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學—唐詩宋詞人文解讀 3 - 8 - 3-8 韓愈、柳宗元、劉禹錫之間的關係

講到這裡的時候呢 我順便要解剖一下 韓愈、柳宗陽和劉以熙這三個人之間的關係 我們可以通過韓愈的兩首詩來說這件事 就是韓愈的《永珍行》和韓愈的《劉子後墓誌敏》這兩篇文章 因為韓愈和柳宗陽、劉以熙在政治思想上始終存在著隔閡 韓愈對柳宗陽、劉以熙的文學成就應該說是逐步加以肯定的 但是韓愈和柳宗陽、劉以熙在人格上具有明顯的差異 韓愈坐於永珍陽陵 公元805年9月的赴江陵途中 記正王二十補缺、離十一、十一、離二十七陽外漢陵商學士這首詩歌 曾經追尋過自己被貶官陽商令的一個原因 其中特別提到說 韓愈以為自己貶官的原因是尚書嚴世 以及劉以熙、柳宗陽的洩密 他所善的這三個學士就是王陽、李健和李成 我們說韓愈在正陽十九年 公元803年就貶到陽商了 遠離朝端 永珍陽陵九月才以江陵 到了陽和陽陵已經造謊為國子見博士 而王蘇文集團以正陽二十一年 公元805年正月才開始執政 同年八月就已經徹底失敗了 因此說韓愈跟永珍革新其實不應發生關係 但是韓愈的詩本中卻有多篇涉及到永珍革新 而且對王蘇文集團是大肆的詆毀 正陽十九年前後 志在革新的王蘇文開始關注到玉石臺 當時玉石臺中層是武陽衡 監察玉石有劉宇熙、柳宗元、韓太、韓愈、李成等等 這一批人跟王蘇文集團都發生了或大或小 或正或反的關係 韓愈之所以沒有加入王蘇文集團 並對永珍革新頗多偏見 成為反對派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韓愈自恃自己是出身高門 門法觀念 使得他對於出身韓郡的東郎門士 不屑於跟他們搞合作 韓愈不是經常稱他是韓昌禮嗎? 昌禮特別要提自己的郡王 就說明我是出身高門 你們這些東郎門士都是出身韓門 所以我不屑於你們合作 第二韓愈的長兄韓惠 因為與元寨結黨 以至於身敗名裂 這件事情是發生在大禮十二年 公元777年 韓愈吸取了他的教訓 所以在永珍革新中就採取了保守的態度 第三是因為韓愈跟宦官的關係非常微妙 永珍革新前後 韓愈一直站在宦官據文珍一邊 而未嘗動搖過 增元年間 韓愈在董敬的宣武解渡時 做幕僚 做觀察推廣 當時據文珍就是監軍 可見兩個人的人事關係是非常好的 後來據文珍將要赴京師的時候 韓愈還作了一首詩 《宋汴州金軍據文珍序》 送給他 在這個詩裏面 有沖天盆赤闊 報國建王行這樣的語言 對據文珍是吹捧備至 這種吹捧顯然的是出於私心 光明韓愈還是出於自己仕途的考慮比較多 韓愈扁光是在增元19年 這是公元803年 而做這個永珍行的時候 已經過去三年了 這個時候韓愈重提舊樣 顯然的有幾個方面的考慮 哪些考慮呢 第一 這個詩的寫作時間是剛剛改揚永珍不久 而縣中即位 縣中即位之後 一反舊政 韓愈可能覺得這個時候有出土的希望 但是要想回朝 就必須得到縣中 也就是舊派人物的芳心 而要得到這些舊派人物的芳心 最簡便最有效的方法 應該是大罵永珍革新集團 第二 永珍改揚之後 最能夠接見唐信宗的人 是李承、李建、王雅三位漢名學士 其中李承是受王淞文集團排斥之人 因此在詩中特別提到 劉宇熙、劉忠陽這兩個人 我們說韓愈真是用心良苦 因為韓愈跟李承、劉忠陽、劉宇熙 在增元19年的時候 都曾經任過監察御史 其後分道揚鑣 這個時候李承是漢名學士 身居要職 韓愈寫詩寄給他 目的也是想通過他來眼見路光 所以他在詩中特別寫到 劉宇熙、劉忠陽 是想表明韓愈跟劉宇熙、劉忠陽 是劃清界線的 第三 韓愈在永增元年 赴江陵府法朝參軍 這個時候 劉宇熙由屯庭園外郎 貶連州刺史 在被貶的途中又改為蘭州司馬 經過江陵的時候 劉宇熙跟韓愈曾經相會過 這個時候劉宇熙是罪臣 那麼跟劉宇熙的交往 會產生一定的政治風險 所以韓愈這個時候寫詩 明顯的是要為自己洗刷清白 韓愈跟劉宇熙江陵相遇的時候 曾經當面說 以不幸相悲 你這個被貶是非常不幸 我感到很悲痛 但是到了他做永增行的時候 又背後指責 我們可以發現韓愈這個人 人品是不怎麼的表裡不一 第四個原因 是獻忠是為宦官所擁立而登基的 而韓愈跟宦官劇本中關係非常密切 所以這個時候韓愈寫這個詩 很顯然的有討好宦官的意圖 因此我們說 從韓愈寫的這首《永增行》 可以發現韓愈跟劉宇熙流動的 資金的關係是比較微妙的 我們再來看韓愈寫的另外一篇文章 就是《劉子後慕之名》 因為韓愈不是反對迎佛國 被貶到曹州嗎 其實後來過了一年 元和十五年 韓愈又被諒以元州 劉子後慕之名 就是韓愈在諒以元州 元州就是今天江西宜春赤石 在這個地方赤石的時候寫的 韓愈在寄劉子後文裡面說 凡今之交 光是厚薄 與其可保 能承子託 非我之子 直使命我 也就是說什麼呢 我不是真心要給柳宗陽寫慕之名 但是你命我 我也沒辦法 可見韓愈自己也沒有把柳宗陽 看作是知己 所以劉雨昕請求韓愈為柳宗陽撞寫慕之名 對韓愈來說是一件非常尷尬的事情 不過韓愈中間是寫了 劉子後慕之名主要寫柳宗陽的三個方面 前面寫政事 中間寫友情 最後寫文學 在寫政事方面 韓愈對柳宗陽的政治活動是一概否定 在這篇文章裡面 韓愈有一段有名的感慨 他說 今日闢氣 是生時不相背負 真若可信 一旦靈曉利害 僅如毛髮筆 凡寅若不相識 若性僅不依寅手舊 凡幾知又下十焉者 皆是也 此以情受以抵所不忍為 而其人自是以謂得濟 焚止後之分 亦可以少愧 這段文字對世道人情剖析 可謂鞭沛陸離 但是我說 這種人生感慨 似乎不應出於韓愈之手 為什麼呢? 因為韓愈所批評的這種現象 正是他自己所作所為 元和十二年十二月 韓愈隨裴渡去平定淮西 回朝之後 因為功勞受刑不釋 可謂大權在握 第二年正月還大赦 劉雨昕就上書 請他施予援手 韓愈沒有絲毫反應 到了長清二年 公元822年 劉雨昕任奎州刺史 赴任途中 寫詩寄給任兵部司長的韓愈 和中書社人的白居易 但也沒有什麼結果 由此可見 若現今不應援手救的人 非韓愈而誰啊? 正是你韓愈嗎? 還有 韓愈寫《永徵行》的時候 劉雨昕、劉仲元正在被貶 一月之中 有掌權的朝臣貶為刺史 再貶為司馬 政治打擊異常巨大 這個時候如果能夠給予安慰 這不是作為舊友應該做的事情嗎? 可是呢 劉雨昕赴任途中 專門敗會韓愈 與其舊日同在分縣之故 可是此時韓愈不但不加以同情 反而寫《永徵行》來謾罵他們 這不就是反己知而又下使焉 又是什麼呢? 韓愈不就是做弱己下使的事嗎? 所以我們說韓愈啊 雖然位列唐宋八大家之士 聞其八代之孫 在人體方面的的確確也有很多的不足 所以我們說貶責固然是人生不如意之事 但唐代這些文人的貶責客觀上也造就了南方文學的繁榮 也映射出有一些文士的內心的陰暗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