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聲書《士與中國文化》解讀，著名史學家余英時分析中國士人階層特質

歡迎大家來到智慧解讀 你的訂閱、點贊、收藏和轉發是我創作的最大動力 儘量做到每兩天一更 感謝大家的支持和信任 這期音頻解讀的是《世與中國文化》 這本書呢 是對中國當代學術界、知識界影響很大的一本書 那也可以說是一本 關於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國文化的經典必圖之作 作者呢 他是著名的旅美華人歷史學家余英時 這本書大約是六十萬字 我呢會用大約三十分鐘爲你講述書中精髓 中國傳統社會中的一個特殊階層 世階層的興起、演變的歷史過程 以及世人與中國文化的關係 中國古代有許多關於世的格言成語 你比如說 世之於道 世不可以不弘易 任重而道遠 世當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 那從這些話當中就可以聽得出來 世是一個特殊的羣體 它們身上承載着中國傳統文化一種獨特的精神氣質 可以說世的歷史文化特質 它是理解中國文化精髓的一把金鑰匙 不僅如此呢 五四以來一批接受過現代教育的新知識分子 還是把世作爲是自己的文化祖先 視其爲古代的知識分子 試圖要從世的身上找到自己的文化根源 因此呢 近百年來 知識界關於世的研究時常會成爲熱點 早在民國期間 關於世與知識分子的研究著作就已經出現了 比如費孝通、吳晗等 論紳士、論知識階層的一系列著作 但是新中國成立之後呢 大陸的歷史研究者 把主要的着眼點轉向了階級鬥爭史 社會形態史的研究上 幾乎沒有人再去關注知識分子與知識分子史的研究 一直到文革結束 社會對於知識分子才逐漸有了重新認識的條件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 知識界迎來了改革開放之後文化反思的熱潮 一方面放眼世界現代化全球化的衝擊 讓一部分知識分子深受刺激 另一方面 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迅速崛起 又讓人們對東亞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 產生了豐富的想象 全盤西化論、儒學復興論、西體中庸論 這些關於文化走向的爭論 一時成爲了知識界聚焦的中心 那也就是在那一場文化熱的浪潮之中 《詩與中國文化》於1987年在國內首次出版 引起了讀書界的廣泛關注和熱議 書中內容恰好呼應了文化熱中提出的衆多問題 爲我們認識中國文化打開了一扇重要的新窗口 本書的第一版共收錄了八篇論文 2003年再版時又增加了四篇論文一篇附錄 這便是現在讀者最常見到的版本了 那關於《詩與知識分子》的早期研究 但是《詩與中國文化》跟這些研究不同 這本書引入了文化史思想史的視角 特別強調了世人精神在人文層面的歷史與現實價值 作者梳理了不同時期世人外在形態的歷史演變 同時也展示了世人已冠之的那種精神品質 也就是對道的不懈追求 對建立理想政治社會秩序的不懈追求 以及世人在權力面前表現出的自重 這本書對於國內後來興起的知識分子研究熱度影響極大 本書作者於英時出生於1930年 他原本出生在天津 但是抗戰爆發之後被迫回到家鄉農村 抗戰八年 他在鄉村中也生活了八年多 當時的中國鄉村與現代世界幾乎是隔絕的 鄉村的生活秩序完全是儒家倫理維繫下的宗族自治 沒有電燈自來水汽車 也沒有現代式的學校 已經開始上小學的於英時在鄉間不得不轉入私塾 於英時後來常說 人類學家強調文化研究必須身臨其境和親自參與 我的鄉居就是一個長期的參與過程 這一段生活體驗使他對中國傳統文化 有了生動而有直觀的認識 後來於英時在香港求學 師從錢穆先生 錢穆是著名的歷史學家 同時也是中國文化的堅定維護者 他有着強烈的文化使命感 一生爲故國招魂 他後半生生活在香港臺灣 始終保持對中國文化的認同 並且終身致力於中國文化研究 錢穆的代表作是系統產發 中國歷史和文化發展脈絡的名著《國史大綱》 於英時曾經用一個專門的筆記本 去摘抄《國史大綱》中的重要觀點 並不斷地向老師請教 令他記憶深刻的是 錢穆先生對待學問的開放態度 老師告訴他說 你的筆記本最好留下一半空白 將來讀到別人不同的見解 可以寫在空白處 以便進行比較和進一步的研究 於英時對此是念念不忘的 他曾說 錢先生是對他學術上影響最大最深的一位老師 於英時研究世與知識分子的第一篇論文 發表於1956年 此後不斷地有著作問世 他的研究貫通古今 對古代世人和現代知識分子都有過專論 他的學術成就得到了海內外學界的廣泛認可 並且獲得了有人文領域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 今年又獲得國際學術大獎唐獎 於英時的史學研究事業很廣泛 但他曾經說過 關於世與知識分子的研究 是他至始生涯的一個重點 好了 介紹完這本書的基本情況和作者概況 那麼下面呢 我就來爲你詳細地講述書中的重點內容 書中涉及的內容啊 從春秋戰國一直到晚清 縱貫兩千多年的歷史 在這兒呢 我們不必逐篇展開 在我看來呢 本書收錄的十幾篇文章主要是討論了三個問題 第一 作爲中國古代的知識階層 士階層是怎樣興起的 第二 中國士階層的特點是什麼 第三 士階層在歷史上的發展演變是怎樣的 好了 下面呢 我們進入到第一個問題 士階層或者說中國古代知識階層 是怎樣興起的 前面咱們說過呀 古寺以來關於士的研究就是中國知識界關注的一個熱點 這主要因爲這個問題對於中國知識分子來說 那是有着對於自身歷史淵源進行尋根的意義 早期有些學者從古文字學的角度去解釋士的起源 比如呢 有人認爲士字與國王的王字同源 都像一個拱手端坐的人 說明士與政治禮儀有關 有的人認爲士字的形狀像一柄戰俘 說明士與戰爭有關 也有人認爲士字像和苗插到土地裏 說明士與農業相關 還有人認爲士與士勤的士字同源 表示士是做事務性工作的中下層官吏 但是余英時認爲用文字學來解釋士的起源 只能說明在非常古遠的時代士字的意思 而本書所要討論的是 作爲中國古代知識階層的士是怎樣興起的 它的背景是什麼 對此余英時從社會變革和思想變革這兩個層面進行了分析 先從社會變革的角度來看 周代社會原本它是一個金字塔式的結構 塔尖是周天子 下面依次是諸侯、卿、大夫和士 他們都屬於士習貴族 其中士的等級最低 在士階層的下面就是庶人、工匠、商人、奴隸 這個社會結構原本非常穩固 可是到了春秋戰國時代 戰爭內亂不斷 原有的社會結構發生了鉅變 一部分沒落貴族從舊的等級體制當中遊離出來 同時一部分庶民通過不同的途徑從社會下層浮上去 士階層恰恰處在上下浮沉的交匯處 人數大大增加 孔子的弟子當中 顏回出身舊貴族 曾深來自於庶人之家 雖然出身不一樣 但是他們都是典型的士 那此時的這個士啊 就不能再通過血緣關係獲得貴族身份 而是成爲了士、農、工、商這四種平民當中的一種 士人要通過求學獲得參與政治的機會 他們以此爲職業 也就是所謂學而優則士 各諸侯國爲了爭霸的需要 對於這種學有所長的職業官僚需求量大大的增加 這就是古代知識階層士階層興起的社會背景 不過呢光從社會變遷的角度來講 還不足以把問題說透 也不足以說明士文化能夠延續兩千餘年的原因在哪 解釋這個問題 正是士與中國文化這本書的一個重點 余英時指出 現代人之所以把士當作古代的知識階層 主要是因爲他們擁有了知識 因此呢必須從思想變革的文化層面 來探究士階層興起的原因 在這兒 他引用了西方學者提出的概念 哲學的突破 他是指公元前一千年到公元元年期間 在希臘 以色列 印度和中國這四大古代文明 原有的社會文化秩序被打破了 出現了一批哲人努力的尋求新的突破 他們擺脫了舊式的迷信和巫術文化 改用一種新的理念 新的信仰來理解宇宙 理解自然 理解天與人的關係 比如說在希臘 湧現出像蘇格拉底 柏拉圖 亞里士多德等一批哲學家 他們不再以神話的方式來解釋世界 而是提出現象世界之外存在一個理念世界 一切本質規律都出自理念 在以色列出現了一批先知 他們明確了上帝爲造物主這一信仰 把世界分爲上帝的天國和上帝創造的人士 提出人類應該推行上帝的意志 在印度也出現了他們的聖賢和佛陀 出現了奧義書哲學和佛教哲學 提出夜報和輪迴的觀念 認爲現實世界是虛幻的 苦難的 彼岸世界纔是真實的美好的 這些新出現的思想信仰 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對後世影響深遠 這就是所謂哲學的突破 在此之前 各大文明的知識系統還處在 巫術 迷信 神話的氛圍之中 在此之後 相對獨立的知識階層才得以出現 那麼這種情況同樣出現在了中國 春秋戰國時期也出現了舊文化系統的崩潰 也就是所謂的禮崩樂壞 傳統的禮樂文化 到了此時已經被認爲是虛僞的形式 不再被人們真心去遵守 爲了克服弊端 諸子百家紛紛提出了 對世界對社會秩序的新認識 有一些對禮樂文化的意義 做出了新的解釋 有些則要徹底批判 拋棄禮樂文化 雖然他們的理論各有不同 但是他們大多使用了道這個概念 把是否符合道當作新的評價標準 比如說儒家把仁義作爲君子之道 道家把自然作爲天地之道 墨子明確提出要遵守先王之道 法家韓非子也專門注有守道天 並且承認道是萬物之始萬物之源 莊子天下篇用道術將爲天下列 來描述百家爭名各抒己見的現象 所謂道術將爲天下列 就是說天下各家 分別論述自己對道的理解 這就好像是把道這一個概念 變得四分五裂了 這是對戰國以來學派林立現象的生動的描述 儘管各家闡釋的道內涵不一樣 但他們都選用了道這個概念 與希臘哲學家的理想國 以色列先知的天國 印度哲人的彼岸世界相似 中國諸子各家的道 也描繪了超越現實的理想化的秩序準則 對道的不懈追求 恰恰是新興的世界層秉持的價值理念 孔子說 視之於道 以道自認 正是強調了這一點 余英時認爲 正是由於明確了對於道的追求 視階層的興起 才具有了深刻的思想基礎 也因此視文化才得以長久的延續 這就是視階層興起的社會背景和思想基礎 那麼在這種背景之下 出現和發展的視有什麼特點呢 中西方古代的知識階層又有什麼區別呢 這就是我們要說的第二個問題 在西方學術界 一般認爲現代知識分子應該具有兩個特徵 一方面是有自己的專業知識 在某一領域內是專家 另一方面是要關心公共事務 做社會的良心 這種關注現實 關注社會的知識分子是近代以後纔出現的 馬克思有一句名言 說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 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余英時認爲 這句話恰好點出了西方現代知識分子 和古代知識人之間的分歧 在西方 古代知識人只是專注於解釋世界 而現代知識分子纔開始投身於改變世界 然而在中國情況恰恰相反 中國古代的知識人士最關注的就是改變世界 前面講到古代四大文明的哲學突破 余英時在引用這一理論的同時 又做了進一步的發揮 他指出 哲學突破後 各大文明的哲人都提出了理想世界的概念 但是如何認識理想世界與現實世界之間的關係 中國與其他三大文明有所不同 在希臘 以色列和印度 哲人們認爲 理想世界與現實世界兩者是一分爲二相互對立的 比如希臘哲學家提出 理念世界纔是真實的 而人們生活的現象世界 不過是理念世界不完美的複製品 在以色列 天國與人間是尖銳對立的兩個世界 在印度的奧義書 哲學和佛教教義中 此生被認爲是虛幻的 是無常輪迴的苦海 彼岸纔是永恆的極樂世界 那麼這種將現實世界與理念世界一分爲二的現象 余英時稱之爲外在超越 相比之下 中國的哲學突破則是以內在超越的形式實現的 這是什麼意思呢 中國哲學中的道與現實生活中 並不截然分離相互對立 而是不及不離的 這就是中庸中說的道不遠人 意思是說呀 道與現實生活是不可以分割的 即使是最超脫的道家著作 莊子也有人世間這樣的 不僅關注人間 而且關注政治的篇章 因此呢 著名歷史學家司馬遷的父親司馬旦說 福陰陽如墨明法道德 此物爲政治者也 這句話意思是說 各家各派思想都是圍繞着現實政治展開的 中國的思想家不太關注彼岸世界 也缺少那種試圖解釋世界的思辨傳統 他們秉持超越現實的價值理念 但關注點在於用道去改造現實世界 便無道爲有道 這一特徵不僅表現在先秦諸子那裏 也體現在中國後世的宗教中 就連佛教在傳入中國之後 也變得更關注現實了 這就是余英時所說的內在超越 外在超越與內在超越的區別 導致了中西方古代知識階層截然不同的價值取向 在其他古代文明裏 哲人們對解釋永恆不變的理念世界更感興趣 認爲改變紛亂的現實世界是不值得注意的 因此呢 西方古代哲人往往重理論而輕實踐 並且說上帝的歸上帝 凱撒的歸凱撒 一直到啓蒙運動以後 西方現代知識分子纔開始關注俗事 關注現實 逐漸承擔起社會良心的責任 而在中國呢 由於道與現實世界是不及不離的狀態 以追求道作爲自身使命的世人 從來都以改變世界爲己任 在他們看來 追求道最主要就是要在現實世界裏參與政治 也就是要治國平天下 自古以來 不管是歸上帝管的還是歸凱撒管的 放在中國 世人都要參與進去 這就是中國士階層的特點 好了 那既然中國士階層有這樣的特點 那麼在兩千多年的歷史當中 這個階層它是怎麼樣去發展演變的呢 這個問題佔據了這本書的大部分的篇幅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就來詳細的解釋這個問題 余英時在本書裏分別研究了 各個不同歷史時期 世人的面貌 比如戰國的尤氏 兩漢的頓氏 魏晉的明氏與世家大族 宋代的士大夫 明清的士商等 戰國的尤氏 它是世界層最初興起時的形態 尤氏的尤呢 是遊走的意思 當時的世人來自沒落的貴族和上進的庶民 他們沒有固定的經濟基礎 遊走於各國君主與權臣門下 在列國爭雄的局面下 出現了君主禮賢下士 權臣私門養客的現象 那進入秦漢之後 大一統政權建立 四方遊走的士 被視作一股不穩定的離心力量 於是呢 朝廷出現了禁止民間講學 禁止外出遊學的法令 尤氏呢 就逐漸的減少了 此時 荀吏成爲了士精神的一個代表 荀吏的荀呢 是尊荀的荀 吏是官吏的吏 荀吏是指善於治理地方 教化民俗的官員 我們都知道 儒學在漢武帝以後 成爲了中國的主流思想 不過呢 余英時指出 西漢時儒學的真正影響 並不在中央政治 而是在文化社會範疇 儒學發揮作用 是一個前移默化的過程 無形重於有形 民間過於朝廷 風俗多於制度 荀吏呢 就代表了儒學以德治國的精神 他們不僅治理地方發展經濟 而且教化民衆 把禮樂文化注入民間 將中原的生活方式 傳播到了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 不斷地在擴大 中國文化的影響範圍 那同樣也是在漢代 士階層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 吳庚尤士轉變爲 具有深厚社會經濟基礎的士大夫 士大夫這個名詞古已有之 大夫與士本來是貴族的最下兩層 不過隨着時代的發展 詞語的含義發生了變化 於英時認爲 至少到東漢政權建立前後 士大夫已經成爲了一種 新社會階層的稱謂 士大夫階層包括由士人形成的士族 還有大姓官僚豪強等 漢光武帝劉秀 就是依靠這一階層的支持取得了政權 而後來呢 也是因爲 對皇權與士大夫階層之間失去了協調 東漢王朝最終還是走向滅亡 東漢開始 士人的羣體意識逐漸的覺醒 東漢中期以後 政局混亂 外戚宦官輪流當權 在激烈的政治鬥爭當中 士大夫的領袖以天下封教是非爲己任 那也就是說 他們把引領和改善社會道德風氣 作爲了自己的責任 這種擔當精神 上承先秦 下開宋明 影響深遠 這時呢 士人羣體啊 還出現了交由結黨的風向 也就是 有了爲政治訴求聯合起來的士人羣體 志同道合 是士人羣體形成的基礎 同志這個詞呢 也是在當時盛行起來的 通過交由結黨 士人羣體的政治影響力得到了提升 成爲了與外戚宦官並立的 另外一支左右政局的力量 隨着士人羣體力量的上升 一部分士人呢 開始世代爲官 到魏晉以後 逐漸的發展成了所謂的士家大族 在東漢 士人的個體意識也開始逐漸的覺醒 出現了上明傑的風氣 也就是非常崇尚重視名譽和節操 不過呢 越是發展到後來 士人羣體里名不副實 欺世盜名的行爲 就越來越多 這種局面最終導致了漢末魏晉時期 講求君臣綱常家族倫理的儒家名教 出現了危機 在這一輪 禮崩樂壞當中 士人羣體有了新的變化 出現了雞糠軟雞爲代表的名士 用個性解放來反抗現實政治 他們縱酒放歌 故意做出種種不合禮教的放蕩行爲 發表反對禮教的言論 其實呢 這是他們對於黑暗政治的反諷 是在表達對那些滿口仁義道德 實際心懷鬼胎的權臣的不滿 可以說崇尚真情 反對虛僞 是這一時期士人精神的體現 余英時早期的研究啊 主要集中在魏晉以前 《士與中國文化》這本書當中呢 沒有關於南北朝到隋唐時期士人狀況的論述 不過呢 在本書的引言當中 余英時指出 在動盪戰亂時期 中國處於孔子救不得爲佛陀救得的局面 也就是說 教化的大任已從儒家轉入佛家的手中 這個時期的佛教高僧實際上體現的正是士的精神 到了隋唐時代 除佛教徒外 詩人、文士如杜甫、韓玉、柳宗元、白居易 更足以代表當時社會的良心 余英時曾經表示 自己最近幾年在對唐代詩人和禪僧做專門研究 但由於年事已高 研究進度不可能很快 目前呢 我們還沒有見到他的最新成果 宋代其實它是余英時後期研究的一個重點 在本書新版當中收錄了他的成果 他指出 士大夫的政治文化在宋代實現了復興 宋人宗時范仲淹倡導 以天下爲己任和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 獲得普遍而熱烈的迴響 此後呢 出現了一個突破性的大原則 就是皇帝必須與士大夫共同商定國家大事 正是在這一原則之下 王安石才接受了宋神宗的變法大任 同樣的 與皇帝共治天下 在南宋依然是士大夫們的心中夢想 以朱熹爲代表的理學家之所以要探討 心、性、理、氣這些問題 它並不是針對普通民衆 而是希望皇帝提高道德修養 皇帝的道德修養高了 那士大夫們也好與賢明的君主一起 去建立新的政治秩序 對於明清時期士商河流現象 是余英時研究的又一個重點 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有這樣一個觀點 說中國宗教倫理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產生 余英時嘗試回應這個問題 他指出 唐代中期以後 無論是儒、士、道各家思想 都向着更加入世 更加世俗化的方向發展 並不存在阻礙資本主義產生的問題 特別是在明代 隨着市場經濟迅速擴張 許多科舉無望的讀書人都下海經商去了 形成了一個士商河流的社會 王陽明對這一新的社會變化十分敏感 因此提出了士農工商 雖然職業不同 但道是相通的 他說 商人隨中日做買賣 不害其成聖成賢 這是王陽明對於商人的鼓勵 因爲商人在中國古代的社會地位是很卑下的 王陽明希望他們不要自卑 只要投身到聖賢的事業中來 同樣可以成聖成賢 事實上 在明清時期 隨着市與商的河流 商人們確實承擔起一大部分 以前專屬於士大夫的社會責任 比如編寫族譜 修建宗祠 辦理書院寺廟 修繕道路橋樑等等 並且產生了受儒家道德影響的商人精神 儒商文化 本書討論的市與中國文化 時間下限是晚清 書中以曾國藩爲例 探討了中國的士大夫之學與專家之學的區別 曾國藩曾經對子弟們說 自己生平讀書百無一成 但對於古人治學的途徑 卻已經窺見其大 之所以說百無一成 是因爲他沒有對考據之學 詞章之學等進行專家式的鑽研 而說窺見其大呢 則是因爲他已經對各類學問 有了整體性的通識認知 余英時認爲 曾國藩說的士大夫之學 與西方人文主義通識教育有着相似之處 中國傳統的士大夫 並不追求成爲某一領域的專家 而是力求通過治學培養自己的人格 獲得對道的體悟 雖然現在士大夫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了 但是現代公民仍然離不開通識 好了 說到這兒呢 《士與中國文化》的這本書的主要觀點 就爲你分享完了 回顧一下 我們一共講到了三個主要問題 首先我們說到了 士階層興起的背景 是春秋戰國之際的社會思想大變革 隨着戰爭與動盪 士從一個社會等級變成一種職業身份 士人們通過求學獲得參與政治的機會 隨着各諸侯國爭霸的需要 對這種學有所長的職業官僚需求量大大增加 這是士階層興起的社會背景 在討論士階層興起的思想背景的時候 余英時引用了哲學的突破這一概念 提出中國思想中的道 與希臘的理想國 以色列的天國 印度的彼岸世界有了相似之處 是一種超越舊文化的新理想 新價值 對道的追求是士階層興起的思想基礎 其次我們說到了 中國的士與西方古代知識階層的一同 中國的道與現實世界並不是一分爲二的 而是不及不離的 因此 相比其他文明中 上帝的歸上帝 凱撒的歸凱撒 中國的士更加關注現實世界 上帝的士 凱撒的士都要管 他們的理想是以道爲標準 重建現實中的政治秩序 社會秩序 在這一點上 中國的士與現代知識分子有着相通之處 最後我們說到了 士階層在兩千多年曆史中的發展演變 在不同時代 士表現爲不同形態 比如戰國的尤士 兩漢的巡禮 魏晉的明士 士卒 宋代的士大夫 明清的士商等 源源流長的士人傳統 雖然不斷變化 但是呢 士人身上有一股精神 是一以貫之的 他們處在道統與正統之間 一方面對道保持不懈的追求 一方面關心並且投身到政治社會的秩序建構之中 並且士人將修身作爲治國平天下的前提 努力在政治權利面前保持自重 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余英時曾說 士是中國史上的一條動脈 這是很有道理的 雖然到了現代 傳統的士一去不復返了 但是呢 士的靈魂仍然以種種方式 或深或淺地纏繞在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身上 五四時代知識分子追求的是民主與科學 雖然追求的目標不同 但是呢 如果從行爲模式上做深入的觀察 他們仍然有着士以天下爲己任的流風餘韻 美國學者邁克爾·沃爾澤 對中國二十世紀知識分子進行觀察之後發現 中國知識分子把許多現代價值的實現 包括公平民主法治等 看成是他們獨有的責任 這是和美國大相徑庭的 在美國 甚至整個西方 這些價值的追求是大家的事 知識分子並不比別人應該承擔更大的責任 他推斷 這一定是和中國士大夫的傳統有關 余英時認爲 沃爾澤完全猜對了 正如我們開頭時所說的 中國的新知識分子自己也常常把士作爲文化祖先 因此呢 關於士的探討也就具有了一種尋根的意義 也正是因爲這個原因 士與中國文化這本書出版以來 一直受到知識界的廣泛關注 時至今日 這本書仍然是瞭解中國知識分子 瞭解中國文化的一本必讀書 其實呢 余英時對現代知識分子也有着不少深入研究 我呢 會在今後的說書裏面繼續的跟你分享 好了 本書的解讀就到這裏 記得訂閱並打開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更新哦 恭喜你又聽完了一本書