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多地少、貧富差距，古風時代的古希臘的兩大明星城邦雅典、斯巴達各採取什麼樣的應對之策呢？西方文明史更新第4期

約公元前八世紀在低谷徘徊了近四百年的古希臘文明終於迎來了曙光 鐵器的普及大幅提升了社會生產力 貿易的恢復加強了各經濟體之間的聯繫 文字的復興推動了知識傳播與技術積累 顯著提高了社會整體的運作效率 不出意外 技術與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希臘人口的快速增長 根據考古資料顯示 公元前760後阿提卡地區墓葬數量大幅增加 然而 希臘本土地狹人稠 耕地貧瘠 人口擴張迅速轉化爲尖銳的認定矛盾 英國人口學家馬爾薩斯認爲 當人口超過資源承載力 該問題會通過戰爭 瘟疫 激進或殖民等方式得到自然調節 希臘人採取了其中最和平的方式 通過大規模的海外殖民來緩解人口壓力 爲什麼選擇這種方式呢 這與希臘的地理位置有關 希臘的地理位置使得希臘很早便開始與地中海的其他地區往來 對周圍的地中海地區也比較瞭解 所以他們會優先選擇殖民的方式解決人口過剩的問題 沒想到海外殖民地被希臘人經營的有聲有色 到了鼎盛期 甚至需要反向吸納本土人口 維持殖民地的經濟運轉 二百多年後 希臘人把他們的勢力範圍從原來的以愛琴海爲中心擴展到以地中海和黑海爲中心的廣大地區 用柏拉圖的話概括 世界很大 我們希臘人由於螞蟻和青蛙棲息在地中海這個大池塘邊上 人口的猛增加劇了人地矛盾 迫使希臘社會通過對外擴張來尋求新的生存空間 然而 海外殖民地在擴大整體土地與財長規模的同時 也重塑了資源分配的結構 高額的殖民收益並未在各個階層之間均衡分配 而是被少數貴族精英所壟斷 與此同時 財富積累也重塑了城邦內部的權力結構 各貴族集團原本作爲王權的諮詢機構 參與公共事務 隨着在其經濟上的崛起 各貴族集團逐漸瓜分了原本屬於王的治理權力 王權雖然沒有被完全廢除 但其角色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 從城邦政治中心轉而成爲貴族合議結構中的一號成員 城邦事務日益依賴貴族集團之間的協商與共識 這一過程推動了由個人王權向貴族寡頭政治的過渡 儘管貴族寡頭政治在形式上以協商與共識爲特徵 成爲後世早期民主思想的萌芽 但公元前三千年的奴隸社會本質並未改變 太陽時代末期 鐵器的廣泛應用雖然提高了生產力 但總體仍十分有限 除貴族家庭外 平民家庭維持基本生存已屬艱難 稍有變故便可能陷入困境 不得不以借債爲生 但貴族提供的貸款利息卻相當高昂 借債者需將農業收成的六分之五上繳一份資流 若來年仍無法償還債務 債主就會在借債者的土地上豎起債務碑石 並將借債者及其家屬變賣爲奴或自流或打包出售海外 這就是六一農的由來 如此一波削 使貧者愈窮 富者愈富 也徹底摧毀了平民再次獲得財富與重獲自由身份的可能 與此同時 貴族還掌握着政治權利 不僅能夠修改法律 還壟斷法律的解釋權 使平民在制度框架內幾乎無法申訴 當經濟劫取與政治彈壓的雙重壓迫逼近社會承受的臨界值時 武裝暴力是唯一的協商路徑 此後希臘多個城邦相繼爆發戒烈的流血事件 寡頭貴族雖然可以憑藉現有權力增加平民起義 但始終無法根除社會矛盾 衝突的頻率與烈度不斷上升 城邦秩序長期處於高度不穩定狀態 儘管貴族統治的合法性持續削弱 但是平民階層還未發展成熟 還不能直接建立起平民當權的民主社會 就在雙方鬥爭持續膠着的時刻 一股新的政治力量 依靠貧苦農奴和平民支持 奪取了城邦最高權力 建立了自己的獨裁政權 爲鞏固其政治權力 早期建築往往採取鎮壓貴族勢力 恩惠平民農奴階層的政策 如克林斯第一位建築商人朱朱就進行了一系列的惠民改革 解放農奴沒收貴族的土地 並分配給廣大平民群衆 並專門設立了地區法庭以取代貴族法庭 進一步打擊了貴族勢力 當建築政治在希臘世界打殺四方之際 雅典卻逆皮襲進 雅典貴族擔心建築政治活力太強 打擊面太廣 於是找來了廣受平民愛戴的民族英雄 梭倫來當貴族與農奴平民之間的調停人 梭倫是誰 他憑什麼可以調節這麼尖銳的階層衝突呢 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門楣上 屹立着三個人的雕像 從左往右依次是孔子 摩西和梭倫 孔子在中國的地位無需多言 摩西是希伯來人的偉大先知 據舊約聖經記載 摩西受上帝之命率領被奴役的希伯來人逃離古埃及 前往富饒之地 改變了希伯來民族的悲慘命運 梭倫或許是三個人之中最不爲中國人所熟知的 但是在西方文化中 梭倫的地位並不亞於孔子和摩西 他是古希臘七賢之一 曾被柏拉圖和亞歷斯多德讚譽爲優良的改革家 梭倫領導的政治改革是人類法治文明的偉大豐碑 奠定了古希臘乃至整個西方文明民主政治的基礎 在當時 他之所以能被邀請前來當階層矛盾調停人 是因爲他曾幫助雅典奪得了薩拉米斯島 拉了雅典敗於麥加拉的恥辱 並且爲雅典奪得了一大塊土地 自此之後 梭倫的聲望如日中天 他成爲了雅典人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由這樣一位兼具功績與聲望的人出面調停 自然最有說服力 梭倫爲了改變矛盾計劃的雅典開始大刀闊斧的改革 他首先廢除了六一奴制度 並推行了解復令 將雅典公民以人身作爲抵押的債務全部豁免 由國家出錢 把因無力還債而被賣到一幫圍奴的人贖回 梭倫改革第二個重要的內容是廢除世襲貴族的壟斷權利 並規定按照土地收入和財產多廣劃分公民等級 並授予相應官職 家族出生不再作爲公民等級的衡量標準 這一規定瓦解了世襲貴族的政治特權 促進了雅典社會的經濟發展 第三是恢復了公民大會 使他成爲了最高權力機關 並扶植以四百人會議作爲公民大會的常設機構 梭倫還設立了陪審法庭 每個公民都可以被選爲陪審員 參與案件的審理 陪審法庭成爲了雅典的最高司法機關 並通過一系列經濟政策促進工商業的發展 包括限制糧食出口 擴大橄欖油輸出 實行貨幣改革以利於商業貿易 獎勵外地工匠移民雅典 提倡公民學習手工業技術 公元前594年 梭倫改革正式開始 當天雅典中心聚集了成千上萬的市民 梭倫大步登上位於廣場中央的講壇 靜止走到一個大木框前 用手一撥將架在木框上的木板翻轉過來 呈現在民衆眼前的便是改革後的法律條文 梭倫環谷四周以洪亮的聲音莊嚴宣佈 新法律即日開始實施 話音未落 掌聲雷動 歡呼聲四起 整個雅典引然成爲了一片歡騰的海洋 梭倫擴大了公民權利 讓普通民衆參與國家治理 同時設立了陪審法庭 讓權力重新迴歸法治 面對同樣的人地矛盾與階層衝突 雅典選擇了民主化的制度改革 斯巴達則以軍國主義作爲問題的回應 斯巴達全邦就是一個大軍營 斯巴達公民整體是一部時刻待命 富有效率的戰鬥機器 面對本邦土地糧食不足的問題 斯巴達人想到了兩個辦法 土地不夠 那就征伐 將鄰居的土地納爲己有 糧食不夠 那就奴役 將鄰居打服成奴隸 參與農業生產 從公元前八世紀開始 斯巴達人陸續征服拉克尼亞 美塞尼亞以及以及波羅奔尼薩半島的衆多城邦 鼎盛時 幾乎整個波羅奔尼薩半島都被斯巴達人征服 土地面積是同時期雅典的四倍大 被打服的鄰居幾乎全部降爲奴隸 有少部分人擁有自由身份 從全邦斯巴達人進行軍事訓練時 鄰居們承擔起農業生產的全部重負 爲斯巴達城邦貢獻了外邦人力量 但征服過來的外邦人 尤其是美塞尼亞人始終不肯完全屈服 人數又是斯巴達的七倍 找到機會就反攻 爲了鞏固對外征伐的戰果和對內統治 斯巴達不得不將自己改造成由職業士兵組成的軍國社會 並且對外邦奴隸和少量自由民實行無情的統治 但這一制度的代價也非常高昂 斯巴達兒童從小就接受了嚴格而殘酷的訓練 即使他們已經成年 這種訓練也不會鬆懈 爲了持續維持這種高度緊繃的軍事秩序 斯巴達人在公民內部刻意消除經濟差異 形成了一個高度統治化的平等人公社 所以斯巴達公民內部幾乎沒有貧富差異的問題 國家嚴格控制土地財產 在公民群裏內部實行平均分配 公民只能佔有土地出產 卻不能佔有土地 公民個人佔有的土地不能交換流通 公民必須把人生無條件的奉獻給國家 絕對服從上級 就像一群蜜蜂 孜孜不倦的使自己成爲整個社會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面對人力矛盾 貧富差距 雅典和斯巴達給出了不同的解決方案 前者嘗試通過改變制度調節社會矛盾 後者則通過軍事高壓強行壓制社會矛盾 改變制度是一種更好的出路嗎 也許是 所能的改革雖然免除了平民與農奴的債務 卻沒有將本邦土地進行重新分配 也沒有在貴族內部進行權力的有效轉合 所以在他離開雅典後的短短十年內 城邦內部的矛盾迅速激化 從公元前六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 雅典分化成三派 代表平原貴族利益的平原派 代表沿海地區新興工商業奴隸主的海岸派 代表山地貧窮牧民的山地派 儘管各派利益不同 但是神奇的是 各派的領袖無一例外都是貴族出身 派系鬥爭最終以武力決出勝負 公元前五四六年 必錫特拉圖領導的山地派奪取了政權 確立了建築統治 儘管其上臺的方式並不合法 但在統治期間 他並未推翻所能立法 反而在此基礎上推行了一系列有利於小農與工商業發展的政策 通過貸款扶持小農經濟 推動手工業發展 尤其是制草業 使雅典產品在西方市場上佔據主導地位 同時在外交上保持和平關係 爲經濟增長創造穩定環境 並藉助泛雅典節 九神節等公共儀式增強城邦認同 然而 建築統治內的矛盾性始終無法根除 一方面 他確實提升了平民的經濟與政治優待 另一方面 卻將最高權力長期壟斷於少數家族之手 必錫特拉圖去世後 其子西比亞斯逐漸走向高壓統治 最終在公元前五百一十年左右 被雅典人藉助斯巴達之力驅逐 儘管建築政治已失敗告終 但經過這一階段的洗禮 雅典社會已和蘇聯時代盼然有別 平民的力量與政治自覺顯著增強 而民主制度的進一步發展 也由此具備了現實基礎 雖然這一道路充滿反覆與道德 甚至一度藉助建築政治完成過渡 但正是在不斷失措之中 雅典完成了從貴族政治向民族政治的歷史轉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