徵 他從戶部查明 從隆慶元年到萬裏七年 各省脫欠的農業稅 達到了一百多萬兩白銀 其中最有錢的蘇州府 松江府的脫欠 就多到了七十萬兩白銀 這可不是一個小數目 如果能把這一筆應該徵收 卻遲遲沒有收上來的稅銀 如數的徵收上來 就可以填補國家財政虧空的漏洞了 承貪污已族民和離不負已族國 是兩手同時並舉 通過截留既得利益集團 非法脫欠的款項 堵塞漏洞 從而增加財政收入 因為這種財政收入的增加 不是依靠增加賦稅來實現的 所以就叫做不加賦而上用足 在承貪污方面 張居正是雷厲風行的 他明確的告誡了立部 如果發現貪污 必須要及時的報告 不能夠推託放縱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隆慶六年八月 根據雲南巡撫巡案的揭發 兵科幾十中的彈劾 把貪贓忘法的前國公穆昭弼給逮捕了 押解到北京 交由三法司審訊 立部左侍郎魏學曾 因為貪污受賄 徇私忘法 擱置查辦 隆慶六年九月 江油支縣兆佐 貪污國庫銀子兩千多兩 被判處死刑 萬曆元年正月 湖廣總兵陳王摩 在擔任曹運總監期間 以損失的名義 貪污糧食五百萬擔 被撤職查辦 萬曆元年十二月 大同巡撫劉應濟 侵吞國庫銀兩 被撤職查辦 面對貪污成風的社會風氣 張居正採取了一系列嚴厲的打擊 以強硬的手段 遏制了貪污風氣的蔓延 當然 這一切必須以不折不扣 推行考成法為依據 萬曆四年七月 張居正向皇帝建議 把明年春季例行的官員考覈 跟處理不復安定民生的成效結合起來 他的思路是 國家要達到治理 最重要的莫過於安定民生 而安定民生的關鍵 在於管理人民的官員 經過幾年的整頓 地方官的職業操守 得到了很大改善 但是虛文攪事的舊習慣仍然存在 比如說 用賄賂的手段通路子 謀求上級官員的舉薦 用苟且草率的手段來逃避罪責 因此對於第二年春季地方官的考察 張居正就要求吏部 預先做好調查覈實 把安靜裔民作為政績最優秀的 把沿襲舊套 虛心偽事作為政績最惡劣的 以此來標準層層考覈 他認為只有用這種態度 才能解決撥付的問題 他在一篇關於撥付的奏書裡談到 長期以來官僚豪生廣佔良田 逃避賦稅 而且越來越嚴重 地方官畏懼他們的權勢 不敢過問 反而把這些大戶逃的稅 讓小戶貧民給補上窟窿 另外一方面 各級地方政府不能夠精簡機構 節省開支 對底層老百姓的攤派實在是太多了 勞民又傷財 最後反而是交不上稅 所以在清理撥付時 還應該兼顧小戶貧民的減免工作 皇帝對於張居正的建議是支持的 當天就向吏部戶部發起了預旨 強調了兩點 一點是說 近來各地方官雖然奉公守法 但是虛文粉飾舊習沒有消除 吏部在考察時 應該把愛民義民的官員評為最好的 凡是盤剝百姓的 一定要列為下等 另一點則說脫欠賦稅的 原來並不是普通老百姓 而是一些豪門大戶 這才造成了正常的賦稅虧損 在追查大戶撥付的同時 一定要注意對於小戶的減免 一定要讓老百姓得到實惠 張居正和皇帝的出發點是好的 但是他們能夠順利地開展經濟改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